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自幼出身贫寒，学业优异，早年接受大革命洗礼。1926年5月入团，1928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起任陕甘宁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西北同党校校长、绥德地委书记兼独一旅政委等。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周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全国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等。
　　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三原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三师学潮”，①被国民党当局关押，15岁铁窗入党。出狱后接受中共地下陕西省委指示，年仅17岁只身赴国民党军队搞“兵运”工作，19岁就参与策划、组织、发动并领导了震惊西北的“两当兵变”。②随后与刘志丹等中共早期革命家几经百折千难，浴血奋战，创建了渭北、照金、陕甘边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20岁起即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红军落脚陕甘苏区，党中央及时纠正了错误“肃反”，习仲勋等一批干部才在错误“肃反”者的牢狱中被解救出来。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从而得以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全国胜利的新的出发点。
　　自1936年2月至1943年初，习仲勋受命党中央担任关中分区党政军首长，为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南大门以及开拓新的革命根据地，两下关中，西征曲环，光荣而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艰巨的历史使命。
　　中共中央西北局对坚持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精神，领导经济建设、抓大生产运动成绩卓著的22名干部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并给以奖励，而且毛泽东为每个人都在奖状上题了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给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作为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者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坚决执行党在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结交党外朋友，兴办教育，发展党的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反摩擦”，发动群众积极生产，为边区输送大量的干部、子弟兵和军粮。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中分区不但为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保卫坚守着南大门，而且为壮大边区的革命和建设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习仲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党的组织，进行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在团结斗争中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群众凝成了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历史证明，他把人民群众看得高于一切，他把实事求视为党的生命，他在领导岗位上和实际工作中始终自觉地践行着“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一、一下关中，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
　　习仲勋善于团结各阶层人士，注意从不同意见中了解民情，体察民意。他们每到一村，见了老人就问候，坐到一起，从种地说到生活，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就像一家人。习仲勋为开创陕甘革命根据地呕心沥血，他在关中、陕甘边影响极深，很有号召力，这里的人民群众非常爱戴这位年轻有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6年2月，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日理万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了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力量，代表党中央分派习仲勋到关中苏区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并带领一批干部前往，协助关中特委迅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旨在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逼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
　　习仲勋到达关中分区后，便扎实地做起了群众工作，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他根据中央精神和当地实际情况，着手纠正执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偏差。
　　他发现当时在土地政策上侵犯了中农利益，在经济政策上没收了商人的一些东西，加之“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政策，造成关中苏区群众的相当恐慌，对外则形成赤白对立。党中央到陕北后，对错误政策进行了纠正，但由于干部不能很好地掌握政策，把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又退回给地主，这在执行土地政策上又犯了右的倾向，使分到土地的贫雇农感到地权的不稳定，对革命发生了怀疑。
　　于是又进行第三次土地重新调整，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进行平均分配土地，这样做又引起人口少而已经多分了土地的贫农的不满。中农因为自己原有土地而又得不到分配的土地，同样对革命发生怀疑。
　　习仲勋根据深入调查了解的情况，认为这时争取中农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随即抓紧时机在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进行了一部分的调整，稳定了群众情绪，加强了苏维埃政权基础。
　　此时，国民党东北军以11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发动全面“围剿”，致使调整土地的政策没有彻底在关中苏区实行。
　　关中苏区的革命运动这时也处于非常困难之际，关中特区撤销，另由习仲勋、唐洪澄、汪锋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唐洪澄同志不日坚决要求回中央了)。到了4月，主力部队和关中特委撤出关中苏区。撤出前，经特委决定，以习仲勋为书记成立关中工委，坚持苏区工作。
　　习仲勋和秦善秀带领赵铁娃游击队进行了庙底战斗和永和镇战斗，打垮了反动民团，枪决了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反动镇长姚秉辉。姚录辉被枪毙后，新正县苏维埃政府在永和镇和正宁县到处贴上了枪毙姚秉辉的布告。警告那些作恶多端的国民党地方官吏应改恶从善，不得欺压百姓。一些坏人看后纷纷逃窜，有些未逃的也主动和边区政府联系，愿意为区乡政府做好事。
　　习仲勋领导关中军民向敌伪政权发起进攻、主动收复失地，扩大边区，在苏区扎实细致地落实党的土地政策，唤起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虽然白区与苏区的斗争残酷异常，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等被国民党军杀害，但人民群众始终站在革命方面。
　　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随红军大部队发动西征战役，扩大革命根据地，关中人民依然支持关中临时特委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
　　二、建立环县新政权，让人民安居乐业
　　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来到南梁，他深入贫苦农民中访贫问苦，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各种群众团体。一天，侦察员报告说，环县土匪赵老五一伙在苟家原一带抢劫，习仲勋立即派游击队出发，前往苟家原解救乡亲们。中午，游击队与这伙土匪遭遇在苟家原的一个崾岘，游击队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当场打死打伤几名土匪，其他匪众逃跑。这件事在当地群众中传开后，老百姓对共产党和游击队有了更深的了解，乡亲们争着为游击队送粮做饭。后来，习仲勋还把当地积极分子李凤存家作为陕甘边根据地的一个联络点，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向北扩展到环江两岸。
　　在红军西征以前，习仲勋就在八珠原一带进行过革命活动，有群众拥护的坚实基础，西征红军前敌指挥部即安排习仲勋到当地工作团，解决部队供给问题。当时，在环县一带的西征红军将士达1万多人，征粮任务十分艰巨。习仲勋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群众为部队筹集粮草，还打了黄老四、贺廷炎等几家土豪，除保证部队供给外，其余都分给了当地贫困群众。
　　由于八珠原附近几家石磨和米碾子数量有限，磨面碾米的工作量很大，为了保证部队的粮食供给，习仲勋把八珠原一带的石碾子和石磨都集中到一块儿，指派专人日夜不停地磨面碾米，工作效率迅速提高。在习仲勋的亲自组织动员下，粮食和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为红军继续西征有力地保障了供给。
　　红军西征总指挥彭德怀知道了这一情况，十分高兴，赞扬习仲勋是红军合格的“催粮官”。
　　习仲勋在半个世纪以后回忆说，六月，随西征野战军到曲子镇，先担任曲环工委书记，后改任环县县委书记。陕甘宁省委书记为李富春。打开曲子，把马鸿逵部最能打仗的骑兵旅旅长“野骡子”(冶成章)活捉了。冶成章是个大个子，带伤以后，给以优待，从河连湾用乐队迎送，由老百姓用担架抬回宁夏。他从此便脱离了马家军，对党在回民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以习仲勋为书记的环县工委对待冶成章和俘获官兵的统战政策与党中央当时处理这一问题的策略不谋而合。毛泽东、周恩来也电示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要特别优待冶旅长，治好伤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回宁夏。
　　习仲勋任曲环工委书记，负责新解放的曲子、环县以南一带地方工作，他同随军干部白鹤桐、马兆祥、贺德胜投入到地方工作中，走乡串户，宣传革命道理，积极发展党员，开展土地革命。他们通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和发展李凤存、李万林、刘富成、慕元善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成为曲子县第一批农民党员。
　　不久，新成立的环县县委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将组织机构健全起来，县委下辖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工会、青年部、妇女部。同时，环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占奎担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环县工作仅两个月的习仲勋，深入到南湫乡一带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行，发动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废除保甲制度，没收地主恶霸土地财产，分给劳苦大众。
　　由于土地问题关系到广大穷苦农民的切身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时，习仲勋时刻牢记党的政策，既能按照党的相关政策法令开展工作，又能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准确把握，不断地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一碗水端平，受到了干部群众的称赞和敬佩。
　　习仲勋领导县委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据《环县志》记载：“在省委领导下，当时之环县、曲子、固北县靠陕甘苏区，和部队党自上而下建立起县委、区委。时中共曲、环两县委积极发展党员。环县由县委书记习仲勋介绍和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有耿荣昌、耿荣华、杨满川、杨富川、陈汉邦、张德仁、张德禄、张应孝。稍后，环县建立了6个区党委，39个乡支部。”
　　环县的革命局面迅速地打开了，党的组织在环县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
　　环县地处甘肃宁夏边界之交，时有土匪、哥老会等几十股数百人的反动势力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相勾结，骚扰破坏新生政权和群众生活。为了捍卫新政权和保护群众的安宁，习仲勋要求加强县委军事部和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的力量，设立了警卫队；组建起环县、洪德、胡家洞子3个区游击队，发展队员40多人，配备长短枪30余支。多数乡、村还成立起自卫军、赤卫队。习仲勋组织和领导群众武装力量有效地遏制和打击了反动势力，保卫了人民民主政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党和人民群众真正凝成了一种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程中，习仲勋做工作从不浮在面上，总是和人民群众保持着亲密关系。当时洪德街上有位药铺掌柜叫梁松山，为人厚道，结交广泛，习仲勋很快和他建立了联系，借其行医卖药之便，为县委、县政府收集情报。当年在环县县委妇女部工作的郝明珠回忆道：“那时由于大军西进，环县的形势异常严峻复杂。仅县委就被哥老会包围过好几次。有时我们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当时可靠的还是群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给站岗放哨。”③
　　习仲勋常常对县委工作人员讲，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群众打成一片，亲自帮助群众种地、打碾粮食、打扫院子、修房子等，慢慢就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搞好团结。一次，洪德街一户姓梁的贫农家娶儿媳妇，由于当时这里文化落后，群众中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很少，写对联总要到几十里外的镇上请人代写。有人就建议去请县委书记写，于是，梁家人便拿了红纸来找习仲勋，习仲勋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很快写出了五副对联，他还把新婚夫妇的名字巧妙地加到了洞房门上贴的那副对联里，成了一副“嵌字联”。他平易近人，凡是老百姓托付的事情他都会热心、认真地办好，从不敷衍推诿。慢慢地“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县委、政府是咱们老百姓的衙门”等好评就在当地传扬开来，群众都愿意并且积极地前来帮助开展工作，群众和干部们关系逐渐融洽起来，工作慢慢就好开展了。
　　为了确保革命成功，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他对保存革命实力、壮大革命队伍非常重视，对革命同志和群众十分关心，经常问寒问苦，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他和周边乡村的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以至许多年以后，环县人民仍然十分想念他。许明仁、耿荣昌等人一直念叨：“他可是个好人!”当年任洪德乡贫协主席的苟广德老人经常向人讲起习仲勋背他的故事。原来，习伸勋和苟广德一块下乡搞工作，傍晚时分，苟广德不慎扭伤了腿脚，疼得无法行走，习仲勋把苟广德一直背到家里。每当忆及此事，苟广德老人总会无不感慨地说：“这在旧社会，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哪有县老爷背老百姓的呀?还是新社会好，共产党好啊!”还有一次，县委一名通讯员病情严重，习仲勋看他身体十分虚弱，亲自到街上给他抓药熬煎并喂他服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但是，在生死存亡的阶级较量中，新开拓的革命根据地，新生的革命政权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那时，县委、县苏维埃政府还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为免遭当地反动势力和土匪的骚扰、偷袭和破坏，所有的党政文件都包裹在包包里由工作人员携带着，随时准备转移，包包在哪里，县委，县政府就在哪里，人们称是“包包县委”。由于叛徒的出卖，赵老五(赵思忠)率部下偷袭县委机关，习仲勋被迫转移到河连湾一条山沟里的一个水洞里，在那阴冷、潮湿的水洞子里钻了一天一夜，期间仅仅靠河连湾村群众解仲学送去的几个黑面窝窝头充饥，其中的艰险可想而知。迫于形势，环县县委机关曾经先后在洪德街、河连湾、杏儿铺、南街等好多处设立过临时办公点，还曾转移到洪德东部山区的丁阳渠子、魏前掌等地，形势严峻时甚至还远迁到八珠、曲子等地。一次，习仲勋连夜赶往魏前掌，正遇天下大雨，由于夜黑，道路泥泞，情况又十分紧急，慌忙中跑丢了鞋也顾不上寻找，赤着脚跑到魏前掌时天已经快亮了。他的双脚由于刺扎、冰冻失去了知觉，房东魏文祥老汉用被子包了他的双腿，过了一个小时才恢复过来。
　　关心群众，爱护干部，但对十恶不赦的坏分子的斗争却从不心慈手软。一次，习仲勋指派县委的两名工作人员到洪德北部的苏长沟执行任务，两名工作人员在当晚返回的路上，被赵老五的部下给绑走，其中一名工作人员乘着夜黑越墙逃了回来，另一名则被土匪活活烧死。习仲勋得知了这些情况，非常气愤，立即派人明察暗访，抓住了那两个土匪，并在洪德南街的伤亡沟里举行公审大会，当场处决了那两个作恶多端的土匪。习仲勋在大会上说，对于我们的敌人，你若心慈手软，他就会反回来骑在了我们的头上，这可是血的教训啊!
　　习仲勋带领党在环县的干部和子弟兵，以满腔热情团结爱护发动人民群众，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做好事，谋利益；以革命的手段对付反动势力，保卫了新开拓的苏区，牢固地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赢得了环县人民的衷心爱戴。
　　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在《陕甘宁苏区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中肯定和表扬了习仲勋在环县富有成效的工作，认为环县、庆阳、苏安、豫固四县初步完成赤化任务。一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剥削和分配土地；二是普遍地建立群众的武装，以发动游击战争，肃清苏区之内的一切反动武装；三是注意解决群众的困难，流通苏区的金融，初步改善群众生活；四是高度地把群众斗争积极开展起来，普遍建立政权及党的和群众组织的基础；五是从正确地运用我们的策略中，使苏区的人民及少数民族，消除了对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怀疑，乐意在苏区安居乐业。
　　三、二下关中，为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坚守南大门
　　1936年9月下旬，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宣布调习仲勋到关中特区任党的特委书记，主持关中特区工作。10月下旬，习仲勋在七界石主持召开了有30多人参加的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坚持与恢复关中苏区和游击战争问题。会议决定：以县为单位整理与扩大游击队，行动上以“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郭炳坤，习仲勋兼政委，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尽可能地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一等。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各县苏维埃政府，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
　　国民党地方当局变换反共策略，在沿山一带实行“搜剿”与“并村”的反动政策，妄图再次扑灭关中革命的烈火。习仲勋领导特委和游击队，在大力推进对关中民团保甲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军事战斗上夺取新正马原、淳耀让牛村、赤水郭家掌村等地的胜利。地方政权及党的组织都有了相当部分的恢复，泾河三区、淳耀小桥、同宜耀香山等地都建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关中苏区的大股土匪，武装了革命队伍。
　　革命的潮流又向上高涨了，游击队伍不断扩大。这时赤水有4个支队，淳耀有2个支队，新正有4个大队，新宁第一、二、三支队，计14个支队，人员近500之众。西安事变后，关中分区军事力量迅速向外出击，扩大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10天之内，恢复了整个关中苏区，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4个县苏维埃政府，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自此，革命的力量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其战略重地西安。
　　在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和党中央重大政治方针政策转变的情势下，习仲勋同特委的同志一起分析关中形势，确定党的工作重点：“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力发展党的组织。”重点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1)苏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划定苏区与友区的行政区域界限，苏区与友区的关系日趋正常和密切。中共关中特委在友区设立了两个红军募补处，主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2)争取民团。如宁县的刘铁山、宜君的沙秉炎与关中特区武装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赤水县的土桥民团团总令团丁去打抗日救国会，团丁却携枪投投奔了苏区。为此，关中特委要采取相应对策，既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又有利于开展民团的政治教育工作。(3)加强对友区的群众工作。利用关中各县徒有空名的抗日救国会，组织起各业各界救国会与下层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然后民主选举各县全县总机关，并将国民党县长选举到委员会来。淳化县首先采取这一形式，推动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随着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的增长，进而以救国会控制保甲或代替保甲政权。凡是赞成抗日救国即可加入抗日组织，以实现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改善群众生活，发挥党组织在群众斗争中的核心作用。
　　1937年春夏之交，习仲勋以主要精力领导关中分区自上而下的民主普选，选举区、县、边区参议会和政府的领导人，动员青年群众参加八路军和边区抗日武装，大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工作。为适应战争需要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抗日救国要求，结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建立了关中分区工会、分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分区妇女联合会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积极而慎重地在工人、雇农、青年学生和战士中吸收了一批党员，使分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正确贯彻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习仲勋花费大量心血做好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阻止他们对边区侵袭骚扰，集中精力建设民主根据地。他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的王大牙、寺村民团的萧恩多、彬县民团的李仰之、旬邑民团的郭相堂、太峪镇民团的文干卿、宁县民团的庞铭胜、同官民团的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减少了对边区的压力。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宏德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勋的多次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25支，装备了关中分区部队。国民党驻武家堡保安团的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枪投奔关中分区，习仲勋亲自同他谈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是为中华民旅做好事。”
　　习仲勋还特别注意发挥地方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的作用，安排他们在抗日民主政权中任职。他先后安排赤水县的进步士绅景田玉任县政府财政科长，新正县的老中医张治平、旬邑县的萧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蒋家坪村的一位财主叫蒋德宽，对共产党抗日有热情，他还支持儿子当红军，并且在物质上也积极帮助分区政府抗日。有一些同志对此表示怀疑，习仲勋耐心地解释说，事物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我们要做具体分析，不同事物不同对待。蒋德宽是地主但他支持抗日，我们就应当团结争取他们。
　　1937年10月，关中分区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习仲勋同志为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同志们经常深入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现状和群众情绪，细致扎实地抗日宣传工作。当他得知有位叫穆润身的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时，便主动前往穆家登门造访。他诚恳地对穆润身的父亲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儿子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只要大家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还欢迎他，也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解决。这位穆姓老人听了，深受感动，表示一定要为抗日出力。
　　这一时期，习仲勋还广泛结交了数十名党外人士，如刘岗、李树兵、张德英、刘孝宽、张臣武、何永福、赵德华、焦家训等，他们为抗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正县二区雷庄村张治平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深知民间疾苦，同情贫苦农民的德高望重的名医。习仲勋同志在开辟新正县革命根据地时，就和他有了交往，以后通过不断地接触，他俩成为朋友。在习仲勋同志的影响和教育下，他从共产党员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而后他在行医过程中，积极宣传、动员群众筹集粮款，掩护革命干部，一直暗中和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张治平被选为新正县和陕甘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侄儿张清益、孙子张化民先后参加革命。张清益曾荣获“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1945年11月27日张治平逝世后，习仲勋同志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送了挽联，高度评价他的革命功绩。
　　清末民初，活动于新正县一带的土匪、盗贼多系哥老会头子，当地群众为了免遭匪患，很多人参加了哥老会。习仲勋同志了解了这一情况后，采取争取、瓦解的方法，与马栏街哥老会龙头大爷杨某交朋友，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晓以大义，使其改邪归正，以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从敌军政哥老会人员中探取了重要情报。
　　习仲勋同志在领导关中分区革命活动中，非常注意斗争策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不断扩大统战对象，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但是，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国民党军武装进攻关中分区多达64起，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旬邑惨案”尤为震惊国人④。关中分区部队与来犯的围攻之敌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县城。习仲勋心急如焚，日夜兼程赶回驻地，分派干部加强关中分区独立一营的组织指挥和政治工作。面对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请战的激烈情绪，习仲勋耐心细致地做分区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一定按党中央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的指示办，保持克制冷静态度。习仲勋和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张仲良致信国民党保九团尤奉山，晓以民族大义。尤奉山深有感悟，回信说：我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可以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即根据关中分区报告和党中央的方针，急电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并蒋介石、程潜：“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战余生，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总有差错，总宜容忍。”
　　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当局自知杀人理亏，只得派人调查处理。从而揭露了顽固派破坏团结、惨杀抗日伤残人员的罪行。
　　习仲勋和关中分区的同志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运用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不但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而且为以后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作斗争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
　　1939年5月，关中分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专员霍维德调延安后，习仲勋兼专员，同时兼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进入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身处反磨擦前线的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习仲勋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基本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亲自调查研究，掌握敌情变化，适时提出斗争策略。他以关中分区专员名义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写了《关于关中分区反磨擦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的策略依据，并对中心任务作出四项安排：第一，巩固自己；第二，扩大自己；第三，动员群众；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
　　关中分区做好了迎击顽固派进攻的准备工作，半年之间，关中分区先后进行反磨擦战斗90余次，缴获顽军长短枪410支，子弹8134发，俘敌248名。坚决的军事斗争振奋了全分区军民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信心。为了击退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夺取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习仲勋殚精竭虑，运筹帷幄，为之投入了很大心血。仅1940年一年中不完全统计，他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报告达27份，10万字之多。错综复杂、艰苦卓绝而又旷日持久的反磨擦斗争，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曾回忆总结说，在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敌人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的政策下，1940年9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姚曲、马栏四个区，成立了同宜耀县。1941年2月又夺回新宁的盘克区。在一年的反磨擦斗争中，我们基本胜利了，边区更加扩大了。
　　1940年3月5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报告指出：“征粮原定9500石，完成了9952石3斗4升，超过了453石3斗4升。扩兵原定200人，完成642人，超出442人。成分也很好，有107个党员，108个乡级干部，8个区级干部，还有几个小学教员。”⑤
　　习仲勋领导关中人民支持边区，支援抗战，还十分重视关中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1941年3月下旬，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成立大会在新正县胡家湾举行，习仲勋亲临会议并讲了话。对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鼓励他们搞好民族团结，积极投身革命，为抗日战争多作有益的贡献。会议选举进步阿訇蔡登霄为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会长。会议期间，习仲勋为了给这次大会助兴，调关中分区剧团前来演出祝贺，演出剧目有《血泪仇》《石达开》等，连一些长期受封建思想和宗教信仰束缚的回族妇女，也翻山越岭前来看戏。
　　有一段时间，龙咀子回民地区流行病严重，染疾民众日多。习仲勋亲自安排，从延安光华药厂买药请医生，进行及时治疗和预防，使患者陆续恢复了健康，回民群众非常感激。习仲勋被群众称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热爱少数民族兄弟的典范。
　　为了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抗日，陕甘边区政府决定，边区各级政府实行“三三制”，设立各级参议会，吸收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共产党员占1/3，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占1/3。从1939年至1946年，新正县共召开了3届7次参议会。
　　习仲勋是这一制度的热心支持者和积极推行者，主持制定了《新正县各级“三三制”选举大纲》。他亲自出席了1941年7月25日在新正县杨坡头召开的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并在会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期间，他广泛听取了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团结社会各界力量，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保障部队供给，支援长期抗战而奋斗。
　　1941年，习仲勋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实行以“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新正县政府在西牛庄垦荒开办农场，每年产粮80余石，基本达到了粮食自给。据当时对在新正县三区杨坡头村36户村民典型调查，其中原有15户贫农、3户雇农分别达到中农或接近中农的生活水平。新正县在原有纺织厂和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消费生产合作社，下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共有股金21万元，其中县政府投股金5万元，群众投股金l6万元。当年共纺纱454斤，织布915丈，解决了全区1/3人的穿衣问题。完成救国公粮3896石，超额26石；完成公草265494斤，超额3737斤。除此外，群众自主卖给政府余粮8000石，群众购买支援边区建设公债券7.72万元，超额0.12万元。全县有624人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警备部队，155人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出动长期和临时担架120副、大车867辆、驮畜3654头(匹)，用来转运伤员和运送军用物资。利用新正县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雨量充足、便于农业生产的优势，安置贫困移民136户365人。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抗战，改善民生，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实属艰难不易，而习仲勋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时刻关怀着边区第二师范的发展，培育了大批革命人才。1939年10月初，习仲勋主持会议，决定在新正县马家堡筹建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他兼任校长，宣布筹备小组人员分工。1940年3月15日，举行成立大会。建校初期处于战争环境，习仲勋非常关心二师范的建设和发展，他几乎每星期去一次学校，及时研究解决出现的问题和困难。3月30日，第二师范师生在参加关中分区召开的反汪(精卫)拥蒋(介石)大会时，因遭国民党顽固派炮火袭击返回学校。习仲勋首先考虑二师范师生的安全，遂指示二师范向新正县三嘉区三嘉塬的索罗村转移。次日晨，二师范师生及附小高年级学生安全到达目的地。5月下旬，又指示转移到新宁县傅家山。
　　1941年春节前后，全校90多名师生患伤寒，习仲勋同志得知情况后，请来雷庄老中医张治平到学校为师生治病，他还把自己保存的两支针剂送到学校，用于危重病号。后在张治平精心治疗下，病员们恢复了健康。
　　第二师范诞生于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犯边区的炮火声中，学校历经7次建校，6次搬迁。习伸勋和其他校领导提出“白手起家、艰苦办学”的方针。学校每迁一地，师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建校园，解决衣、食、住、教问题。1941年10月，学校迁址，师生合力一个月就打成新窑洞8孔，整修1日窑洞12孔。有时搬迁途中，没有教室就利用牛窑或露天上课；没有教材教师自编；晚上上课，沙盘练字，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坚持教学。到1942年底共招收学生5个队，还举办了教师集训会和冬学教师训练班。
　　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学校流行这么几句顺口溜：“庙宇是学校，大地是课堂，借日月星光，读大块文章。”没教材，教师自编自选；没黑板，借用群众的门板；没粉笔，用黏土块制作土粉笔；没纸，利用桦树皮和旧书报；没板凳，坐的是砖头石块，膝盖当课桌。自己打柴烧木炭，开荒种粮种菜，采野菜，纺棉线，白天上课，晚上放哨，还搞军事训练和演习。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特定历史年代里，二师范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党、政、军和财、建、教、新闻、文艺、出版、医疗以及工、青、妇等各个方面、各条战线。
　　习仲勋兼任校长两年多，正如他所评价的，从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到更名为关中师范联合中学，始终是一所既培养师资又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为革命培养了既经得起战争又经得起和平建设考验的人才。
　　习仲勋早在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中热心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而且十分重视农民扫盲和农民学文化工作。当时新正县全县办起了夜校63处，学员1769人，妇女半日班19处、识字组27个，参加学习的妇女655人。
　　战争在残酷地进行，文化在战火中传播，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凝成了抵御一切反动势力的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有力地开创了关中分区革命的新局面。1941年9月，关中分区第二次党代会在新正县三区上墙村召开，会议选举习仲勋继续担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意志坚定，处事智勇双全，工作雷厉风行，作风朴实无华，继续带领关中分区和新正县人民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揭露了敌人的破坏抗日的阴谋，从而制止了敌人的蚕食活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了新正县抗日民主政权，也保卫了关中特区政府。
　　习仲勋为保卫边区南大门和开创关中分区新的革命局面呕心沥血，而他自己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本色，以其模范的行动带动和影响着身边人员。
　　在战争环境中，关中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机关干部有时要到很远的大弯一带去打柴。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配有马匹，但每去农场劳动和其他集体活动，他总是把马让给同志们驮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
　　一次赤水县一位姓杨的老大爷带着10颗鸡蛋来分委驻地看望习仲勋，他亲手把鸡蛋送到机关伙房，让给病号补充营养。伙房师傅做好鸡蛋面，给他端了一碗，习仲勋执意不吃。大师傅激动地说：群众送给你的鸡蛋，你连尝也不尝一口，我们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啊!最后，习仲勋还是将面条让给房东老大爷吃了。
　　习仲勋一腔赤情，视人民群众如父母，群众也衷心地拥戴和关爱这位年轻的领导者。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当时对他作的鉴定，生动地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
　　“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农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睡一会儿。
　　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他过去领导群众斗争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去年六七月间，他曾经病了，于是许多群众都来看他，就是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去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1942年7月，习仲勋奉调出任西北党校校长。1943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才离开新正县和关中分区。至此，习仲勋已在新正县和关中分区工作长达八年之久。
　　习仲勋在这八年中，每到一地，深入实际，不管是民情还是敌情，都认真仔细地调查研究，探究问题的实质，做到心中有数，制定出符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策略与办法，并且在复杂多变、情势险恶的战争环境下，积极主动地、及时地报告上级；在群情激愤、不利于战的氛围下，耐心地向请战的军民晓以大义，以求上下同心，最后取胜。因而有效地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方针政策，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粉碎了顽固派的阴谋，开创了关中分区革命的新局面，堪称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典范。
　　习仲勋在这八年中，团结一切抗日和反磨擦的力量。不管是对俘虏旅长冶成章的优待，还是与保九团尤奉山书信劝诫，抑或是对大大小小民团头领、团丁及地方士绅的统战工作，都不同程度起到了有利于我、分化瓦解顽固派的作用。习仲勋有“统战大师”的盛誉，其前功当在兹时。
　　习仲勋在这八年中，打土豪，分田地；调整土地政策，团结中农；为回族同胞和二师学生及老百姓治病；关心群众生活和生产，随时随地与他们交流，无论大人小孩，无话不谈，平易近人，心贴着心；为群众解决困难，治病救伤。
　　习仲勋在这八年中，不管走到哪里，首先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开拓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党的影响，而且在战火纷飞中兴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他在党的建设和文化教育方面的重大贡献委实不可磨灭。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习仲勋不仅高超地掌握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并且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是在残酷战争年代普及文化教育的切实推行者。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是习仲勋革命实践的灵魂所在，是习仲勋革命人生价值的再现和升华。“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是毛泽东对习仲勋革命工作的肯定和褒奖，更是对一位年轻的群众领袖风采的赞赏和推崇。“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仲勋曾深情地说，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为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今天听来，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十分感动。
　　习仲勋在其76年革命生涯中，从少年时代参加革命到19岁发动和领导“两当兵变”；从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到坚守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从主持西北局工作，到与彭总并肩指挥西北野战军，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从新中国成立后，十年辅佐周总理，到主政广东，首倡改革；从勤政殿辅政，唯图振兴中华，到全国人大履职，推动依法治国，永远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他把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缅怀历史，我们以无限的敬仰深切地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崔晓民 雷振民 王小强 杨进良
　　①1928年春，习仲勋在陕西三原师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15岁的习仲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见崔晓民等：《习仲勋的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②1932年4月1日，习仲勋在甘肃两当县策划组织领导了“两当兵变”。见崔晓民等：《习仲勋的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③郝明珠谈话记录，1996年12月19日。
　　④1939年5月25日，八路军旬邑荣校一工作人员出城采购，突遭该县保安队枪杀。荣校伤残人员闻讯，遂派代表前往国民党县政府谈判，该县长反而指挥保安队当场开枪打死伤残人员代表9名。后顽固派军队又杀害了掉队被俘的17名重残人员，是谓“旬邑惨案”。
　　⑤摘自习伸勋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