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年生(1907—1968)，湖南岳阳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读私塾。1926年10月加入国民革命军第36军教导团，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排长、连长。1932年1月任红3军团3师10团副团长，4月任该师11团团长，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长征担任军委直属纵队的后卫，红军整编后任红3师14团团长，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81师师长，参加了东征和西征。1937年8月抗大毕业后任八路军第120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团长兼政委，后改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8团团长，驻守黄河沿岸。1939年6月任绥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同年12月任警备1旅旅长兼关中分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任八路军南下第3支队司令员，参加南征北返的战斗。解放战争时先后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第6纵队司令员、第60军军长、第26兵团副司令员等职。1949年4月率部渡江，7月入湖南，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第二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是八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8年8月含冤逝世，1978年8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并追认为烈士。
　　在陕甘宁边区担任河防和大生产运动中成绩卓著，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受到奖励。毛泽东题词“生产教育，两者兼顾”的奖状，以资鼓励。
　　保卫河防保卫边区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指挥中枢，是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治领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总后方。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成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进行了政权和经济、文化建设，根据地日益巩固。为积极抗日，中央军委派八路军主力部队开往抗日前线，进行伟大的民族战争。部分兵力留守陕北，保卫根据地，保卫党中央。1937年9月，中央军委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0月成立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陈奇涵，文年生任副司令员。12月，后方留守处被改称为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接着，留守兵团发布命令，对整个留守部队1.5万余人进行调整，文年生担任警备八团团长，负责守卫螅蜊峪至枣林坪沿河渡口，重点守卫宋家川。
　　宋家川，是吴堡县城所在地，位于黄河西岸半山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只因它占据黄河天险，易守难攻，又山高石多，而隔河就是山西的军渡码头——山西的咽喉要道，吴堡因之也被人称为“铜吴堡”。军渡——宋家川，是整个河防最大最重要的渡口①。抗战中守卫宋家川，就显得异常重要。为巩固河防，坚决抗击日军的进犯，1938年2月25日，中央军委指示将河防分为6个防区，文年生指挥警备8团负责第三防区(丁桥畔至沟口)。历经战斗训练的文年生率领部队出色完成任务，为保卫黄河、保卫边区作出杰出贡献。据当年参加战斗的老红军傅中海回忆：1938年2月27日，日军第109师团进占宋家川对面的军渡和军渡上游40公里处的碛口，并以炮火轰击宋家川河防阵地。敌人猛攻河防，黄河被突破，吴堡、延安、陕甘宁边区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不难想象。3月5日，新中华报发表《保卫边区保卫西北》的社论，号召边区军民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战斗。文年生带领部队一到宋家川就构筑工事。面对严寒和冻成顽石般的泥土，战士们不辞辛苦，日夜构筑工事，密切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日军对陕北的第一次侵犯。但敌人怎肯善罢甘休，不久又向军渡发起进攻，准备突破宋家川渡口，打开通往陕北的大门。战斗成为必然。
　　生产训练兼顾成绩杰出获嘉奖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稳固了苏维埃政权，也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休整的机会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但由于陕甘宁地区地处西北高原，土地贫瘠，又经长期驻军，一切物质上的供给十分困难；同时由于广大国土沦为战区，大部分的经济中心城市，以及交通路线被敌暂时占领，海岸线被封锁，工业区被破坏，物价又奇贵。留下来保卫中央的留守兵团是什么生存状况呢?作为留守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有一个详细的记载：
　　在给养方面我们每一个指战员每天只有5分菜钱，1斤半粮食。以当时市价一元能购买：30—40斤蔬菜，或2斤清油，或100斤柴火。假如每连人以100人计算，每天只有5元的菜食钱。如果按照每人每天需要2斤蔬菜，五钱油，两钱盐和共需200斤柴火计算，那么，每天要买到蔬菜就买不到油盐柴火，要买到柴火油盐就买不到蔬菜了，吃猪肉则根本谈不上。且有时，因粮食接济不上，经常发生吃饭不饱的情形，有的连队因蔬菜不够，利用陕北食盐便宜，而多放盐，节省蔬菜，但此仍非根本之办法。其次在军备补充方面，留守兵团如果与全国任何部队比较起来，可以说是“差之千里”了。在留守部队中，当时是很少见到一个衣上不打补丁的战士，子弹带破烂得不能装子弹，而装在挂包中；有的夏天穿棉衣，冬天穿短裤；有的落雪赤脚下操；有的连破烂的皮带裹腿也找不到。
　　就是这样的生存环境，要想保存革命力量，继续抗战，靠什么?毛泽东给出了答案：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响应中央号召，文年生带领部队官兵开始生产自救。此时文年生随部队驻守黄河河防。一开始进行生产，主要是开荒种地、养猪喂羊，自己动手做手套、鞋袜等。半年后，部队的生活得到改善，军备也得到部分补充。1939年12月，文年生被调任新成立的警备1旅旅长，调防关中地区。1941年8月关中警备司令部成立，文年生兼任司令员。1941年至1942年，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小规模的生产已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了。1942年10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发展生产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高干会确定：“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从此，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高潮。作为司令员，文年生积极领导，亲自带领官兵开荒种菜，种旱粮，插水稻。为开荒地，他特制一把4公斤重的锄头，挖地磨短了3厘米多。仅警备2团，除担任300多公里的守备任务外还开荒地3万多亩。正是这种劳动劲头，生产活动获得了大丰收。仅1941年，警备1旅生产收入为：手套，215件；毛衣，135件；布鞋，607件；线鞋，342件；毛鞋，60件；毛袜，276件。还设立纺织工厂一处，资金5000元(1942年5月计算)，工人21人，脚踏手摇织机30部。每天六小时工作，每月可纺线240斤。同时还建有磨坊、粉坊、豆腐坊、石灰窑多所。
　　部队承担防守任务，驻扎槐树庄时，文年生带领全体指战员积极参加生产竞赛，向兄弟旅发出挑战书。党中央给他们的生产任务是“粮食1980.8石、蔬菜450000斤、革烟2500斤、2300斤线麻、138石油麻；每人平均养鸡两只，猪肉供给全年肉食(每人每月3斤)；养羊500头，养牛46条”。而在《把槐树庄变成南泥湾第二》挑战书中，该旅则明确提出要超额完成大生产任务，至1943年年底，拟增产到：2100石粮食、49.5万斤蔬菜、150石油麻、2500斤线麻、草烟仍旧。文年生作为旅长，布置了具体的生产步骤。为此，他们的开荒口号是“多开川地，少开坡地”，工作中要“深耕，细耕，种粮不上粪，种菜上粪，选种、适时播种”。到六月份，槐树庄面目全新，“新开荒地8000亩”，“昔日荆条树根盘织如网的荒地”，现在却“长满了绿油油的禾苗”。这得益予连队以适当的口号推进生产。开始为了锻炼战士们的身手，提出了“沉着应战，坚持长期”的口号。当第三周出现了开荒英雄胡青山的时候，便提出了“向胡青山学习”。第四周战士情绪正高，就开始了全部大突击，提出了“创造个人新纪录”，“创造模范班、连、排”、“早下地、多休息、晚收工”，并提出“尽量改善给养，一天5钱油、一周1次猪肉，开水不断”。这时出现了很多一亩以上的英雄，竞赛不断，创造了平地1亩7、山地2亩8分5厘的纪录，遂完成了开荒8000亩的任务。
　　对于练兵，文年生更有自己的见解。就练兵而言，“上面(上级)是从上而下的计划，下面(下级)干部也不顾实际情形的摊派下去，这是不好的”。他认为在练兵中，“各部队要根据每个战士的具体程度，决定射击的距离远近和靶面大小，以求在现有基础上关系每个战士的进步”。如何计算成绩都有独特的方法，“先民主选举军事成绩好、说话公道的人，组织评判委员会，来评判成绩”，或者是“发动自我介绍，成绩和缺点都由自己讲出来”，“只要在现有基础上有了进步，就要鼓励和表扬”。这种做法不仅推动成绩高的更加进步，也使成绩差的迎头赶上。冬训期问，他比司号员起得还早。每次都是他亲自口头下达操练部队的科目。不论“实兵指挥，体育锻炼和近战技术，他都耐烦地从单个教练教起，而且，不到动作纯熟绝不停止，一点也不马虎”。“他还召集全旅排长以指挥员，开了一个近战战术训练班。四大技术(投弹、劈刺、射击、近迫作业)开始被提出来。每天亲自把队伍带到野外，在最适于实战的地形条件下去教练”。为了操练，他还亲自编了近战歌，鼓励战士“爱护武器，爱护武器，武器是我们的生命”。正是这种严格中渗透教育的训练方式，“1940年全旅九·一八运动大会上，创造了39米的投弹手，3枪中30环的射击手；文化测验获得85分以上者37人(选手只有250人)”。
　　1943年，各地掀起大生产运动高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西北局为提高干部对经济工作的认识，鼓励干部努力工作，对前期在生产运动中22位表现杰出者给予表彰奖励。文年生因“一、由极少基金，刻苦经营，现有运输牲口235匹，骡马店19处，纺织工厂1所，商店3所。二、经费自给百分之八十。三、领导积极，生活艰苦”而被评为劳动模范，毛泽东亲自为其题词：“生产教育，两者兼顾。”
　　为了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命令，继成立以王震同志为司令员的南下支队后，再成立两个南下支队，其中以警备第1旅一部编成第3支队，文年生任司令员，准备从晋西北、太岳区，渡河南征。6月18日，从延安出发。向湘粤挺进途中，到达河南新安地区时，日本投降，形势发生变化，支队转赴东北。从此，在文年生的革命履历上，又开始书写新的一页。
　　★程丽庄
　　参考文献：
　　[1]王聚英：《八路军抗战简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2]牟海鹰：《老红军傅忠海的自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版。
　　[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湖南省烈士传编纂委员会：《三湘英烈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3卷)》，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①黄河河防，北起府谷县的马镇，南到宜川县的汾川河，长达500多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