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斯诺和海德姆在西京招待所与“王牧师”接上了头。
　　天亮了。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早晨。
　　火车飞驰着，斯诺被过往的旅客惊醒了。他睁开惺松睡眼，迷迷糊糊地看了一下窗外。阳光明媚，火车的影子像风一样掠过土地和村庄。轻风吹拂着窗帘，车轮与铁轨“咔嚓”、“咔嚓”的摩擦声像一首雄壮的进行曲。
　　斯诺兴奋异常。他回过头来，看看周围的旅伴。这时，他发现一个穿戴整齐的年轻人和一位面容和蔼、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正坐在对面呷着浓茶。斯诺朝他们笑了笑，而那年轻人也正好奇地打量着斯诺。
　　年轻人主动和斯诺打了个招呼：“嗨！你好，你是哪国人呀？”
　　斯诺微笑着说：“美国人。”
　　“哦，你是一个美国佬。我是四川人，听说过四川吗？”从年轻人说话的语调中仍能听出浓重的四川口音。
　　斯诺点点头：“听说过。”
　　“你是去四川吗？”年轻人热情地问道。
　　斯诺摇摇头说：“NO！我去西安。”
　　年轻人突然露出一脸惊讶的神色：“西安？你去西安？那地方要打仗喽。”
　　“打仗？是吗？”斯诺怀疑地看着面前的年轻人。
　　“那当然啦！昨天上车时我叔叔还叫我要一路当心呢。他是铁路段上的头，接触的人多，消息灵通着呢！”从声音和表情上看，年轻人似乎有一种肤浅的骄傲，他将手中拿着的一张免票乘车证在斯诺眼前晃了一下，“你看，这就是他给我弄到的。我已经七年没回老家喽，这次还不知道能不能到家呢！”
　　“为什么？”斯诺问道。
　　“我们老家有土匪。”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是说土匪。”
　　“红军不就是土匪吗？”斯诺故意问道，“报纸上不就是说红军是‘赤匪’或‘共匪’什么的吗？”
　　“嘿！美国佬，你这就不懂了。那都是报纸上说的。你要知道，那些记者编辑能不把他们叫做‘土匪’嘛。因为南京老蒋命令他们这样做。要不，那就等着‘喀嚓’好了。”年轻人一边说，一边用手在脖子上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你说红军那就证明你也是共产党喽！”
　　斯诺笑笑，说：“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是不是也像害怕土匪一样？”
　　“这个嘛，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年轻人不安地望了旁边的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接着年轻人又用手遮着半张脸对着斯诺说话，声音明显小了一些：“你知道，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呢。”
　　“那么红军说话不是当真的了？”斯诺一边用期待的眼神注视着年轻人，一边拿起杯子喝水。
　　年轻人显得很神秘的样子说：“嘿！我告诉你吧，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也是坏人，因为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花白胡子老头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人，杀得不够！”看上去是非常气愤。
　　斯诺和年轻人听了都目瞪口呆地望着那老头。
　　不知不觉间，火车到了郑州车站。斯诺提着行李下了车，和年轻人告别。斯诺将在这里换乘陇海线上去西安的火车，并且按照宋庆龄的安排与一个名叫乔治·海德姆①的青年见面，一起前往西安。
　　斯诺在站台上找了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坐了下来，以便接头。他回想起刚才在火车上的奇遇，心里感到很纳闷：“那位模样儒雅的老先生为什么说‘杀得不够’呢？这真是骇人听闻，他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他的论点呢？”斯诺想来想去还是想不明白。
　　这时，一个皮肤黝黑的外国人朝他这边走了过来，双手提着三个大皮箱子。斯诺转身一看，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他在宋庆龄家中的照片上看到的那个美国青年，连忙高兴地打起了招呼：“哈啰，你是乔治·海德姆博士吧？”
　　“是的。”乔治·海德姆说，“你是埃德加·斯诺先生吧？你怎么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在罗莎蒙黛女士家中看过你的照片，她介绍我在这里和你会面。”斯诺说的罗莎蒙黛女士就是宋庆龄，这是她少女时代在美国读书时的英文名字，现在成了他们两个接头的暗号了。
　　“是的，很高兴见到你。”
　　斯诺和海德姆高兴地拥抱在一起。
　　上了火车，两人坐进卧铺车厢才发现他们俩的车票号码正好挨着。于是他们就聊了起来。斯诺看到海德姆提着那么多东西，就好奇地问他：“你这些箱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宝贝？”
　　“这里面是‘秘密武器’。”海德姆诡秘地笑了笑，然后低声说：“这是罗莎蒙黛女士让我捎给红军的药品。”
　　斯诺感动地点点头。其实海德姆的箱子里还藏有第三国际关于发展统一战线的文件。还有鲁迅先生请他捎给毛泽东的一只金华火腿。据说，鲁迅先生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和第三国际的文件就藏在这只火腿中。
　　在火车上，海德姆告诉斯诺，他读过许多斯诺关于中国的报道，受益匪浅。他说：“每一个有良心的西方人看到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不能无动于衷的。前年，我曾打算到江西苏区去，但没有实现；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我又去了西安，但是国民党封锁得厉害，没办法进入陕北，只好又回到上海，那一次真的让我灰心失望。这次，在罗莎蒙黛女士帮助下，我决心再试一试，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斯诺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会成功的！”
　　火车呼啸着穿过一个个山洞，向西飞奔而去……
　　终于到了西安。鼓楼附近的西京宾馆是一座豪华气派的西式建筑，也是专门为外国人办的西式宾馆，专供外宾、外国传教士和一些国内的高级官员住宿。斯诺和海德姆要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他们将在这里等待一个叫“王牧师”的人的到来。
　　两天后，一个身穿灰色绸大褂，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中国人，敲响了他们的房门。斯诺和海德姆赶紧去开门。从外表看，此人很像是一个富裕的商人。“How are you！”他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斯诺和海德姆打招呼，“我是王牧师，在北平的M.S.认识吗？”
　　斯诺说：“她是我的好朋友。”
　　说完，两人各自拿出印着英语诗句的、盖有骑缝章的半张名片，并对相符。接着王牧师又拿出半张五英镑纸币与海德姆的另半张五英镑纸币相拼，也完全相符。接上了头，他们高兴地跳了起来。
　　斯诺着急地问：“王牧师，什么时候带我们过去？怎么过去？”
　　“王牧师”笑着说：“坐飞机过去！”
　　“飞机？红军有飞机吗？”海德姆感到很惊讶。
　　斯诺也非常吃惊：“哪里来的飞机？机场呢？”
　　“王牧师”说：“是张学良的私人飞机。”
　　斯诺说：“这怎么可能呢？”
　　“王牧师”说：“朋友，别不相信。我今年年初就是坐着他的私人飞机去红区的。”
　　当时，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支持下，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尤其是在“一二·九”运动后，大批爱国青年学生从北平来到这里，西安成了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心。而蒋介石的势力在西安也非常强大。除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是蒋介石侍从室的秘书之外，省公安局长马志超和西北“剿匪总部”的参谋长晏道刚也都是蒋介石的亲信，分别掌握着警察部队和宪兵一团，其实他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负责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
　　而这个自称“王牧师”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牧师”董健吾。董健吾曾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高级官员，参加过青帮，且在基督教会中颇有地位和影响，从蒋介石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后来在抗日救国的大潮中，他弃官从教，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成为中共与国民党高层之间的一个秘密使节。张学良就曾受到他的影响。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王牧师”如约来了。
　　“哈啰！”“王牧师”面带微笑，轻松愉快地和大家打招呼，“今天我带你们参观汉朝古城遗址去。看，车正在外面等着呢！”他走到窗子旁，手指窗外，可以看见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停在那里等着他们。
　　斯诺关心地问道：“王牧师，那飞机的事定了没有？”
　　海德姆也说：“是啊，我们都等不及了。”
　　“王牧师”说：“别急嘛，等会儿到车上说。走，走！”
　　说着，几个人一起走出宾馆，上了轿车。斯诺看见车里坐着一个戴着墨镜、身穿中山装的东北军军官。那人朝斯诺微笑着点了点头。
　　汽车发动了，一直向西安西郊驶去。一路上，不时看到一辆一辆的“道奇”牌军用卡车相向而行。
　　“斯诺先生，海德姆博士，实在对不起，你们将要搭这样的卡车前去。”“王牧师”指着窗外呼啸而过的一辆辆军用卡车说，“坐飞机的计划告吹了，因为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丢在前线不回来，张学良将军的美国飞行员可能会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说出来，到那时很有可能会给他也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斯诺和海德姆在感到有点失望之后，点点头，表示理解。
　　轿车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疾驰。而那个坐在一旁的东北军军官却一直没有说话。最后轿车停在汉朝著名的皇宫未央宫遗址前参观。
　　斯诺和马海德弯下腰来，在地上拣拾着那些两千多年以前大屋顶上的碎瓦片，时而放声大笑，时而低声交谈。而“王牧师”和车里的那个东北军军官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说话。过了一会儿，这个东北军军官向斯诺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取下墨镜摘掉帽子。
　　斯诺抬头看着这个向他走过来的军人。这时，他才看出这个东北军军官相当的年轻：中等身材，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一双眼睛闪闪发光，紧紧地盯着斯诺。忽然，他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原来，在他摘下那副墨镜以后，斯诺一眼就看出，他的制服是件伪装，“他并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从事户外活动的人。”
　　东北军军官一走近斯诺，就紧紧地抓住了斯诺的胳膊。斯诺没有想到他的手像铁爪子似的那么有力，不禁痛得退缩了一步。这位军官把脸凑近斯诺，露出天真友善的笑容，锐利的眼光仍然紧紧地盯着斯诺，然后把斯诺的两条胳膊有力地握在他那双“铁爪子”中，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向斯诺眨着眼说：“瞧瞧我！”那样子好像一个向别人展示他发现了什么秘密的孩子一样高兴，“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
　　斯诺感到有些茫然，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兴奋，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尽管自己也流露出一种兴奋的情绪，但又觉得很尴尬，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认出他来了吗？”“王牧师”笑着问。
　　斯诺抱歉地摇摇头。
　　东北军军官从斯诺的胳膊上松开一只手，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膛。
　　“嗨！难道你没见过我的照片？”东北军军官显得有一丝失望，然后大声说：“我是邓发——邓发！”他故意延长自己名字的发音并提高了声调，然后脑袋向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斯诺才恍然大悟：“邓发？邓发……哦，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南京正悬赏五万元要你的脑袋呢！你这个赤匪，胆子好大哟！”斯诺笑了。
　　邓发高兴地跳了起来，像孩子似的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似乎觉得与斯诺如此秘密地见面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他兴奋地说：“斯诺先生、海德姆博士，你们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前往我们苏区，我代表中共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
　　“没关系，只要能早日到达苏区，我们不怕，请你们放心。”斯诺和海德姆都笑着点点头，表示感谢。斯诺看着邓发，反问了一句：“难道你不怕丢掉你的脑袋吗？”
　　“不比张学良更怕，我同他住在一起。看，这车就是他的！”邓发用手指着小轿车说，“斯诺先生、马海德博士，我们将派刘鼎同志护送你们去红区，并且我向你保证，在那里你会受到热烈欢迎的。”
　　在绿草掩映的未央宫的废墟上，他们高兴地笑着，商讨策划着下一步的行动。
　　三天后的早晨，天刚蒙蒙亮，遥远的天边还挂着几颗星星。邓发和“王牧师”带斯诺和海德姆乘车离开西安。邓发仍然穿着上次穿的东北军军官制服。“金城汤池”的高大木头城门终于在他们的军事通行证面前“嚯”地打开了，锁门的铁链条随着门的开启哗哗作响。在熹微的晨光中，小轿车在公路上疾驰。穿过飞机场时，可以看见机场上停着数架战斗机，有一架军用战斗机刚刚起飞。这些飞机就是用来到红军防线上空去侦察和轰炸的。小轿车最后在郊外的一个路口停了下来，一辆早已准备好的“道奇”牌军用大卡车停在前面。
　　下了轿车，取出行李。大家紧紧握手拥抱，依依惜别，互相祝福。然后斯诺和海德姆爬上了“道奇”军用大卡车。卡车发动了。他们把头伸出车厢，向“王牧师”和邓发招手致意，高喊再见。在高高扬起的黄土尘烟中，斯诺与海德姆在红军地下交通员刘鼎的护送下，开始了进入陕北红区的“冒险”……
　　17
　　斯诺和海德姆牵着小毛驴步行三天两夜，越过国民党的十年封锁，进入了中国的“红区”。
　　这是一条新修的汽车道。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正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载重六吨的“道奇”牌卡车一路颠簸着，斯诺和海德姆在颠簸起伏中谈笑风生，充满着神秘的兴奋。
　　卡车在陕西平原上吼叫着一直驶进了黄昏。
　　晚上，汽车在一个叫洛川的小城里一间肮脏的茅屋前停了下来。今天晚上他们就要在这茅屋的土炕上过夜。而茅屋的隔壁关着的是猪和毛驴，不时发出令人心烦的声音。斯诺忽然发现屋子里有老鼠，于是大家又开始集中力量打老鼠，一直折腾到半夜，都没有睡多少觉。
　　第二天早上，继续前进。刚出城没多久，陕北高原的黄土地面便逐层升高，险峻起来，地势古怪地变了样。大自然造就的变化无穷的森严而奇特的形象令人惊叹——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这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甚至有些吓人的形象，在斯诺这个美国人眼里就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像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
　　坐在车上，虽然到处可以看见田畴和耕地，却难得看见房屋。依稀可以看见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开凿的“窑洞”。在这辆颠簸的卡车里，刘鼎就坐在斯诺身旁，他边说话边指着一个满是窑洞的村落给斯诺看。那窑洞离汽车道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间只隔着一个深谷。“他们就是红军！几个礼拜前，我们东北军派一队人到那里去买小米，村子里的人一斤也不肯卖给我们。当兵的笨蛋就动手抢了一些。就在他们走出村子的时候，农民便开枪打他们。”刘鼎一边说，一边用双臂画了一条大弧线，把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阵地——许多堡垒就构筑在山顶上——严密保护下的公路两边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那里就是‘赤匪’！就在那边，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盘。”
　　斯诺怀着浓厚的兴趣张望着刘鼎指给他的地方。
　　中午，卡车在路边的一个小客店停了下来。可以看见一队国民党官兵们背着步枪正在路上行军，从延安回到洛川去。客店里有几个士兵在那里休息喝茶。斯诺和海德姆就在他们附近的一张破旧桌子边坐了下来，要了一壶茶。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听着这几个士兵相互间的对话。他们的话都带着浓厚的东北口音。
　　一个士兵说：“赤匪吃的比我们好得多。”
　　“那当然啦，他们吃的是老百姓送的肉呀！”另一个充满羡慕地回答道。
　　“我看这挺好的。等我们到了瓦窑堡，有谁感谢我们呢？是地主！你说是不是？地主会送肉给我们吃吗？我们凭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送命呢？”一个士兵似乎很有怨气。
　　“听说现在有三千多东北军已经加入那一边了……”
　　“这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吸引力，官兵平等。你们想想我们除了打日本人，还打谁？同谁也不想打的，可为什么我们还要打自己人呢？”
　　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士兵们互相看了一眼，不再说话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上路。于是，他们赶紧拣起枪，拖着脚步走上了公路。
　　过了一会儿，斯诺和海德姆也坐车出发了。
　　第二天中午，卡车到达了延安。按照刘鼎的嘱咐，他们几个人一起钻到一捆捆棉衣搭就的窟窿中躲藏起来，顺利地进了城。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远远看上去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瞄准着不远处的红军。
　　天空中不时有飞机飞过。红军已经解除了对延安的长期包围，撤到别的地方去了。街道上的居民稀稀落落的，面有菜色；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有的店门紧闭，可以明显地看到战争留下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只有几个农民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些饥饿的国民党军队。
　　按照计划，汽车开到延安城北门一个东北军的团长家门口。斯诺他们下车在团长家过夜。晚上，这位团长请他们吃了饭。第二天早晨，东北军团长亲自送斯诺和海德姆出城。就在城门口，卫兵拦住了他们。斯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到前线访问的证件往检查的士兵面前一晃，摆出一副官长的派头。团长在一旁向士兵作了解释。士兵向他们敬礼，放他们出了城。团长送给斯诺和海德姆两头毛驴，并告诉他们行走的路线，就和他们分手了。看样子，这个团长肯定是个“地下党”，可斯诺不敢多问。
　　刘鼎把斯诺送到这里就回去了。临走时，刘鼎没有忘记告诉斯诺，希望他如实地报道中国红军，同时也提醒斯诺说：“你写报道时，千万不要写我，我可是东北军军官。”斯诺笑了，知道他是个“地下党”。后来斯诺的确为了保护中共“地下”人员的安全，在所有的新闻报道和《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都信守承诺，没有说出任何像刘鼎这样“地下党”人的名字，因此，他是在谁的帮助下如何进入陕北苏区一直是个秘密。而这个秘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斯诺才渐渐地将谜底揭开。
　　刘鼎原名阚尊民，曾留学德国和苏联，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一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刘鼎一直在国防工业战线任领导职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监禁达七年之久。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痛心，说：“把这样忠心于革命，这样富有才干的人关起来，太不应该，实在可惜！我很伤心！很伤心！很伤心！”
　　斯诺和海德姆终于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岗哨，进入了无人地带。跟着他们的，只有一个从延安雇来的骡夫。骡夫是一个脸形与身材一样瘦长的胡子拉茬的农民，衣服破旧，看上去“像一个赈灾区真正的土匪”。他答应把斯诺一行送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
　　一路上，这个农民用异样羡慕的眼光偷窥斯诺和海德姆，还有他们穿在脚上的漂亮的牛皮鞋以及毛驴背上的三个大皮箱子。斯诺跟在他后面，一句话也不敢问，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走，生怕有什么闪失。这一带根本就没有路，周围也不见人影，他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往前走。太阳照在头顶，路两边岩石高耸，陡峭的石壁上方是险峻的黄土山，溪水就在中间哗哗地流过，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斯诺和海德姆的心中不免有些惴惴不安，大家一句话都不敢说，沉默着低头向前走……
　　终于跨入了红区。当斯诺和海德姆坐在一个名叫刘龙火的贫民会主席家里时显得异常兴奋。两个外国人进村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村落。一些外表强悍的青年农民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斯诺和海德姆，听着两个美国人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哈哈大笑。
　　农民们不停地提出问题问斯诺和海德姆，非常好奇地翻看着斯诺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有人提着斯诺的布短裤，对它的质料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有人对斯诺穿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不到一个小时，贫民会主席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主人为饭菜的简单表示了歉意，斯诺则为自己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其实斯诺的一双筷子，哪能赶上贫民会的那些好汉呢？大家很快狼吞虎咽地扫光了饭菜。
　　吃完饭，斯诺和海德姆又急着赶路。
　　第二天，斯诺一行，赶着两头驴子来到了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村庄四周都是阴森森地俯瞰着的山峦。一转弯，有好几排石板屋顶的房子从河湾口露出来，远远望去，可以看见这些房子的土坯墙上用醒目的黑体字写的标语，如：“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万岁！”“中国红军万岁！”等。在村口的屋檐下，五六十个农民和目不转睛的儿童，拥出来迎接斯诺和海德姆这个只有两匹驴子的旅队……
　　第三天傍晚，他们终于到达了安塞。西天是一片红彤彤的云彩，夕阳的余晖给贫瘠的土地涂上了一层金黄色。因为红军领导都到一个叫白家坪的村庄开会去了，斯诺和海德姆只好在一个姓姚的安塞红军政治部保卫处战士的带领下，向白家坪赶去。
　　路上十分安静，不时能听见鸟叫，农民们正在田间劳作着，没有看见一点战时紧张迹象。
　　天渐渐黑了下来。就在他们走过一个黄土高坡，刚要转弯走进白家坪时，忽然听到头顶上传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呐喊声——“杀！”“杀！”他们俩吓了一大跳。斯诺抬起头向传来凶狠的呐喊声的地方看去，只见大路上面的山坡上有十几个农民站在一排营房前面，挥舞着长矛短枪和几支步枪，神情非常坚决。斯诺有些担心害怕起来，心想：“他们要把我当做一个帝国主义者交给行刑队吗？还是当做一个真正的访问者来欢迎？看来我这个闯封锁线的人的命运立刻就要决定了。”
　　看到斯诺和海德姆紧张的样子，姓姚的战士忽然大笑起来说：“别怕！别怕！他们不过是几个游击队——正在操练。这里有一个红军游击队学校，不要惊慌！”
　　斯诺没有答话，只是送给姓姚的战士一个十分滑稽的脸色，一半是担心害怕，一半是忧虑怀疑。
　　斯诺和海德姆终于来到了白家坪。马上就要见到真正的红军，看到毛泽东了，他们俩顿时忘掉了一路的疲惫，内心充满了激动的期待。
　　大家围着一个简陋的方木桌子刚刚坐下，忽然一个束着军官皮带的青年指挥员骑着一匹汗流浃背的马从远处疾驰而来，下了马，原来是安塞赤卫队的卞队长。
　　卞队长一看两个“洋鬼子”坐在这里，马上抽出别在腰上的毛瑟枪凶狠地对准斯诺和海德姆：“好啊！你这两个‘白匪’！洋鬼子！竟敢送上门来！胆子不小啊！来人啊！快给我绑起来！”说着又转过头去，对另外几个苏维埃红军干部说，“刚才我们在东面的山谷里和白匪打了一仗。这两个洋人和那些白匪是一伙的，他俩就走在白匪的前面，相距不到两里路。我亲眼看见的……”
　　这时，另外几个赤卫队队员也过来了，牵着几匹俘获的马，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斯诺和海德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恐地站在一旁，面对着这个面带杀气的红军赤卫队队长，开始担心红军会不会真的把他们当做带领那些“民团”的“白匪”头子，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18
　　周恩来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张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并对他说：“我们相信你能够讲真话。”
　　听卞队长把在山谷歼灭“民团”的经过说了一遍，红军干部一下真的紧张了起来，如临大敌般看着送上门来的这两个“洋鬼子”，不知如何是好。
　　斯诺和海德姆的心里更是忐忑不安。
　　就在这时，突然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位清瘦的青年军官，长着一脸黑色的大胡子。只见他走上前来，看见斯诺，口气温和地说了一句英语：“Hello！whom are you looking for？（你想找什么人吗？）我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叫周恩来。”
　　红军官兵回头一看，是周恩来来了，他微笑着，对大家点点头。周恩来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斯诺惊喜万分：“周—恩—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我是美国记者，我是斯诺！”海德姆也激动得像见到救星一样。
　　“斯诺先生、海德姆博士，你们好，苏区人民欢迎你们的到来！”周恩来礼貌地伸出手来。
　　卞队长和红军干部们一看，都惊呆了，有些不知所措。这时，斯诺转过身来对卞队长友好又顽皮地笑着说：“队长，我是美国记者，我不是‘洋鬼子’，也不是白匪，这下子相信了吧？”
　　卞队长抓抓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大家都笑了。
　　“小卞，你们立了大功啦！”周恩来微笑着对卞队长说，“看样子，不是你们包围了真‘白匪’，我们或许还见不到这两个‘洋鬼子’呢！”
　　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大家才恍然大悟，都明白这是一场误会，欢欢喜喜拥着斯诺和海德姆走进窑洞里。
　　斯诺笑着说：“周副主席，我可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给‘白匪’掳去这样的笑话。”
　　“这可是一条好新闻哪，我的记者同志。”周恩来风趣地说。他又转身对身边的红军干部说，“今天晚上，斯诺同志就住在白家坪。”周恩来对斯诺和海德姆说，“明天早上，我让他们送你们到我那儿，今天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说完，周恩来就和斯诺、海德姆握手告别。
　　晚上，斯诺和海德姆与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十几个青年干部一起吃饭。这些人中有的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有的是无线电报务员，还有几个红军军官。桌子上摆的是炖鸡、不发酵的馒头、白菜、土豆、小米饭，以及惟一的饮料——白开水。因为肚子饿了，斯诺和海德姆就大口大口地吃着土豆。斯诺口渴得要命，端起碗就喝，谁知让热开水给烫得嗷嗷直叫。
　　饭菜是由两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端上来的。孩子们身上穿着大了好几号的红军制服，看上去松松垮垮的。他们头上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常常遮住他们的眼睛。两个孩子对斯诺和海德姆这两个外国人态度似乎很冷淡，甚至还有些不高兴地看着斯诺，像看一个陌生的不受欢迎的人。
　　斯诺看出了他们的冷淡态度，就故意逗他们，夸张地给其中一个孩子做了一个鬼脸，真把这个孩子逗乐了，孩子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口白牙。这使斯诺的胆子大了一些。看他朝自己身边走来，斯诺就跟他打起了招呼：“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谁知，这个孩子就像没听见似的，压根儿不理他。几分钟后，斯诺又同样招呼另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斯诺抬起头来，发现一个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红军干部在笑他。此人名叫李克农，时任红军交通处处长。李克农扯扯斯诺的袖子说：“朋友，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就在这时，孩子们把冷水送来了。斯诺抱歉地说：“谢谢你——同志！”
　　其中的一个“小鬼”大胆地看着斯诺，不卑不亢地说：“不要紧，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斯诺被孩子的认真逗笑了。大家也都哈哈笑了。
　　第二天早晨，“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护送斯诺和海德姆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司令部的四面围着许多相同式样的农舍。许多农民住在那里，有的在屋外劳动，有的在一起闲聊，好像这里并没有驻扎军队，更看不见一点战争的影子。
　　陕北高原天蓝云白，不时还能听见遥远的山坡上有人在唱信天游。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周恩来正伏案披阅电报文件。邓颖超坐在一旁整理文书，当时她正患肺病，身体非常虚弱。
　　儿童团团员先与哨兵说了几句话。哨兵就走进屋里向周恩来报告。不一会儿，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出门来迎接斯诺和海德姆。
　　周恩来向斯诺介绍说：“这是我的夫人邓颖超。”
　　邓颖超微笑着和斯诺、海德姆握手：“您好，欢迎你们的到来。”
　　走进屋里，大家盘腿坐在炕上。斯诺环视了一下小屋，屋子里面很干净，但陈设却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着一顶蚊帐，这是他见到的惟一的奢侈品了。炕头上还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就是办公桌了。
　　周恩来一脸的轻松愉快，笑着说“欢迎你们！我早就接到报告知道你们要来，今天你们冒险来了，我们很高兴呀，也祝贺你们成功地冲破了封锁。”
　　“谢谢！是你们的事业吸引着我们，你们像一团谜一样，我可是想来揭开谜底的哟！”斯诺说。
　　“我们愿为中国人民正义的和平民主事业作一点努力。这也是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愿望。”海德姆说。
　　“谢谢！我相信，我们共同作出的努力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争取世界和平与民主。”周恩来说。
　　“是的，我已经看到红军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比如你住的这间小屋，就包围在农民中间，这是一间不怕轰炸的小屋！”斯诺用手指一下屋顶，笑着说。
　　周恩来笑笑，诚恳地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接着，周恩来对海德姆说：“你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学博士，我们知道，你在上海就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你的到来将会对苏区的卫生工作大有帮助。你可以和斯诺先生一起参观访问，也可以重点地考察苏区的医疗卫生状况。”
　　斯诺问周恩来：“请问，你们有无线电台吗？”
　　“有啊！”周恩来幽默地一边把无线电报拿起来，又放下推到一边说，“这都是蒋介石蒋委员长送给我们的‘礼物’。南京早就想切断我们苏区与外面的联系，可我们从来没有给他们机会。我可以告诉你们，用这些缴获的电台，他们一次也没有破译过我们的密码。”
　　“那么请问南京要进行第六次‘围剿’，你们有什么打算？”斯诺问。
　　“我们红军不想打内战，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与国民党联合抗日，这样做并不是放弃革命，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革命。再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嘛！”
　　“要是南京政府一定坚持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你们有什么准备？”
　　“人类的解放首先应该是民族的解放，斯诺先生，任何违背人民意志和历史潮流的事物都会遭到人民的反对，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这种结果。但我可以告诉你，抗日战争的第一天就是蒋介石走向末路的开始。”
　　说完，周恩来拿起笔在桌上的一张纸上不停地写着什么，写好后看了一遍，又递给斯诺，说：“我已经给你开好了一个访问苏区和宁夏前线红军的日程表，你拿过去看看。”
　　“谢谢！”斯诺起身接过来，看着，停一会儿，有点惊讶地说：“哇！要九十二天呀！”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而难忘的。”周恩来肯定地说。周恩来的语调很温和，但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与自信。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毛泽东？”斯诺问。
　　“你明天就可以动身去见他。不过，他在保安，那是我们的临时首都，离这里大概有三天的路程。”
　　“那我们怎么去呢？”
　　“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正好和我们的通讯部队一起骑马过去。我会打一个电报告诉毛主席的，你们放心好了。”
　　斯诺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周恩来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他的眼里，周恩来“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实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
　　“周副主席，你的英语发音相当的准确。”斯诺说。
　　周恩来笑着谦虚地说：“我已有五年不讲英语喽！”
　　斯诺和海德姆又是大吃一惊。
　　在和周恩来的接触中，斯诺打消了对于在苏区访问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的顾虑。周恩来的开放姿态和大度的胸襟，让他感到有些意外。于是他和周恩来进行了进一步的深谈。
　　斯诺首先问道“1927年反革命得逞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共产党人主要错误是什么？”
　　周恩来毫不隐讳地说：“我们首要的错误无疑是没有在农民中开展革命，特别是在广东和广西，那里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党采取了机会主义政策，在横的方面也就是数量上的扩大，而没有在纵的方面发展，也就是说没有直接在农民中组织战斗力量。其次，我们没有从国民党军官中发展必要的革命骨干，以至使许多本来可以争取到我们这边的优秀军官脱离了我们……再次，由于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失去了在当时还是革命的国民党的领导权的机会。”
　　“这是什么意思？”对于第三点原因，斯诺感到有些费解。
　　周恩来就举例说：“例如，在上海，我们没有利用当时存在于国民党内部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我们丧失了理应属于我们的对国民党领导权的机会。1926年3月以后，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策略的话，领导权本来是可以取得的。那时，所有的右派已暂时被驱出领导层；左派的汪精卫正与我们密切合作；中间派的蒋介石已被孤立。如果共产党全力加入国民党并争取领导权而不是留在国民党外面的话，我们本来能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并且确有把握地取得领导地位。当时，士兵、商人、学生，甚至华侨都赞成我们主要的策略纲领。就是在最后，蒋介石进军上海期间，我们仍有时间组织一支联合力量以对付蒋介石和右派。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完全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参加北伐的第二、四、七、八军都不在他的控制之下。他有三个师，而且是最不可靠的。”
　　“那么请问你如何解释这些错误或失策呢？”
　　周恩来坦诚地说：“原因有几点：首先是我们缺乏经验和缺乏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为我们党刚成立才几年。其次，我们党的领导是分裂的，陈独秀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派别，透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党员属于刚刚形成的另一派别。第三，国内不同地区不同领导团体的革命发展不平衡。第四，无产阶级缺乏组织和缺乏经验，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党内占有优势。”
　　周恩来和斯诺进行了两次长谈，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斯诺第一次和周恩来会见时，海德姆用摄影机拍下了“大胡子”周恩来骑在马上和他握手的珍贵镜头。
　　19
　　在去保安的路上，斯诺感受到一种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所特有的品质。
　　第二天早晨，斯诺、海德姆和大约四十名通讯部队的红军官兵一起出发了。这些红军战士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要送一批物资到保安去。
　　他们此行只有斯诺、海德姆和外交部的傅锦魁（一译为胡金魁）以及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坐骑。傅锦魁坐在一头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李长林骑的是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斯诺和海德姆骑着马。傅锦魁是个年轻的警卫，非常聪明。李长林是个三十一二岁的红军指挥员。
　　斯诺骑的是一匹老马，弓背像一弯新月，迈步像骆驼一样缓慢，瘦腿软弱发抖，看上去像随时都可能倒下不起的样子。他们顺着河床来到河边悬崖上的羊肠小道。斯诺骑在瘦骨嶙峋的马背上，好像稍微挪动一下就会掉到下面怪石嶙峋的峡谷中去，心里不免紧张又害怕。
　　李长林高高地跨坐在骡子背上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斯诺的狼狈相，不禁大笑起来：“斯诺先生，你坐的马鞍倒不错，不过马鞍下面是个什么老东西？”
　　斯诺知道对方在开他的玩笑，就笑着反问了一句：“请你告诉我，李长林同志，你怎么能够骑着这种‘瘦狗’去打仗呢？你们红军的骑兵就是这样的吗？”
　　“不！不可能！你会看到的！”李长林竭力申辩着，“你可知道你的马为什么‘坏’了？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坏牲口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在前线才不可战胜！要是有一匹马又壮又能跑，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来不送到前线去！我们在后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炮、粮食、衣服、马匹、骡子、骆驼、羊——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前线的红军战士！如果你要好马，同志，请到前线去！”
　　斯诺说：“我肯定会去的。但是，李长林同志，你自己怎么不在前线呢？你也‘坏’了？”
　　“我‘坏’了！决不是！但是前线少一个好人比少一匹好马好办！”
　　斯诺和他们开着玩笑，在山沟沟里爬上爬下，有时骑着马，有时下来步行，喘着气，忍着渴，一边听着李长林讲一个又一个的趣闻逸事，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斯诺觉得“这个时候某种使得个人痛苦的东西或胜利，已经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而一种奇妙的力量消除了他们个人的差别，使红军真正忘记了自己个体的存在，但却又发现自己的存在已经与别人融为一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
　　蓝天白云下面，是那一座又一座的山峦。山羊在山坡上悠闲地吃草，农民在田野里自在地劳作。
　　这一群年轻的红军，一路上唱着自己家乡的民歌，快乐是无穷无尽的。虽然没有人指挥，但都是发自内心的。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来劲儿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就会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有时候夜里也唱，如果战士们从当地农民那里学了新的民歌，农民就拿出琵琶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唱。
　　队伍继续在山道上前进。斯诺在路上不仅听到了贺龙拿着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还与这群小红军们聊起了当红军的故事。斯诺开始感到，这就是“一种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所特有的品质”。
　　这一天，队伍经过一片野杏树林，大家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吃，回到队伍中。许多战士一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跑过来送一把野杏给斯诺和海德姆。
　　班长一喊“集合”，大家又会立即排成整齐的行列，赶紧上路，加快步伐，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
　　走不多远，斯诺发现路边有个果园。果园里果实累累，似乎正等待着大家去采摘。当红军队伍从果园边整齐地走过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
　　斯诺感到非常奇怪，就走到两个名叫“铁老虎”和“川娃子”的“红小鬼”身边说：“我的天呀！这么好的果园，你们怎么不吃了？”
　　“铁老虎”说：“这是农民私人的园子，老百姓的东西我们是不能拿的，一针一线都不行！”
　　川娃子紧接着补充说：“这是纪律！不然我们就不是红军！”
　　晚上，红军住在农民家里。斯诺发现，不管是小米还是蔬菜，农民送给红军的东西，红军都要给农民付钱。而农民也非常欢迎红军的到来，对红军住在自己家里感到一种幸福和骄傲。做饭时，妇女或姑娘们都主动给红军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相处得十分融洽。
　　第二天中午，队伍停在一个村子里歇脚吃午饭。村子坐落在一个青翠的山谷中，风景十分秀丽。所有的“红小鬼”们都围在斯诺和海德姆周围，和他们第一次见到的“洋鬼子”快乐地聊天，气氛十分活跃。
　　斯诺露出孩子般的顽皮神色，微笑着问：“同志们，谁能告诉我，什么叫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就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抢着开腔，掉了牙的大嘴巴张得很大。
　　“还有呢？”
　　“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另一个小战士说。
　　“那么什么叫资本家呢？”斯诺又问。这个问题一时可难倒了“红小鬼”们。沉默了一阵之后，有个孩子站起来了。
　　“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这个“红小鬼”一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斯诺问道。
　　“红小鬼”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没有！他们都逃跑了！”
　　斯诺怀疑地问道：“逃跑了？为什么？”
　　他们又齐声回答说：“怕我们红军！”说完，大家一边大笑，一边为他们鼓起了掌。这时，一个红军战士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家也都跟着唱了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嘹亮的歌声响彻了整个山谷……
　　20
　　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觉得毛泽东是个“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
　　这支小小的部队继续在山路上前进。这天清晨，他们来到一座小山前。这是一个约四十五度的斜坡，左侧的山峰有些陡峭。到了一个转弯处，山路又变成了下坡路。突然，李长林在前面大声喊了起来：“同志们，这是最后一个山坡啦！前面就是我们红色中国的临时首都保安啰！”
　　大家又是一阵兴奋。不知是谁唱起了《黄水谣》。大家也跟着一起唱起来。斯诺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一拐弯看到了下面山谷中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却不常见。
　　李长林说：“斯诺先生，你别看保安城不大，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这里可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当年蒙古人就是通过这里大举侵入中原的。”
　　他俩骑在马背上一边走一边说，来到一条狭窄的关隘口边。只见关隘两旁的堡垒残迹清晰可见，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染成了一片火红色。保安还有一座内城，经过红军的修缮，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拔地而起，围绕着约莫一英里见方的地方。走进城内，只见各种绣着镰刀斧头或者写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的红旗到处飘扬。道路两边贴满了五颜六色用中文或英文写的标语和旗帜——
　　“欢迎美国新闻记者访问苏维埃中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欢迎美国同志支援我们的革命！”
　　“中国革命万岁！”
　　快到红军司令部时，已经有许多红军干部和战士排成两行，正列队欢迎斯诺的到来。简易的军乐队奏起了欢快的迎宾曲。斯诺和海德姆看到这种隆重的欢迎场面，显得有些激动和不知所措，为红军在这样的山沟里举行的仪式而感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集体出来迎接他们，就连备受红军敬重的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和吴玉章等“五老”也站在欢迎的行列里。斯诺在人群中左寻右找，就是没有发现毛泽东的身影，心中不免有一丝失落。
　　“斯诺同志，你的面子不小啊！”李长林拉着斯诺的手笑着说，“看！连我们的‘五老’都出来迎接你们了，就是你们美国总统来了，恐怕也只有这样的档次喽！”
　　“噢？”斯诺佯装高兴的样子说，“怎么没有看见毛泽东？”
　　“毛主席？”李长林笑了，“你想见毛主席？他还在睡大觉呢！”
　　“你说什么？毛泽东现在还在睡大觉？你在开玩笑吧？”斯诺感到困惑。
　　“好了，斯诺先生，咱们下马吧！”李长林先行下了马，动作干脆利落。
　　斯诺搞不懂毛泽东为什么还在睡觉，他下了马，和欢迎的人群一一握手。然后大家相拥着一起走到屋子里。因为周恩来的电报早就到了，所以“外交部”已经为斯诺和海德姆准备好了房间。
　　稍稍休息了一会儿，斯诺和海德姆被请到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场地上。红军要召开一个专门欢迎斯诺和海德姆的“国际友人欢迎大会”。保安的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参加了。红军官兵们有的手持长矛、火枪，有的手持各种外国制造的步枪，空空的子弹带上挂着土制的手榴弹和地雷，偶尔还有几挺机枪、自动步枪或者迫击炮什么的摆在空地上。红军们整整齐齐地站在操场上，士气高昂，等待着斯诺等人的到来。在斯诺看来，“这支队伍兵力看起来很薄弱，但却散发出一种献身的精神”。
　　在操场北端，有一个用木柱子支撑起来的简易台子，台上用红布拉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国际友人访问苏维埃中国”。红军领导人和斯诺、海德姆站在台子上。红军领导人一个接一个的致辞，大家热烈鼓掌。
　　一个红军战士走到主席台上发言，他声调高昂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欢迎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和海德姆博士，他们千里迢迢，冒着生命的危险，冲破层层封锁，历尽艰辛，分别从北平和上海来到我们红色苏维埃访问，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他用力鼓掌，台上台下也是一片掌声，“我们要用他们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来鼓舞我们的斗志；用他们不怕牺牲的精神，继续干好我们的革命工作……”
　　接着，又有一个红军战士走上来发言：“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苏区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九年来，第一次迎来两位美国客人，也是第一次迎来新闻记者，他们的到来就是对我们革命事业的巨大同情和热情支持，他们出席今天的集会，就是表明我们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发言刚结束，台下就有一个红军战士站起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场上所有的红军都齐声喊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台上的红军战士高喊：“解放全中国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台下的红军们也齐声高喊：“解放全中国和世界被压迫人民！”
　　斯诺看着这种壮怀激烈激动人心的场面，深深地被感动了。他对海德姆说“乔治，他们真是勇敢无比，视天下为己任啊！”海德姆也激动地点点头。
　　欢迎仪式结束后，斯诺和海德姆住进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的招待所。这是一幢只有四间小砖房的屋子。
　　这天晚上吃饭时，毛泽东来了。
　　这时的毛泽东面容颇为清癯，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结实的下巴上长着一颗明显的痣，一脸的平易近人。在斯诺的眼里，毛泽东有点像美国的林肯。
　　毛泽东走过来，和斯诺紧紧地握手。“这就是那个被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大洋要他一个人头而且不管死活的毛泽东吗？”斯诺心想。
　　“斯诺先生、海德姆博士，我们红军欢迎你们！”毛泽东握着斯诺的手说，“我们苏区的生活比不上北平和上海，可没有蒋介石那样的条件招待你们喽！”
　　“谢谢！我们并不在乎这个。”斯诺说，“毛泽东主席，我现在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和你单独谈谈？”
　　“好哇！不过，我建议你先和红军的其他同志谈谈，等你熟悉了周围的环境，认清了方位，我们俩再谈也不迟，你看怎么样？”
　　“好！好！”斯诺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认同。
　　“好，那你们先吃饭，不打搅了。”说着毛泽东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1936年7月15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晚上9点，毛泽东和斯诺开始了第一次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和美国人面对面交谈。
　　斯诺在红军干部陪同下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海德姆也一同前往。
　　毛泽东住的窑洞距离斯诺住的招待所很近，一会儿就到了。据民间传说，这孔窑洞是北宋名将杨继业的士兵开凿的。毛泽东是十二天前才从瓦窑堡搬过来的。因为蒋介石这个时候正在华南与反叛的两广军阀陈济棠、李济琛争斗，暂时放弃了对陕北红军的“围剿”计划，所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近期有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斯诺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方凳子上，开始打量毛泽东的住所。这是一眼石孔窑洞，有两间，天花板和墙壁都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下面则是砖块地。窗户也是从岩石中凿出的，上面挂着一幅布窗帘。斯诺面前摆着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上面铺了一块干净的红毡，一支蜡烛在上面哔*(左口右剥)着火花。四壁简陋，只挂了一些地图。卧室里所有的财物只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毛泽东佩戴的领章和普通红军战士佩戴的一样。在斯诺眼里，毛泽东夫妇的主要奢侈品只是一顶蚊帐。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隔壁房间里，正在把新鲜的野杏子制成蜜饯。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坐在斯诺旁边的是翻译吴亮平，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时已过了晚上九点，熄灯号已经吹过，保安城内几乎所有的灯火已经熄灭。
　　毛泽东说：“通过国民党十万大军的封锁，你们冒着风险来到这里，我们热烈欢迎啊！宋庆龄先生来信说，你们对中国人民友好，同情中国革命，我们相信你们会如实地报道反映我们的情况，你们可以到苏区的任何地方去考察采访，不受任何限制，我们会尽全力给你们方便的。海德姆博士，医术很高，我们这里医疗卫生条件差，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提出真实的建议和批评意见。”
　　海德姆说“孙夫人让我们给红军带来了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还有鲁迅先生给你捎来了金华火腿。”
　　说着，海德姆将第三国际的文件和鲁迅先生写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说“谢谢喽，谢谢喽！宋庆龄先生和鲁迅先生一贯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他们的爱国精神也激励着我们呀！”
　　说话间，贺子珍笑盈盈地送来了她用新鲜的野山杏制成的蜜饯，请斯诺和海德姆品尝。他俩各自拿了一颗放进嘴里，刚刚咬上一口，就酸得差点吐出来。吴亮平赶忙笑着解释说：“苏区缺糖，毛主席也没有糖吃。”
　　毛泽东笑着说：“这山杏是子珍同志在山上采摘的，老百姓没人吃，可是这却是开胃的好东西哟！”说着，自己就拿了一颗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大口嚼了起来。
　　贺子珍笑着坐在一旁干起了针线活儿。
　　斯诺问：“主席先生，听说你曾经在北京大学工作过？”
　　毛泽东说：“是的，那时候我是个没有人瞧得起的图书管理员呢！”
　　“可是今天，你可是和蒋介石委员长一样，在中国是家喻户晓了！”
　　“哦？那这里面有一半的功劳是蒋先生送给我的喽！”毛泽东幽默地说。
　　“主席先生，在我来红色中国的时候，我看到了报纸上有一篇报道你已经死去的消息。”斯诺笑着说道，“我实在担心来到这里却见不到你，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是吗？”毛泽东又笑了，“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我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喽。”
　　“主席先生，我注意到早在1932年，你们就曾提出愿意在抗日的共同纲领下与南京政府联合，但你们的提议被拒绝了。现在，红军在西北强大了，重申停止内战，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把红军和苏区完全归中央政府来管辖。这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准备同国民党‘复婚’？”
　　“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沉静自如地说，“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
　　斯诺说：“如果日本被打败了而且被逐出了中国，你是不是以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大问题，总的来说也就此解决了呢？”
　　毛泽东说：“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这样侵略中国，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觉醒了，动员了起来，而且我们也真正获得了独立。因此，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
　　“那么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够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
　　“有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毛泽东用手势比划着，“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
　　“那么你认为这样的战争要打多久？”
　　毛泽东思索了一会儿，继续抽着烟，说：“这要看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要看中国和日本国内的许多的决定性因素，要看国际对华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内部革命发展的速度而定。如果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极其一致的，如果上下左右都是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如果那些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自身利益威胁的各国政府给予中国的国际援助是大量的，如果日本国内很快发生革命，那么这次战争就会很短，很快就可以得到胜利。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那么战争会是很长久的。但到最后，日本还是要被打败，只不过牺牲重大，全世界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时期。也就是说，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斯诺一直谈到凌晨两点。斯诺显得很疲倦，有点要打瞌睡了，不停地打着哈欠。毛泽东同斯诺的这次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方针的谈话，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主要方针和原则。这次谈话不仅表明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信念，而且毛泽东也第一次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
　　毛泽东滔滔不绝，说得津津有味，兴致不减，看不出一点疲倦的样子。说到激动处，毛泽东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他那高大的身影被烛光映射在窑洞的墙上和天花板上。
　　贺子珍也没睡，起身给他们换了一根蜡烛。烛光更明亮了，在烛光的周围有许多小虫子在飞。忽然，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个人都探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了起来。
　　“嘿！润之，你看，这小东西真可爱，翅膀是淡淡的绿色，跟青苹果颜色差不多。”贺子珍轻轻地说。
　　“哦？子珍，让我看看。”
　　“看，这边上还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呢！好漂亮啊！”
　　“来，让我把这个小勇士的美丽留下来吧！”说完，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自言自语地说：“飞蛾赴火，是为了寻求光明，我们共产党人、我们红军，也是为了让中国的劳苦大众开辟光明世界而赴汤蹈火呀！”
　　斯诺被毛泽东夫妇的这一举动逗笑了，顿时没有了睡意。
　　谈到最后，斯诺问道：“中国是否可能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帝的联盟呢？”
　　毛泽东告诉他：“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为了自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是对它们自己有利的。……假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那么这就是一系列长期的、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的开始。因此必须作出抉择。从中国人民自己来说，我们将采取对压迫者进行抵抗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同我们一起走这一条路，而不要走上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所决定的黑暗的道路……要抗日成功，中国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的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要单独进行下去！”
　　毛泽东看时间已经很晚了，就结束了谈话。斯诺告诉毛泽东，他明天早上8点还要去参观红军大学。
　　毛泽东说：“好啊！斯诺先生，你是九年来第一个来苏区的新闻记者，我们这里保证你新闻自由，你可以随便采访，我们不会干涉你，有谁不跟你说真话，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毛泽东！”
　　说完，大家握手告别。这时，毛泽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拍拍自己的脑门说：“亮平，明天别忘了找后勤部的同志，给斯诺同志和海德姆博士送一套我们红军的军装。告诉他们，是我说的。”
　　吴亮平说：“好的，主席。”
　　说完，斯诺和吴亮平走出毛泽东的窑洞。夜深了。四周一片寂静。斯诺抬头望望满天的星斗，感叹地说：“哇！陕北的星星好像比北平的亮哟！”
　　吴亮平说：“不是陕北的星星亮，而是我们红军站得高！”
　　说完，两人都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斯诺由红军大学校长林彪陪同参观红军大学。红军大学其实就是一孔能容纳好几百人的窑洞。他们进去的时候正好是课余活动时间。斯诺看到有的学员在打篮球，有的在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写东西、读新到的书报。
　　斯诺问：“这里一共有多少人？”
　　林彪告诉斯诺：“红军大学共有四个分部，八百名学员。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等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过十五块。主要开设有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政治课程主要有：《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等。军事课程主要有：《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运动战》、《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发展》等。”
　　斯诺应邀在红军大学作了关于英美对华政策的报告。
　　傍晚，斯诺和海德姆一起来到保安城边散步。在城边的一块空地上，斯诺发现有几个红军大学的学生在打网球，这情景多少让他感到有些意外，就走了过去，用十分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们。斯诺兴奋地和他们打招呼说：“哇！这真是奇迹！我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万里长征的浴血奋战之后，在这样的偏僻山沟里，会看见你们红军的高级指挥员竟然如此矫健地进行着这种不寻常的运动，真是太棒了！”
　　一个学员说：“我们打得不好，来，我们一起玩吧！你也教给我们一些技巧。”
　　斯诺说：“不！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还是让我把它拍下来吧！来，让我当导演！”说完，斯诺就叫这个握球拍，那个拿球网，排成一行，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中其中一人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将军。
　　拍完后，斯诺和红军大学的学员们一边握手一边意味深长地说“听说你们每个人的脑袋在国民党那儿都值五万大洋，我不明白，他们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通缉你们，而你们呢，却在这里若无其事，个个都成了球艺高超的网球健将啦！这真是不可思议！”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一个年轻的红军干部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喊斯诺：“斯诺同志，毛主席请你和海德姆博士去看我们红军剧社的演出。”
　　于是，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地向河边大草地上的露天剧场走去。
　　太阳已经落山了。人们正从不同的方向纷纷朝剧场走去。他们中间有红军大学的学员，有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还有农民以及普通士兵。不远处的草地上有几头羊正在吃草。
　　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以及其他红军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像普通士兵一样坐在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没什么人去注意他们了，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舞台。
　　剧场的舞台是利用一座古庙临时改建的。一盏汽灯挂在其中的一个柱子上。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节目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这些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抗日和革命。在斯诺眼里，这些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
　　在演出中间，观众中不时有人叫喊，邀请人即兴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个陕西本地的工厂女工唱了首古老的民歌，并且让一个陕西农民用土制的琵琶伴奏。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喊“同志们！请外国新闻记者给我们唱一个，要不要？”大家都积极高声响应：“要！”
　　受到邀请的斯诺站起来，他有点手足无措。这时又有人喊起来：“斯诺同志不唱行不行？”大家又积极响应：“不行！”
　　盛情难却，斯诺便用英语唱了一首美国民歌《荡秋千的人》。斯诺唱得很投入，观众们也随着节奏拍手，虽然听不懂，但友谊已经超越了语言，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中。
　　等斯诺唱完以后，人群中又有人高喊：“请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合唱一个好不好？”大家又积极高声喊道：“要！”
　　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斯诺也大声用汉语喊起来：“要！要！”
　　这时，毛泽东突然像一个小孩子似的涨红了脸，站起来对大家说：“谢谢同志们，我看呀，咱们平时难得听到红军大学女同志们唱一次，今天就把唱歌的权利都交给她们，咱们认真当个听众，好不好？同志们，给她们鼓掌！”毛泽东一说完，大家纷纷响应，他也就此顺利地逃脱了“点名表演”。于是几个红军大学的女干部带着天真活泼的儿童们合唱了一首《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拯救人类还靠我们自己……”
　　21
　　爱吃辣椒的毛泽东给美国人唱起了他最爱唱的《红辣椒》。
　　这是一个周末。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远远看去，碧绿的山和树包围着金黄色的庄稼，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田野里，农民和红军战士们一起正弯腰在田间劳作，他们有的戴草帽，有的戴白毛巾，干得热火朝天。毛泽东戴着草帽，也在那里收割麦子，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淌。一个农民把自己头上的毛巾解下来，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接过来擦擦脸上的汗，又还给了他。“红小鬼”们也在其中，帮大人们干活，个个面带着微笑。有人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这就是苏区特有的“星期六突击队”，利用战斗训练的间歇帮助乡亲们干农活。
　　斯诺来了，远远地和毛泽东打招呼：“主席先生，你也会干这些吗？”
　　毛泽东微笑着站起来，手里拿着镰刀，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汗珠，说：“斯诺先生，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小时候在老家湖南一个名叫韶山的山沟沟里，就做过这些农活。”
　　斯诺指着“红小鬼”们说：“是不是跟他们一样？”
　　“是啊，跟他们差不多大小。我那时候因为偷懒还经常挨父亲的打呢！”毛泽东的话引起大家一阵欢乐的笑声。
　　斯诺笑着问道：“有那么多的农民和士兵，你为什么还要亲自参加这种劳动？”
　　“这个呀，我们有个‘星期六突击队’。一到星期六，只要没战事，我们都要参加这样的义务劳动。”
　　“让我也来试一试。”说着，斯诺也走到了田间。
　　毛泽东递上自己手中的镰刀，说：“斯诺先生，来，割一割中国的麦子。”
　　斯诺接过镰刀，开始弯下腰收割起来。毛泽东站在一边，看着斯诺笨手笨脚的模样笑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晚上，毛泽东和斯诺一起在饭堂吃晚饭。桌上摆着土豆、豆角等几个小菜。在毛泽东的面前还多放了一碗红辣椒。毛泽东用馒头夹着辣椒吃。斯诺就坐在毛泽东的身边。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
　　毛泽东把盛辣椒的菜碗推到斯诺面前说：“斯诺先生，吃点辣子，对你采访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
　　斯诺一脸惊诧地问道：“为什么？”
　　“不信，你尝一口红军的辣子就知道了。”毛泽东笑着说。
　　“难道苏区的辣椒有什么不同？”斯诺就学毛泽东的样子用馒头夹着辣椒吃了一口。刚送到嘴里他就被辣得直打喷嚏，眼泪都流出来了，他痛苦地看着毛泽东惊叫起来：“哇！太辣了，我的嘴巴快没了。”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笑着说：“斯诺同志，你知道吗？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
　　“是吗？你这是什么逻辑？”斯诺怀疑地问道。
　　“那当然喽！这是我专门做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毛泽东又用馒头夹着红辣椒吃了一口。
　　而让斯诺想不到的是，在座的其他红军同志也纷纷起来反对毛泽东的这种“逻辑”。一个红军干部大声地反问毛泽东“那不吃辣椒的就不是革命者啦？！”
　　毛泽东笑了，说：“你们不信？你看，就拿我们湖南人来说，喜欢吃辣椒是出了名的，所以湖南就以盛产革命家而闻名。对不对？你们数数，湖南出了多少革命家。还有四川，也是如此。外国的，比如有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他们也是喜欢吃辣的，所以也产生了许多革命家。”
　　“毛主席，你知道吗？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他们倒是出了个墨索里尼。”一位红军干部说。
　　这时斯诺指着在座的其他红军干部说：“毛主席，那他们不吃辣椒，算不算革命家？”
　　毛泽东笑了：“好，好，我认输，我认输。”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一个红军干部说：“毛主席，既然你输了，那你就得给我们表示表示。”
　　“对！给我们表示表示。”大家附和着。
　　“表示什么呀？革命可不是请客吃饭，要请，我就请你们吃红辣椒。”毛泽东笑着说。
　　“行啊！主席，你不是最喜欢唱那个《红辣椒》的歌吗？你就给我们来一段怎么样？”一个红军干部提议说。大家都为这个提议喝彩鼓掌。
　　毛泽东也不推辞，就高兴地用筷子敲着碗唱了起来——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让我唱个辣椒歌。
　　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
　　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一日三餐少不得。
　　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口能说十几条——
　　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
　　油煎爆炒用火烧，样样味道好，
　　没得辣椒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这天夜里，斯诺和海德姆在招待所的住处一边吃着花生一边聊天。他们来延安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他们可以在红军“苏区”里自由自在地参观访问，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曾经是那么的神秘，而如今，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物质上的贫穷与精神的富有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这里好像是中国大地上生长的另一片新大陆，是一个新的世界。
　　斯诺感慨地说：“乔治，毛泽东和农民们一起劳动，他像个农民一样。这让我吃惊。”
　　“是的，埃德，这是我来中国所没有见过的。”海德姆说。
　　“我还记得，在七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到过中国的西北，访问了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也不知道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是的，萨拉齐之行令斯诺记忆犹新。斯诺在日记中写道：“难民们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玩艺儿像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而儿童们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麻袋一样，而大多数的女人和姑娘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做了妓女或者苦力。”
　　斯诺对海德姆说：“乔治，我并不是要危言耸听。那些凄苦的景象仍在眼前，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这样死去。我记得在一个名叫萨拉齐的小镇上看到过刚刚死去的人，有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在农村里，我看到过坟墓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瘟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这种城镇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还有，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在北平、天津等地，我看见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都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许多还是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但今天，我们到了共产党这儿，好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要知道，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海德姆说。
　　“是的，我也这样问过，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让耕种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他们是那么的麻木，而又愿意被奴役。那时，我骂他们是胆小鬼，因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我为中国人感到悲哀。”
　　“但我看到这里的红军不是这样。”
　　“是的，在共产党的苏区，我发现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领导的农民证明了这一点。”
　　“埃德，真的，我有一个愿望，我想永远参加他们的斗争，为他们服务。”
　　“是啊！红军需要你，他们的医疗条件太差了，卫生设施也不行，”斯诺感叹着，“而这个世界仍然不知道他们的真相。乔治，我有一种预感，我们正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这不仅仅是一个头号新闻，一个新世界的帷幕将被我们拉开。”
　　海德姆默默地点点头。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苏区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在外交部的红军干部傅锦魁的陪同下来到斯诺的住所。林祖涵，五十五岁，是个长征老战士，如今已经白发苍苍，但依然神态庄严，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祥和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其中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
　　斯诺从屋里站起身，出门迎接，笑着说：“你好！大家都说你是红军的‘老财神’。”
　　林祖涵笑了笑，握着斯诺的手说：“哪里，哪里。”说着就在炕边坐下。
　　斯诺大胆地问林祖涵：“你作为财政部长，每月的薪金是多少？”
　　“五块钱的补贴。”
　　“在经济预算和收支上，如果有人搞舞弊，做手脚怎么办？”
　　“我们自然有能防止舞弊的方法。因为我们的财政是依靠集体控制收支的，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都要受监督委员会的监督，采用这个方法，任何舞弊都是办不到的。”
　　“我知道，红军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五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但长此以往，你们能维持多久？”
　　“出路是一定能够找到的。”林祖涵非常自信地笑了。
　　曲折起伏的街道，其实就是乡间土路。在一棵大树下，毛泽东和农民杨步浩、李望福②站在那里说话。农民穿着蓝布粗棉衣，头上箍条白毛巾。
　　杨步浩牵着一头驮着一筐梨子的小毛驴，恳切地说：“毛主席，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一点心意。”
　　“是啊，毛主席，红军一来，我们有地种了，有饭吃了，有衣穿了，孩子到了队伍上还识了字，咱祖祖辈辈都为那地主老财做牛做马，斗大的字也不认识一箩筐，今个咱们翻身了，这是共产党红军为咱们老百姓做了大好事啊！你们太辛苦了，村里男女老少都要到县里来看你，我家婆姨跟我商量把咱们早时养的三只鸡，给你送来，算是尽了我们老百姓的一点心。”李望福说。
　　毛泽东像一个非常耐心的听众站在他们身边，长长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露出宽敞的额头，一只手叉在腰间，微笑着点点头。
　　杨步浩说：“毛主席，我们临走时，村里的人像开会似的都来了，李望福的娃儿也非要跟着他来，路太远，我们没敢带他来，他还哭了呢！”
　　“谢谢喽，谢谢喽，你们看，”毛泽东拍了拍自己的胸膛，“我的身体很棒的嘛！你们回去后，就告诉乡亲们，毛泽东已经收下了你们的心意了。”
　　说着，毛泽东用手拍拍他们的肩膀。两个农民显得很着急的样子，不知怎么办才好。“这，这……”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又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换了一个话题问道：“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好！好！”杨步浩、李望福抢着说。
　　“明年群众会不会挨饿？”
　　李望福说：“今年我们的粮食肯定有余，我们都商量好了，政府不收我们的税，我们准备把多余的一部分送给咱们红军！”
　　毛泽东说：“丰收了是好事，但也要好好备下荒。”
　　“我们正想着呢！”杨步浩答道。
　　这时斯诺走过来了。两个农民没见过外国人，就提高了警惕，立即围在毛泽东身边来保护他，用眼睛瞪着斯诺。毛泽东转身一看是斯诺，就笑了起来，对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他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是记者。”
　　两个农民不好意思地憨笑着说：“毛主席，你们唠，你们唠，我们不打搅了。毛主席，我们走了。”说着又指着毛驴上的包袱对斯诺说：“美国记者同志，这是毛主席送给我们的，里面还有两包饼干，我家娃儿还没见过这是啥东西呢！”说完，他们乐呵呵地赶着毛驴走了。
　　毛泽东对斯诺说：“斯诺先生，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中国的农民，他们是我们革命最为重要的力量。”
　　斯诺说：“但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说完，毛泽东沉静而又爽朗地笑了。
　　这天夜里，斯诺再次来到毛泽东的家。毛泽东坐在窑洞的神龛里，依然抽着烟。贺子珍来来回回地给他们倒水。吴亮平坐在小方桌上，不停地记录着。
　　斯诺笑着说：“毛主席，你的烟瘾好大哟！”
　　“嗯，我曾经戒过烟，但你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这时，贺子珍半埋怨半开玩笑地说：“别说了，在长征路上，没有烟抽，你知道他抽什么？就从路边撸一把树叶，用纸卷起来，就抽！”
　　毛泽东说：“有人告诉我，说抽烟容易得肺病，我就戒了一阵子。后来，我们的医生同志给我检查，说我的肺好得很，我就又抽上了。”说着，毛泽东又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后，吐出一串烟圈来。
　　斯诺问道：“毛主席，你能告诉我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吗？”
　　“要说基本政策，我想，重新分配土地应该是我们政策中一个根本的因素。因为这对广大农民来说就是一场革命。”毛泽东平静地说，“1926年，我在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时，曾经负责搜集二十一个省的土地统计工作。从那次调查来看，占全部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总共占有所有可耕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中农占有百分之五十。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自从反革命以后，这些数字被禁止发表了。在十年后的今天，关于中国土地分配情况，仍不能从南京方面得到任何说明。”
　　“那么现在的中国农村的破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毛泽东站起来，指着中国地图说：“现在中国的农村所遭受的灾难是由于政府放弃了反帝斗争，南京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直接加速了这种悲剧的结果。你要知道，现在的中国已经把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现在还控制了中国剩下来的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全部铣铁和铁矿企业，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对满洲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日本以中国的东北为根据地，它可以从这里毫无顾忌地继续侵略中国。即使中国其他地方不再遭日本侵略，这一切已足够让我们找到答案。”
　　“那么，南京九年来反共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
　　“对此，我们已经作了总结，事实可以告诉我们，第一次‘围剿’时，满洲落入日本的手里，第二次‘围剿’上海遭到侵犯，第三次‘围剿’热河没了，第四次‘围剿’失去了冀东，而第五次‘围剿’，冀察的主权又受了很大的损害。因此，蒋介石要对我们进行新的‘围剿’，绥远必然就要遭受丢失，因为日本早就虎视眈眈了。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主席先生，那你要告诉蒋介石什么呢？”
　　“还是那句老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打，我奉陪到底，但那肯定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毛泽东说话的口气非常坚定，“如果他蒋介石不相信我们红军的话，斯诺先生，我建议你先去我们的前线看一看，这样，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军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相信，他们就是你们要寻找的中国的‘十字军’！……”
　　与毛泽东就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问题深谈之后，斯诺对毛泽东更加崇敬，他曾感叹道：“毛泽东那时四十三岁，只比我大十四岁，但是他的阅历不知比我丰富多少倍！”后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回忆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时，这样写道：
　　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1936年7月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斯诺一直想了解有关毛泽东个人的事迹，他说：“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在25日晚上，毛泽东对斯诺讲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后，斯诺再次向毛泽东提出了为其作传的问题，并“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但毛泽东在谈话中，总是“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只是跟他谈长征、谈革命、谈党、谈普通的红军战士和英雄的故事。
　　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完全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在这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向斯诺列举了十八个领导人的名字。毛泽东说：“党之所以不可战胜，再一条原因在于有人才，有一批革命的干部，他们才能非凡、忠勇双全。朱德、王明、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罗迈（李维汉）、邓发、项英、徐海东、陈云、林彪、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萧克同志，还有许许多多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优秀同志，通过所有这些同志的通力合作，创建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这些同志以及正在成长的一代新人，将领导我们走向最终的胜利。”
　　斯诺根据毛泽东的讲述，写下了《长征》，成为第一个将长征公布于世的人。斯诺觉得中国共产党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辉煌的史诗，“冒险、探索、发现、人的勇气和胆怯、狂欢和胜利，痛苦、牺牲和忠诚，而烈焰一般贯穿这一切的是那千万个青年的不息的热情、永不泯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他们从不向人、或自然、或上帝、或死亡认输——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东西，看来已载入了这部无与伦比的现代史诗中了”。
　　毛泽东讲完红军长征的经过后，兴致很高，站起身来说：“子珍，给我拿笔来。”说着，他来到桌旁，贺子珍为他研墨。
　　毛泽东欣然提笔，挥毫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赠送给斯诺。
　　看着毛泽东潇洒遒劲、不拘一格的书法，一种荡气回肠的王者风范和天地英雄的豪迈自信，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的恢宏气度，更使斯诺的心中多了几分尊敬之情。
　　显然，毛泽东认为他“个人是不关重要的”。斯诺想套出毛泽东个人的故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好像是在捉迷藏。尽管毛泽东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对每一次战斗、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能清清楚楚地讲给斯诺，但毛泽东依然不大相信有必要谈论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在斯诺的“穷追猛打”般的追问下，最后，毛泽东建议斯诺先去红军的前线看看，等回来后再谈有关他个人的问题，因为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马上就要在甘肃会宁会师了。
　　22
　　当斯诺打退堂鼓时，吴亮平告诉他：“你将会看到真正的中国军队！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
　　蓝蓝的天上飘浮着白云，天空显得透明干净。
　　斯诺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到保安以西甘肃边境的前线去采访。由吴亮平和外交部的红军干部傅锦魁陪同，在一个早晨斯诺骑着马出发了。
　　骑在马上，斯诺感受着西北大地粗犷的美，不禁发出一声感叹：“陕北真美呀！这让我想起我少年时到加里福尼亚旅游的往事，充满着刺激。”
　　傅锦魁也高兴地说“我早就想上红军前线去，在后方呆着找不到当兵的感觉。你这一来，是天赐我良机也！”
　　斯诺说：“与你一起同行，我也很高兴。”
　　“但你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不相信你。”傅锦魁直截了当地说。
　　“为什么？”斯诺问道。
　　“不为什么，我的直觉让我怀疑你来苏区的真正目的。”
　　斯诺无奈地摇摇头，狠狠地抽了一马鞭，加速向前跑去。
　　一路上，斯诺、海德姆、吴亮平和傅锦魁借宿在农民的茅屋，睡在农民的土炕上，吃农家饭，同农民们聊天。农民们都殷勤好客，许多老百姓一听说斯诺是个“外国客人”时，都拒绝收钱。
　　一天傍晚，他们在陕北接近甘肃边境的一个叫周家的村子里找到了住处。这是一个五六户农民合住的大院子。十几个小孩不断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做着游戏。一个年约四十五岁的农民，很客气地慨然同意接待斯诺和傅锦魁。这十几个孩子中有六个是他的。家中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太，是他的母亲。斯诺在炕上坐下，农民很客气地给他们倒水，请他们休息。在厨房，那位小脚老太太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斯诺。但她的儿媳妇却有点不高兴了，站在一边嘀嘀咕咕的，脸色不太好看。
　　傅锦魁看到了，就走过去劝说老太太：“奶奶，别杀鸡了，弄点饭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不行！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老太太又指使他儿子腾出一间干净的屋子给斯诺住。儿子马上在炕上铺了一张新毡子，又给斯诺的牲口喂玉米和干草。
　　吃完晚饭，房东又提着一只鸡和一个小布袋送过来，对傅锦魁说：“红军同志，你们到前线去还远呢，我妈妈说，再送你们一只鸡和几个鸡蛋。”
　　傅锦魁说：“不行的，我们有纪律的，不能随便吃拿你们的东西。”
　　“没关系，我妈说了，这是送给外国客人的，又不是送给你的。”
　　“行，不过我们得用钱买。”说着，傅锦魁就从兜里掏出钱来，“连房租一起给你一块钱。你收下吧。”
　　“算了，算了，我不能收红军的钱。”
　　“不行，我们要遵守纪律，你不收，就是让我们犯错误。”
　　房东无奈地说：“那好吧，就收二角钱吧，屋子的钱我坚决不收。好吗？”
　　傅锦魁没办法，就同意了。
　　第二天，斯诺一行继续骑马西行。离开保安向西北方向走了几天的路程以后，在一个傍晚，他们来到了吴起镇。吴起镇是苏区的一个“工业中心”，这里方圆数百里之内都是半牧区，老百姓住在窑洞里，用菜油点灯，蜡烛是奢侈品，电灯则闻所未闻。
　　斯诺一行快到镇上时，一个红军干部已经骑马出来迎接他们来了。这位红军干部是前线部队的给养委员，他帮斯诺卸下马背上的东西，把斯诺一行安排在“列宁俱乐部”里歇息。大家都已经很累了。
　　“列宁俱乐部”是个墙壁刷得很白的窑洞，斯诺看见正中的墙上挂着列宁的画像，画像四周挂着彩纸条。窑洞四壁还贴有许多革命口号和招贴画。屋子中央放着一张方木桌，四条长凳。桌上摆放着饭菜和水杯。在另一侧放着一张乒乓球桌，上面还有一副乒乓球拍。给养委员很快给斯诺送来了热水、肥皂和干净的毛巾。毛巾上还印着红色的“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汉字。大家简单地洗了洗，就坐下来吃晚饭——烘制的面包。
　　吃完饭，斯诺把被褥铺在一张乒乓球桌上，点了一支烟抽了起来。这时，给养委员不知从什么地方端出褐色的浓咖啡和白糖来送给斯诺。
　　斯诺高兴得叫了起来：“咖啡？！哪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太好了，我正想喝呢！”
　　给养员笑着说：“这是我们五年计划的产品！”
　　傅锦魁和吴亮平坐在一边笑。斯诺好奇地问道：“五年计划？什么，是你们自己生产的？”
　　给养委员哈哈地笑起来：“你猜呢？”
　　斯诺把咖啡送到鼻子边上闻了闻，恍然大悟似的说：“啊！我看这来路不正，这是你们没收来的！我能闻出它有违禁品的味道。哈哈！”
　　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告别了吴起镇，斯诺一行继续骑马西行。
　　一天中午，他们坐在一个山坡上休息。斯诺从包袱里拿出周恩来送给他的日程表，仔细看着上面的行程安排和路线图对吴亮平说：“周恩来副主席给我的采访路线时间太长了，要九十二天！可我到这儿至今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
　　吴亮平说：“是的，我们的正规主力部队离保安还有二百多公里，但我们已经答应你陪你去的。”
　　“但我已经知道，蒋介石正在南线准备发动一次大攻势，我很想到那边去，因为他们兵力要强一些，趁现在没有交战，我得及早离开这里，还来得及越过战线去写我的报道。”
　　“蒋介石企图消灭我们已有十年了，这次他也不会成功的！”吴亮平平静地说，“现在你有机会到红军前线去，你却不知道该不该要这个机会？你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来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是记者，我需要的是新闻，可不是在这里闲逛！”斯诺辩解说。
　　“新闻？闲逛？我们红军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新闻！你知道吗？整整九年了，没有一个新闻记者来过。而你就是第一个！”
　　“这个，你不说我也知道，但你也应该知道蒋介石的这次行动，也会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斯诺继续辩解说，“再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的一些情况，这足够我回去写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了。”
　　吴亮平说：“斯诺同志，我不想阻止你，来去都是你个人的自由，写什么也是你的自由，但有一点我会告诉你，你不去我们红军的前线，你会后悔的！你这次采访也是不完整的。”
　　开始打退堂鼓的斯诺看到吴亮平这样热情的劝告，还是犹豫不决，来回踱着步子。傅锦魁坐在那里看着斯诺这个样子，就有点幸灾乐祸，他哼着小调，漫不经心地说：“我早就说过帝国主义分子不可相信。”
　　吴亮平小声劝道：“锦魁同志，你不能这样说。”
　　“怎么不能说？！他来这儿就没安好心，我看哪，干脆你陪他回去，我一人去前线。”傅锦魁站起来，大声嚷着。
　　“有话好好说嘛！别让人家看咱的笑话。人家也没说不去，不是在跟我商量嘛！”
　　“商量？有啥商量的！哼！洋鬼子点子多着呢！”傅锦魁把头扭到一边。
　　“锦魁同志，刚来的时候，你还感谢人家，说让你去前线，这是天赐良机。”吴亮平笑着说，“你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傅锦魁这么一生气，反倒让斯诺想通了。他决定继续前进。
　　吴亮平高兴地说：“斯诺先生，你绝对不会失望的。我敢说，你将会看到真正的中国军队！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
　　傅锦魁还是一个人在那儿生闷气。斯诺走到傅锦魁身边说：“傅同志，走！带我去前线！”
　　吴亮平拽拽傅锦魁的衣角。傅锦魁勉强挤出一点笑容，对斯诺点点头。大家又忙着收拾行李，一起上马，向西边的红军前线指挥部预旺堡奔去……
　　23
　　“红小鬼”说斯诺：“是个‘洋鬼子’没错，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因为“他的鼻子还不够大”！
　　到了预旺堡，红军前线指挥部在这里召开了欢迎大会，迎接斯诺和海德姆这两个美国客人的到来。大会会场上，“热烈欢迎美国朋友到红军前线访问”的标语高高挂在主席台上。斯诺、海德姆与彭德怀、聂荣臻、左权、朱瑞等同志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台下站着各师团派来的代表，整齐威武的红军战士扛着枪，骑兵骑着高头大马整齐地站在一侧，场面十分雄壮。
　　斯诺和海德姆在彭德怀等人介绍下，和前线各部队来的代表一一握手。当他们走到红四师代表、师政治部抗日战线科科长卢仁灿面前时，卢仁灿笑着说“斯诺先生，海德姆博士，我们听说你们来红军前线访问，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红四师首长专门从缴获土匪马鸿宾的战马中挑选了两匹好马，配上了两副好鞍子，委托我给你们送来了。”
　　彭德怀站在一旁指着场外的两匹马说：“嘿！还是两匹黑骏马呢！”
　　在欢迎会上，卢仁灿宣读了由红四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舒同签名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
　　亲爱的美国同志：
　　我们全体听到你们来到苏维埃区域的消息非常兴奋，热烈地希望你们能来到我们驻地参观。可是因时间关系不允许了，兹派卢仁灿同志等前来欢迎，藉以表示我们热烈兴奋的情绪！
　　我们现在处在经济极落后的区域，找不到什么好东西送给你们，兹送上乘马二匹以作永久的纪念。这是不久以前在胜利的战斗中缴获马鸿宾部的。
　　同志们！过去，国际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因隔我们太远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对中国人民红军的斗争内容，多少有些怀疑和误会，我们要求你们将我们的斗争内容与实际表现，广播给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消释他们的怀疑与误会。
　　中国人民红军斗争的历史证实，国际帝国主义是在用一切力量（精神的物质的）帮助着中国的反革命镇压中国革命与进攻中国人民红军。因此我们要求你们号召国际，特别是美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给予同情与援助，首先反对美帝国主义用金钱和军火接济中国的反革命！
　　中国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挽救危亡的最后支柱，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胜利。也就是美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胜利！
　　我们高呼：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中美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联合起来！
　　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与实现全世界苏维埃联合而斗争！
　　中美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解放万岁！
　　并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1936年8月19日
　　在热烈的掌声中，卢仁灿将这封慰问信送给斯诺留念。接着，斯诺也发表了即席演说：
　　诸位英勇的同志们：
　　在你们热烈的欢迎中，我万分激动和荣幸。在你们伟大的胜利中，现在二、四方面军又很快地同你们会师了。你们的前途是无限地展开着。
　　我今天替你们照了红军活动照片，我将带到全世界上去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的人——广大的劳动大众，尤其是你们的同志兴奋鼓舞。我现在要报告你们几条消息：一是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同你们一样，为争取自由独立解放而斗争，如西班牙、比利时。二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到处在罢工示威，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进展之下，使他们更加兴奋，斗争更加坚决。三是日本侵占中国，美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劳动大众起来反对日本的行动，来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们想各种办法来帮助你们。所以，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是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全世界……
　　斯诺的讲话赢得了红军将士们雷鸣般的掌声。然而令斯诺感到格外高兴的是，他的这次讲话，是由他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王汝梅担任翻译的。王汝梅现在已经改名叫黄华了。原来在斯诺离开北平开始这次“冒险之行”的时候，就曾请王汝梅当他的翻译一同前往。王汝梅当即同意了，但需要党组织的批准，因此未能同行。斯诺就约请了另一个青年学生，但在西安时，那个青年退却了，没有跟斯诺去。于是斯诺就通过地下党组织给在北平的妻子海伦发了一封电报，请王汝梅速来西安。当时，王汝梅正面临毕业考试。但因机会难得，一心向往革命的王汝梅毅然放弃了取得大学文凭的机会，立即通过党组织请求奔赴西安。后来，王汝梅也是通过刘鼎的安排紧随斯诺之后秘密进入了苏区。到达苏区后，他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请他以北平学生代表的身份向红军指战员报告“白区”人民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然后，他到达了红军的西部前线，担任了斯诺的翻译。而吴亮平和海德姆就在这里与斯诺暂时分手。海德姆独自去苏区的其他地方考察红军的医疗卫生状况去了。
　　讲话结束后，操场上的战士们开始了队列表演。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口号嘹亮的红军战士，让斯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战士们不仅表演了刺杀，还给斯诺表演了射击。只见八个战士卧倒之后，枪响靶落，“中美人民友谊万岁”八个大字也依次出现。战士们娴熟的枪法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天边传来，等候在一旁的骑兵为大家表演起了马术劈刀，精湛的技艺令大家不断地欢呼叫好。斯诺挎着照相机，海德姆扛着电影摄影机，他们俩在操场上马不停蹄地拍照、录像，兴奋异常。
　　欢迎大会在战士们精彩的表演中结束了，彭德怀问他们俩：“斯诺先生、海德姆博士，我们红军的马术怎么样？”
　　斯诺和海德姆竖起大拇指，异口同声地说：“好！非常好！”
　　彭德怀说：“今天，我们四师的同志们给你们送来了我们红军最好的马，他们马上就要回去了，你们也给我们红军表演一个节目吧！”
　　斯诺和海德姆商量了一下，说：“可以，我们也来一段马术表演吧。”
　　说完，斯诺和海德姆两人高兴地跃上红四师送给他们的黑骏马，开始在操场上跑了起来，他们矫健的骑姿，受到了红军战士们的啧啧称赞。
　　接下来的几天里，斯诺和海德姆在预旺堡进行参观访问。
　　一天，彭德怀陪同斯诺去参观前线兵工厂的列宁俱乐部。随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几个“红小鬼”。彭德怀把两只手分别搭在左右两个“红小鬼”的肩膀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
　　走到列宁俱乐部门口时，彭德怀停了下来。大家看见屋子的一面墙上有一幅大漫画。画的是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双脚踩着满洲、热河、河北，双手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战刀，向中国地图的南半部劈去。漫画中的日本人鼻子画得很大很夸张。
　　彭德怀指着画上穿和服的日本人，对负责管理列宁俱乐部的一个“红小鬼”说：“那是谁？”
　　“红小鬼”回答道：“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
　　“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俯下身子和蔼地问。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红小鬼”天真地说。
　　“哦，是这样，”彭德怀笑了，就指着斯诺说，“这里有个‘洋鬼子’，他是帝国主义者吗？”
　　“他是个‘洋鬼子’，没错，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红小鬼”指着斯诺说，“他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他的鼻子还不够大！”
　　“红小鬼”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彭德怀高兴地大笑起来：“斯诺先生，那我们就叫你‘大鼻子’记者了！”
　　“其实，我的鼻子在美国来说，并不算大，不惹眼的。”斯诺也开心地笑着说，“你们中国人看外国人都是大鼻子。不过，彭司令，日本人的鼻子可是和你们的一样大哟！当有一天你们红军战士真的与日本人打仗，看到日本人的鼻子同自己的鼻子一样大时，他们感到失望，不愿打仗，怎么办？”
　　彭德怀大笑着说“那不用担心！我们会认出日本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鼻子。”
　　大家都笑了。“红小鬼”们更高兴，好像他们已经跟日本人打赢了一仗。
　　在预旺堡，前国民党县长的公馆，可是一座高级住所。两层楼的砖瓦房子，有栏杆围着的阳台。坐在阳台上，向北你可以越过宁夏平原眺望内蒙古，你还可以看见预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他们的头顶上方飘扬着一面红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远处的操场上，红军战士正在练习爬墙、跳远、掷手榴弹。
　　这天，斯诺就坐在这个阳台上和彭德怀聊天。彭德怀的手里拿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拍，为了强调语气，他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在这里，彭德怀告诉斯诺红军为什么要打游击战、为什么游击战能胜利；还告诉斯诺为什么红军的游击队在中国有些地方发展得很快，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有的地方却很容易遭到迅速的镇压。他还给斯诺讲述了自己总结的《游击队十大原则》。
　　“斯诺先生，我给你讲个故事。”彭德怀说，“我记得那是1928年的冬天，我的部队在湖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还受到了包围。国民党军队把方圆三百里内的所有房子都烧掉了，抢去了所有粮食，然后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没有布，就用树皮做短衫，把裤腿剪下来做鞋子。头发长了没法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灯，没有盐。我们病的病，饿的饿。农民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剩下的也不多，我们不愿碰他们的一点点东西。但是农民鼓励我们。他们从地下挖出他们藏起来不让‘白军’知道的粮食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芋头和野菜。他们痛恨白军烧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的粮食。甚至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同地主老财作斗争了，因此他们欢迎我们。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取胜！因此我们继续战斗，冲破了封锁。”
　　说到这儿，彭德怀转过身来，握紧了拳头说：“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这天晚上，斯诺和海德姆就住在这座公馆里。从清一色的红木家具的摆设足可以看出这里的奢侈，许多值钱的东西早被以前的主人搬走了。一支蜡烛在桌上跳跃着。斯诺坐在桌前，写着什么。
　　海德姆躺在床上想着心事。他说：“埃德，来苏区一个月了，完全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我真的爱上这群‘土匪’了。有时我甚至觉得做这样一个‘土匪’很有意义，他们或许是改变中国的真正力量。”
　　“乔治，来中国之前，我听说中国士兵的名声很差，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枪主要是装饰品，他们惟一打的仗是用鸦片烟枪打的。如果有步枪交火，都是事先商量好了，朝天开枪。而战局胜负是由银洋的多少来决定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士兵的薪饷发的是鸦片。”
　　“但红军的出现，肯定是中国大地上的一种新型中国战士，世界将会看到他们的真实面貌，他们不久就会取代那些旧式的战士。”海德姆说。
　　“这一点，我在1932年的淞沪战役中就感受过，当时蔡廷锴将军指挥的十九路军战士英勇抵抗日本人，让我从那时就改变了看法，知道了中国人同任何国家的人一样能打仗。但问题不在于人本身，撇开技术上的局限性不谈，问题完全出在南京的统帅部自己身上。他们没有能力领导和训练中国军队。而红军却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有严格的纪律、良好的作风和明确的目的。”斯诺深有感触地说。
　　“还有一点，就是红军能吃苦和忍耐，这是无法打败的。他们竟然走完了长征，而且在长征胜利之后，仍然这样坚忍不拔。也可能有其他外国的军队能够吃得消这种风吹雨打、食物粗粝、住所简陋、长期艰苦的生活，但我没有见过。”海德姆补充说。
　　“是的，我也没有见过。我对美、英、法、日、意、德的军队都比较熟悉，但是我相信只有最优秀的军队才能吃得消红军战士这样紧张艰苦的日常条件，无疑他们是最优秀的。”
　　“埃德，看样子，随遇而安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海德姆说。
　　“乔治，我现在才真正感到我来的意义了，要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埃德，我感觉，你的这次访问，将会震惊世界！”
　　斯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蜡烛在跳跃着，烛光里映着斯诺那一张年轻、平和又真诚的脸。
　　24
　　斯诺说徐海东和彭德怀“都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人”。
　　1936年8月26日，斯诺应约来到徐海东在预旺县的临时司令部。
　　“来，‘红区调查员’同志，先喝点水。”徐海东一直这么称呼斯诺，“至于打仗嘛，我告诉你，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
　　斯诺有些怀疑地问道：“为什么？”
　　“很简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咱老百姓的军队。”徐海东笑着说，“我本人就是一个苦力。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他们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问题就这么简单：我们红军就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
　　斯诺笑着问道：“你能告诉我，你的门牙是怎么掉的吗？”
　　“嗨！那是骑马时碰掉的。那天，我骑马在路上跑，一不小心，马蹄碰了一个战士，我赶紧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这时马一受惊，就把我扔到了一棵树上，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我才苏醒过来。我问他们，我的门牙哪里去了？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告诉我，还留在那棵树上呢！”徐海东大笑起来。
　　“难道你不怕死吗？”
　　“不怎么怕。我从小就经常挨打，现在已经习惯了。打了十年仗啦，也负伤了八次，所以现在我走路不方便。你看，我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都受过伤。”徐海东指着自己的腿、胳膊、胸口、肩膀、屁股说，“有一颗子弹从我眼睛下面穿过我的脑袋又从耳朵后面穿出来，但我命大不死。”说着，他又爽朗地大笑起来，掉了牙的大嘴巴露在大家面前，也毫无顾忌。
　　在斯诺的一再追问下，徐海东讲述了自己少年当“苦力”的往事、苦难的家庭和参加革命的过程。通过斯诺的笔，“红色窑工”徐海东从此名闻天下。
　　分手时，徐海东跟斯诺开玩笑说“红军调查员’同志，我还有一件事求你。”
　　“什么事？”斯诺问道。
　　徐海东指着自己掉了门牙的嘴巴说：“你看，我的大门还是开着的呢！下次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带一副假牙。”
　　斯诺大笑起来“哦？我们的红军司令也爱起美来喽！是不是坠入了情网？”
　　徐海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哪有什么情网，吃饭不方便哟！”
　　“我已经看出来了，有美丽的女人爱上了英雄喽！”说完，两人都相视大笑。
　　“我们会再见的，斯诺先生。”说着，徐海东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黑玉的鼻烟壶，“请接受十五军团和我送给你的这件纪念品，同志们希望你看到它时就想起我们。这东西原来是一位蒙古王爷的，这一带的农民都知道它的来由，是一件珍宝，请你收下，它会保佑你平安回家的。”
　　斯诺很是吃惊，微笑着不敢接受。徐海东爽快地将这个鼻烟壶塞到斯诺怀里，就掉转马头，高喊着：“再见！祝您好运！”很快就消失在远征前线的队伍之中。
　　在日记里，斯诺写下了对徐海东的印象：
　　我和徐海东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加一个下午，直到五点多钟。他无保留地向我叙述了红四军在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区即鄂豫皖根据地的惊人活动。徐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曾负过八次伤，但他像杰出的彭德怀将军一样，有用不完的精力。显然这两位都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徐感人地朴实，好冲动，同时又很腼腆，爱脸红。一次他从马上摔下来磕掉了两颗门牙，之后每当他微笑而露出缝隙时，更使他显出孩子般的天真、虚心和羞涩。他身材瘦小，但结实有力。他常以自己的气力和枪法而感到自豪，还以此自炫。他饭量很小，几乎注意不到他吃了什么。每天早上四点他就起床。他充沛的精力和对工作仔细认真的作风，使他的部队勇健、整洁、守纪律。我在此地看到的红军，不太像一般的革命军队。长期的斗争，已使得即使是十多岁的青少年也都变成了具有良好训练素质和守纪律的老战士。
　　斯诺和徐海东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徐海东将军传》记载，多年以后，徐海东回忆起这段与斯诺的交往时还说：“斯诺是我惟一的美国朋友，他是最难缠的记者。他简直要把你的心也挖出来看看！”而以往总认为“洋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的徐海东，也是在此后才发现洋人也并非都是“坏心肝的”。
　　25
　　和彭德怀一起行军，斯诺遭遇国民党军的“纸片轰炸”。
　　在军号声中，预旺堡迎来了新的黎明。从预旺堡厚实的黄色城墙上往下看，一眼就能把整个城市望穿，仿佛把这个城市的盖子揭开了一样。这里的城墙像长城一样古老，有些地方经岁月和战争的侵蚀，已满目沧桑。
　　斯诺回到了彭德怀的司令部。其实，彭德怀的司令部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屋内有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红军自绘的地图挂在墙上，一条毛巾和一只脸盆放在屋角的三角架上。
　　桌上摆着西瓜。彭德怀坐在铺了毯子的炕上，正在快速地吃西瓜。斯诺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也在吃。斯诺吃得很快，谁知，彭德怀比他吃得更快。
　　彭德怀说：“宁夏这地方盛产各种瓜，我很爱吃，在我们司令部没人吃得过我，他们就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我‘韩吃瓜的’。”
　　“我也爱吃，想不到你比我还能吃。”斯诺笑着说。
　　“可我的肚子不好，也不敢多吃。”
　　“那都是长征留下来的纪念吧？”斯诺问道。
　　“是啊！你看！”彭德怀解开外衣纽扣，指着内衣得意地说，“这件背心呀，才是长征留给我的最好礼物，它是我们在长征路上把国民党的飞机打下来后，我自己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
　　“是吗？真了不起！难怪你的脑袋能值几十万大洋呢！”
　　彭德怀笑着说：“那是蒋先生抬举我。”
　　斯诺看着彭德怀顿生敬慕之情。这时，电话铃响了。彭德怀抓起电话，原来是一军团接到了命令，要求立即动身前进二百里，进入到敌区的海原。
　　斯诺随着队伍出发了。彭德怀也是全副武装。但在斯诺眼里，红军将士们好像是要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兴高采烈。
　　当走到郊外十公里的时候，两架国民党飞机从南边飞来，呼叫着俯冲下来。警报“呜呜”地吹响了。彭德怀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红军战士们有的就地找好隐蔽位置卧倒，有的爬上了不远处的一座陡峭的小山。
　　“冲到顶上去！”彭德怀向他身边的红军干部大喊着，自己像豹子一般向小山上冲去，第一个到达了山顶。斯诺也气喘吁吁地跟了上去。
　　飞机在上空绕了两圈，又迅速掉头飞回去了，消逝在蓝天白云之中。只见投下的“炸弹”在空中炸开了，却没有响声。不一会儿，成千上万的纸片从空中像雪花一样飘落下来，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下雪喽！红军战士们都欢呼起来，双手举在空中接着纸片。有个红军干部拿着一张纸片跑到彭德怀身边，兴高采烈地说：“司令，您看，这上面也画着您呢！还有毛主席！”彭德怀也顺手从空中飘浮的纸片中抓了一张，一看，乐了。
　　斯诺也从空中抓了一张，一看有彭德怀的像，就问彭德怀：“彭司令，这是怎么回事？上面怎么有你的头像？”
　　“这是国民党发的传单。”彭德怀笑着说。
　　“哦！纸片轰炸！”斯诺恍然大悟。
　　这时，一个红军干部拿着传单有节奏地大声念了起来：“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
　　斯诺笑着说：“彭司令，你的脑袋可以卖个好价钱呀！你不担心你的部下……”
　　“哈哈哈！”彭德怀笑着对站在他周围的红军士兵们说，“我早就把我这个赤匪的脑袋交给他们了！”说完，大家都笑了。
　　彭德怀兴奋地说“同志们！老蒋又给我们送纸来了！这真是心有灵犀呀！同志们，把它们捡起来保存好，留着我们写信、练字学文化，好不好？”
　　红军战士们齐声叫好，都跟着彭德怀一起弯下腰来捡这些传单。大地上一片雪白。天空中仍有零落纸片随风飘落下来。斯诺感到很新鲜，也一起跟着捡起来，一张张传单整整齐齐地叠在了红军战士的手上。
　　有两个战士一边捡一边笑着说：“嘿！我早就想写封信回家，没有纸，到处找，这下好了，送上门来了。”“是啊！我也正发愁呢！”
　　红军战士们忙碌了一阵子，大地上的“雪”很快就消融了。
　　过了不久，又有一架国民党的轰炸机飞来了，向红军队伍俯冲下来。
　　飞机在空中绕了两圈，扔了一颗炸弹后又飞走了。队伍很快恢复了队形，就坐在原地休息。有个红军战士找掩护时慢了一点，大腿受了轻伤，医务人员很快跑过来给包扎好了。
　　这时，斯诺听到两个红军战士议论开了。一个战士笑着说：“白军扔了一个铁蛋就跑掉了。”
　　另一个战士说：“这哪里是什么铁蛋，我看像是天上掉下来一泡鸟粪。”大家一听都乐了。
　　队伍继续前进，来到了一个村子。村民们出来给战士们送来了热水。
　　斯诺说：“彭司令，明天我就要回保安了。”
　　“哦？明天就走了？”彭德怀问。
　　“是的！”
　　“这一趟，没有让你失望吧？”
　　“是的，我看到了中国新的力量和新的希望。”
　　彭德怀叫参谋人员打开一个大西瓜，亲自递给斯诺一块最大的，说：“斯诺先生，来！我们请你吃一个西瓜宴，算是我们红军前线全体官兵，向你这次勇敢的采访表示敬意和感谢！”
　　斯诺接过来，感激地说：“谢谢！我会想念你们的！”
　　①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祖籍黎巴嫩，1910年出生于有“水牛城”之称的纽约州布法罗市。这个钢铁工人家庭出身的美国青年，先后毕业于美国贝鲁特大学和瑞士的日内瓦大学。193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上海，在广慈医院、莱斯特医院讲学，开始研究性病、皮肤病并考察热带病。1934年11月，在史沫特莱家的聚会中，与宋庆龄相识，并在她的影响下，参加了路易·艾黎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此后，海德姆一边行医一边积极支持中国的革命活动，将自己的诊所作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地点和秘密会议场所。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他担任了中共中央保健医生和中央外事组顾问。1946年赴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任中共代表团医顾问、英文翻译以及解放区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一天，成为第一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解放后先后担任皮肤病性病研究所顾问、副所长和卫生部顾问，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88年被授予“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同年10月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②为了方便叙述，此处两个农民的名字是借用的，但这两个农民确有其人，其中杨步浩还是延安的劳动模范。可参阅《毛泽东印象》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