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斯诺偷偷购买的彩票竟然中了头彩。意外的稿费让年轻夫妇饱尝了一顿北京烤鸭。
　　1932年的圣诞节，斯诺和海伦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婚礼。之后，他们开始了东南亚的蜜月之旅。
　　1933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斯诺偕新娘海伦回到中国。因为，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爱德华·亨特先生已经前往欧洲，斯诺就受命来到北平接替该职位。3月，斯诺和海伦来到北平。他们在煤渣胡同二十一号租了一幢房屋住了下来。
　　在北平这个古老美丽的城市，斯诺和海伦一住就是五年。在斯诺的眼里，北平是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最吸引人的都市。美丽的紫禁城，古色古香的中国建筑，金碧辉煌的琉璃瓦，气派非凡的皇家园林，都令斯诺耳目一新。站在城墙上眺望，可以看见北海四周由槐树组成的林阴大道，蔚蓝的天空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从油漆的大牌楼、高峻的石砌城楼，一直可以望到远方苍茫的西山。这一切都给了斯诺无比的激情和心灵的愉悦。
　　斯诺和海伦骑上自行车，穿街过巷，愉快地在小胡同里闲逛。灰色的院墙，各种手工业者以及花色小吃，京腔京韵的吆喝，戏迷票友们的装腔作势，奇异珍宝的古董铺等，与上海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相比，北平是一个新的世界，吸引着两个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美国年轻人。
　　而平静的北平此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
　　煤渣胡同二十一号，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灰色的院墙，红漆的大门，外院有一个圆月形的门洞，门后是一道石砌的屏风，上面画着威风凛凛的一条龙。屏风后面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园子，栽着各种花卉和果树。一到春天，园子里就开满了鲜花。斯诺和海伦花几百美元买了桌椅、橱柜等物品。海伦自己还设计了一套竹和藤的家具，请一位老艺人做好。他们还购买了北平地毯、丝窗帘、灯笼和电灯，以及各种中国瓷器。一个家就这样安置了下来。
　　在当时北平外国人的社交界中，大家习惯于互相拜访参加各种应酬，斯诺和海伦夫妇也不例外。为了寻得清静，斯诺和海伦买了两匹蒙古赛马，并参加了一个赛马俱乐部。在金色的秋天里，他们骑马来到北平的郊外，参观寺庙，穿过田野和草地，去西山游玩，享受着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
　　一天，斯诺和海伦正在家中写作。邮差来了，递给斯诺一封电报。斯诺看着，脸色慢慢地变得痛苦起来，眉头紧锁，沉默地站在那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海伦见斯诺没有说话，就从里屋出来关切地问道：“埃德，怎么啦？谁来的电报？”
　　“佩格，是报联社打来的电报，告诉我，他们已经关门大吉了。”斯诺伤感地说。
　　“埃德，你失业了？”海伦惊讶地问。
　　“是的，佩格。”斯诺的表情凝重而忧伤。
　　“美联社不是让你去当驻北平的特派记者吗？你可以去。”海伦想了想说。
　　“可我不想去，因为他要我同意为他们连续干两年才可以。不过，他们也答应，两年后就可以任命我为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
　　“那也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嘛！”
　　“亲爱的，问题是，我难道愿意终生就当个抢发最新消息的记者吗？在上海时，我就替美联社干过一段时间，那可是一件苦差事，事事都得报道不说，还得二十四小时都守在电话机旁，净报道那些不痛不痒的官方消息。我感兴趣的是人，是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我感兴趣的事情中发掘新闻。我对那些官员所说的话和所做的所谓反映‘民众’思想和言论的新闻通报，没有兴趣。他们还不让我们游历，规定格式让我们写千篇一律的文章，写稿还不让署名，不准向其他报刊投稿。如果不是为了出人头地，谁愿意卖文糊口呢？”
　　“但是，埃德，我们需要工作。你知道，咱们的积蓄快要入不敷出了。”
　　“亲爱的，我知道，我会想办法的。”斯诺轻轻地拥抱着海伦，安慰着她。
　　这天，斯诺瞒着海伦，一个人偷偷拿了存折来到银行，把剩下的全部存款取了出来。然后来到赛马场，把200元的存款全部投注，买了几张彩票碰碰运气。他要破釜沉舟，在赛马场赌上一把。
　　赛马比赛开始那天，斯诺带着海伦一起来看赛马。海伦本来是不想来的，但斯诺一定要她来。
　　障碍赛马已经开始了。斯诺紧张的心悬到了嗓子眼。而蒙在鼓里的海伦不知道，看得轻松高兴，不停地高喊：加油！加油！赛马在赛场上激烈角逐。观众的呐喊声覆盖了整个赛场。眼看就是最后一圈了，斯诺不敢继续看下去，闭上了眼睛，心里默默地祈祷：“上帝呀！要是输了，我就和美联社签合同，一定要赢，一定要赢，要是赢了……”
　　这时，第一轮比赛结束的锣声响了，斯诺睁开眼睛一看，自己的马得了第二名。但斯诺的表情仍然保持平静，他暂时还不想让海伦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仍在心里默默地喊着：“啊！我赢了，我得了第二名！这下好了，我的钱增加了两倍。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佩格，等到赌金独占赛结束了再说。”
　　此刻的斯诺已经没有了思想包袱，他紧紧地拥抱着海伦，一起为赛马加油，一起站起来欢呼。等到比赛快到终点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睁大了眼睛。斯诺也更为紧张地等待着比赛的结果。一匹匹赛马奋力地向终点奔去，奔去……斯诺屏息等待着好运气的降临。
　　突然，斯诺高兴地跳了起来，抱着海伦高呼着：“啊！万岁！万岁！亲爱的，我们不必给美联社干了！自由人万岁！佩格，我们赢啦！亲爱的，我们赢啦！”
　　海伦吃惊地看着丈夫这反常的举动，不停地捶着斯诺的肩膀，埋怨着：“埃德，你疯了！快放下我，快放下我！”
　　斯诺放下海伦，静静地说：“佩格，我中彩了！我们的马赢了，第一名！”
　　“中彩？！第一名？埃德，你中什么彩？你是不是疯了？”
　　“不！佩格，你看，我押的那匹可爱的小马赢得了第一名！是第一名！”
　　海伦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什么？埃德，你……”
　　“亲爱的，我们真的赢了！我们有钱了！”斯诺定了定神，搂着海伦的肩膀，“我们终于不必为美联社干了！”
　　海伦看着丈夫这个样子，一半是高兴一半是埋怨，说：“埃德，你看你，还像个孩子，和你一起挨饿，我也心甘情愿。”
　　“谢谢，亲爱的。不过眼前我们还饿不着。我已经赢得这场马赛的全部赌金了！”
　　斯诺拉着海伦一起走下看台，来到赛马场的办公室。在办好手续后，斯诺将赢得的全部钞票倒在海伦的裙兜里，笑着说：“亲爱的，你看，你的裙兜这样子看上去像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里的宝库啰！”
　　海伦嗔怪地说：“好了，埃德，从今往后，我得每天看着你啦！不准你再到这地方来！”
　　斯诺开心又内疚地笑笑，耸耸肩膀，摊开双手，无奈地向海伦做了一个鬼脸，逗得海伦也开心地笑了。
　　斯诺不愿意当那种没有人身自由和写作自由的记者，就靠自由撰稿来维持生活，写自己想写的、爱写的，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发表自己的评论。所以日子过得也挺舒适。除了写作，就是和海伦一起在北平一边游玩一边观察。
　　一天，斯诺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信。一拆开发现里面有一张单据，他一边看，一边愕然地问：“佩格，你订了邮报吗？收据寄来了，是七美元五十分吗？难道你又要我去赛马场了？”因为《星期六晚邮报》是一份深受彩民们喜欢的报纸。
　　海伦从里屋跑出来，看了看那单据，揉揉眼睛，皱起眉头：“哪里有这回事，你以为我发疯了吗？”但海伦的眼睛仍注视着那张单据，突然，她尖叫起来：“埃德！埃德！这不是收据，是支票！不是七美元五十分，而是七百五十美元！是开给你的！”
　　斯诺半信半疑：“是吗？我看看，是不是弄错了？”
　　海伦把单据递给斯诺：“你想想看，是不是给他们投稿了？这可能是你的稿费。”
　　斯诺仔细想了一会儿说：“哦，我想起来了，几个月前，我是给《星期六晚邮报》寄了一篇《西方威望的衰落》的文章，我还随稿件一起附了邮资，一直没有接到回音，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嘿！你看，我这记性！”斯诺拍了拍自己的脑门，笑了。
　　海伦欣喜地看着斯诺，也开心地笑了。要知道这七百五十美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斯诺高兴地抱起海伦，大叫起来：“啊！我们阔了！亲爱的，我们有钱了！加上赛马赢的那笔钱，我们可以在这里住上一年。走！海伦，我们吃北京烤鸭去！”
　　于是佩格和斯诺一起，牵着他们养的小白狗“戈壁”出了门，快乐得像两只小鸟。他们来到便宜坊高兴地吃着北京烤鸭，喝着香槟酒。海伦还给“戈壁”喂了一块肉排。两口子高高兴兴地度过了一个温馨浪漫的夜晚。
　　不久，斯诺又收到了《星期六晚邮报》总编辑乔治·爱德华·洛里默的约稿信，希望斯诺继续给他们写稿。从此，斯诺与这份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其写稿长达十五年之久，直至做了该报的副总编。
　　作为新婚的妻子，海伦总想着把自己的丈夫打扮成北平城里最漂亮最潇洒的男人，强迫斯诺养成一种绅士风度。作为当时的一种社交风尚，她经常强拉着斯诺去骑马锻炼身体，参加舞会，与上流社会各色人等一起度周末。但这并不是斯诺喜欢的。不修边幅的斯诺是一个习惯于我行我素喜爱旅行采访的人，性格像“密苏里的骡子”一样执拗。为此，斯诺和海伦经常发生争吵。而海伦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人，经常大吵大嚷地批评斯诺没有尽一个丈夫的责任，有时两人还会真的打起架来。好在斯诺对此并不计较，他不乱花钱，除了有吸美国香烟、喝美国咖啡和用美国刮胡刀片的嗜好之外，他从不强求海伦做什么。
　　斯诺总是对海伦说：“我所要得到的是你的赞许，这是我努力的目的，你为什么还要批评我？我可从来不批评你。”
　　后来，海伦终于明白了她的丈夫与众不同，开始理解斯诺的写作和生活习惯，决心不抱怨、不诉苦，做丈夫的好助手。她说：“妻子往往是丈夫完成更高成就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的发电厂。”她还曾自豪地说过：他们的婚姻“在其存在的日子里，是‘工合’式的成就，而且成了不少人和历史事件的原动力”。
　　11
　　美国老人阿灵顿告诉斯诺：“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你必须头朝下倒立，好好思考问题！”
　　北平是学者云集的地方，斯诺和海伦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学者。在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人物。其中有西方公认的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约翰·金·费尔班克），有在研究甲骨文上成就斐然、出过专著《中国的诞生》的赫利·克里尔，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长城的历史》的作者拉铁摩尔等等。
　　让我们再回到煤渣胡同二十一号。这天，它迎来了一位美国老人。老人已七十多岁，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他叫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是一位秃顶、矮小的汉学家。斯诺夫妇与他成了“忘年交”。
　　可以说，斯诺初到北平，阿灵顿教给斯诺十年时间也不能了解的中国国情。阿灵顿告诉斯诺：“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你必须头朝下倒立，好好思考问题！”老人家一边说，一边用半截手指头指着地，对斯诺说：“你必须首先掌握汉语——而这件事本身也像倒立一样难。”
　　斯诺问道：“难道汉语就那么重要吗？我在中国生活已经五年了，不是也挺好的吗？”
　　阿灵顿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这你就不懂了。我敢说，如果不掌握一些汉语知识，谁也不能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他们微妙的语言的影响有多大。汉语本身的生命力和魅力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知道，像日本和朝鲜的文字都是深受中国汉字的影响的。”斯诺说。
　　“是的。在中国，不识字的人，人们叫他‘瞎子’。而阅读中文就像要解开神秘故事一样充满着神奇的魅力。”
　　海伦坐在一旁，眨着美丽的眼睛，不时也插话问这问那：“汉语真的对我们很重要，又像您说的那样神奇吗？”
　　“你要知道，中国的文字是方块字，是由象形、会意和表音组成的，它的神奇还在于文字能表现人民的全部历史和心理。这是西方语言所没有的。比如，就拿‘姓’这个字来说，”阿灵顿拿出毛笔和纸，在上面写起来，“它是由‘女’和‘生’这两个象形字组合起来的。而‘女’字则是在‘人’字的上面加了一对乳房，这表现在公元前八百年的中国篆体字上就更加明显。”
　　斯诺和海伦都站起来看阿灵顿讲解汉字，他们听得津津有味。阿灵顿接着分析：“你看，这‘生’字即由‘土’字演变而来的，在‘土’上面添了表示发芽的东西，就是‘生’了。”
　　海伦指着阿灵顿写的“姓”字问道：“但是为什么用‘女’字而不用‘人’字做‘姓’字的另一半呢？”
　　“孩子，你这个问题提得好。”阿灵顿说，“答案只能是这样，在产生汉字的时候，中国社会里子女是以母亲的姓氏作为姓氏的。而事实上正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曾实行过一妻多夫制，子女们只知道母系的情况，是母系氏族社会。”
　　斯诺点点头：“啊，原来如此。”
　　阿灵顿接着说：“中国文化是神奇的，和美国不同。你们知道的，中国人写字是从右到左；他们是姓在前，名字在后；同人打招呼，不是招手，而是挥手，好像是让人走开；削苹果皮是刀口冲外，而不是冲内；锯木板时，把锯齿向内拉，而不是向外锯；发纸牌是从右到左；先吃饭，后喝汤；还有，他们想要说‘是’时却说‘不’，这一切研究起来都很有意思。”
　　斯诺和海伦听得入了神，也的确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善学好问的海伦似乎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她说：“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抵挡日本人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入侵，日本已经占领了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现在华北又要搞独立，北平说不定明天就是日本的了。”
　　阿灵顿说：“这是政治的原因，是统治者的能力的问题。日本人想与蒋介石结成联盟，共同打击共产党，所以他们镇压了所有的抗日团体。共产党的‘赤色分子’也被他们赶到了中国西部，已经被封锁了七年。”
　　斯诺说“难道共产党人真的比国民党独裁或日本人侵占还要坏吗？我听说蒋介石变本加厉地进行了血腥屠杀和恐怖行动，共产党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六百万人！”
　　“六百万人！这可都是中国人呀！蒋介石是恺撒！是个暴君！”海伦说。
　　“不！我不这么认为。蒋介石不是恺撒，他想要的只不过是拥有绝对权力，但是他并不真的进行改革，他把清规戒律顶在头上，打心眼里阻止改革，该杀的人他杀得太少，不该杀的又杀得太多。其实他不知道，最凶恶的敌人是来自他自己的营垒。”斯诺说。
　　“是说蒋介石吗？他的日子长不了。我在中国生活五十年了。我知道，他这儿不结实。”阿灵顿笑着指着自己的秃脑门说，“他不善于竖蜻蜓，而且，即使倒立了，他也只会往下想，而不知道往上想！”
　　他的话音刚落，斯诺和海伦都哈哈大笑起来……
　　12
　　斯诺的家成了北平学运领导人的避风港。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这天，海伦正在家中看书，斯诺兴高采烈地从外面跑回家，亲热地拥抱着海伦，说：“佩格！佩格！我明天就要到燕京大学新闻系讲课去了。”
　　海伦笑着说：“哟！亲爱的，你现在既是记者又是教书先生了！”
　　“佩格，你看我要给中国学生讲怎样写新闻特写和报告文学，那我得有个中国名字，我自己取了一个，叫‘施乐’，你看怎么样？”斯诺一边说，一边坐下来在纸上写下了歪歪扭扭的“施乐”二字。
　　海伦看着，好奇地问道：“施乐？什么意思？”
　　斯诺说：“我是在鲁迅先生作品的人名索引中找到的，施乐，就是‘乐善好施’的意思。而这正好与我的名字snow的发音接近。”
　　海伦想了想，说：“嗯，不错。但snow在中文里是‘雪’的意思，我听说‘雪’一般都是妓女用的名字。”
　　“是吗？可是雪也象征着纯洁呀！这不也挺好的吗？”
　　“那倒也是，就是它吧。”海伦说。
　　“亲爱的，你看！”海伦话音未落，斯诺高兴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镂有袒胸露乳的弥勒佛雕像的铜质方形印章，摆在手上。
　　“亲爱的，这是什么？”海伦很好奇。
　　“不知道了吧？这个东西叫做‘私章’。”
　　“私章？干什么用的？”
　　斯诺用力在白纸上盖了一下，红色的“施乐”二字立即印在白纸上，鲜艳夺目。“你看，盖上它，就等于我斯诺签字了。”
　　“噢！”海伦惊叹了一声，“中国人真是有意思。来，埃德，让我也盖一个。”说完，海伦拿起私章在白纸上盖了起来，盖了一个又一个，盖成了一朵美丽的花。
　　从1933年到1935年，斯诺担任了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客座讲师，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等课程。而海伦也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哲学。
　　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教会创办的，时任校长是后来成为美国驻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大使的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地处北平西北角（即今天北京大学所在地），从这里可以远眺逶迤的西山，移步换景，颐和园、玉泉山、八大处等风光尽收眼底。恬淡秀丽、安适僻静的校园里更是风景旖旎，宛若一幅山水画。斯诺和海伦一有空就骑着马或自行车到郊外游玩，把欢歌笑语洒在山水田园之间。
　　从1933年秋天开始，斯诺给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讲课。燕大学生会的主席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黄敬等学生都坐在台下，认真地听课。这是斯诺第一次登上讲台，显然他还有些不自在，但却一脸真诚。
　　“同学们好！我叫施乐，是来自美国的一名记者。和你们在一起，我真高兴，我不是来教书的，而是来学习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现在我正在努力地学习中文，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斯诺的开场白赢得了一片掌声。
　　“施乐先生，你现在能认识多少汉字啦？”一个学生在下面叫了起来。
　　“有一千五百多个啦！因为我要混饭填饱肚子，所以没有集中时间学中文，因此学得很不系统连贯，但我还是被精细巧妙的中文迷住了。”斯诺笑着说。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
　　“那你的报刊特写和长篇通讯写得那么好有什么技巧吗？”一个学生问道。
　　“技巧？无论是写报告文学还是报刊特写，成败的关键不在于修辞或用语精练与否，而在于写作的态度。就是说，作为记者，报道新闻时是否立足于求真，不受偏见或成见的干扰。因此，在掌握事实以前不可先有定论，而要先寻找事实。具备了足够的事实就水到渠成，有可能说明问题的真相。”斯诺说。
　　“那怎样寻找事实呢？”
　　斯诺没想到中国学生们的问题还真不少。他认真地回答着：“第一，脑子里要有解答的问题，带着问题寻找事实，求答案；第二，尽一切可能找第一手材料，到现场采访，访问当事人或知情人，不可道听途说……”
　　“你的意思是说，调查事实是关键了？”一个学生插话问道。
　　“是的，调查事实是写报告文学和报刊特写的基本功，但不是写作的最终目的。只罗列现象，成不了一篇好文章。作者要整理调查得来的事实，进行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勇于提出有事实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完成写作任务。而且写作时一定要简练，单刀直入，切忌原原本本啰嗦个没完。”斯诺说。
　　第一堂新闻教学课就这样在你问我答中结束了。但斯诺平易近人的和蔼形象和独特的观点，却让他与燕京的青年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有空，斯诺就和张兆麟、王汝梅、陈翰伯、黄敬等十几个进步青年学生坐在燕大未名湖畔的草地上聊天。
　　有一次，学校委托斯诺把新闻系的学生组织起来，就“法西斯的实质”进行讨论。讨论一开始，斯诺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学们，学校要我负责把大家组织起来，讨论一下法西斯的实质，我对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两个人是反对的。下面请同学们说吧。”
　　斯诺正直的品格一下子赢得了学生们的心。大家各抒己见，讨论非常热烈。
　　学生会主席张兆麟首先发言，他说：“法西斯是强盗。是世界的敌人，也是人类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也是法西斯行为！”
　　王汝梅大胆地说：“依我看，我们中国的蒋介石也是法西斯，你看，他请德国军官培训他的陆军，请意大利人训练他的空军，还按照德国‘盖世太保’的模子帮他组织了政治宪兵队‘蓝衣社’。”
　　黄敬说：“对！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是一党专制，任何反对党都是非法的，没有民权法案，成千上万的人被他们莫须有地投入监狱，被杀死。”
　　王汝梅接着说：“是的，你看‘白色恐怖’的范围越来越大，迫害的对象从共产党人扩大到了国民党的左派，又扩大到了所有批评国民党的人，包括作家、教师、记者，这是可怕的！”
　　斯诺看到同学们发言积极，而且对当前的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都很不满，作为老师他可不能对当局政府“胡说八道”，他要引导学生，正确看社会。斯诺说“但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和欧洲大不相同。中国不可能产生墨索里尼或者希特勒。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么进行深刻的改革，要么就灭亡，重要的是政府要当机立断。中国为了求生存，需要有一个革命的政权，也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的领导。然而，不论蒋介石在其他方面怎么样，我觉得他反正不是革命者。”
　　张兆麟说：“是的，斯诺先生，你说得好。中国需要革命，需要像俄国一样的革命。”
　　黄敬说：“可是你看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国破山河在’，日本人正对我们华北虎视眈眈，可蒋介石竟然与他们结成联盟。”
　　斯诺说：“同学们，你们想一想，日本人和蒋介石签订条约，结成反苏联盟，以巩固远东和平，却使日本在中国得到合法地位。而日本人却认为中国人只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才抗日，只要蒋介石接受日本人帮忙，共产党很快就会被击溃，可是八年了，共产党依然存在，尽管他们被赶到了中国的西北角。但蒋介石与日本人结盟却在政治上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赢得了人民。同时，你们也要看到，要不是贪婪的日本迫不及待地要掠夺中国的领土，国民党和日本是不会找到共同点的。”
　　王汝梅说：“我看，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可他们却被封锁在西北。”
　　“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敌人。不是俄国，而正是希特勒的疯狂血腥野蛮行径，让我反对法西斯。我认为，现今的历史乃是人类在通往世界大同的道路上的最后的疯狂的即兴作品，只有世界大同，文明方能开始。”斯诺如是说。
　　大家看着斯诺，默默地想着，思考着中国革命的未来。
　　为了教学方便，1934年初春，斯诺和海伦从煤渣胡同二十一号搬到了海淀军机处八号。这个住处坐落在燕京大学校园南边。房主庄占美是燕京大学出身的基督教徒、金城银行的行长。
　　1935年秋天，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同时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参加学校组织的新闻学会的活动。为了方便，斯诺和海伦又把家搬到了北平市内盔甲厂十三号。因为这里曾是埋藏1900年被义和团打死的外国人的万国公墓，传说经常闹鬼，房子自然没什么人敢住，租金也就便宜，每月才十美元。这座仿英国吉普林式的房子，占地六亩，院内有马厩、网球场和一座周围镶有玻璃的亭子。院内的花园里还有海伦最喜欢的栀子花。
　　因为当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中国的军警特务是不能随便进入外国人的住所的。所以，这个如今在北京已经找不到的胡同，这个已经被北京火车站的铁轨覆盖的胡同，当年正是斯诺与他的中国青年学生们集会讨论的好地方。作为享有特权的外国记者，斯诺自然见多识广，接触的中外高层人物也多，消息也灵通，青年学生们就可以通过斯诺了解到许多报纸上看不到的内部消息。斯诺的家成了当时北平青年学生运动领导人经常聚会讨论的安全之所。这些青年学生有：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姚克广（姚依林），北平学运领导人之一、燕京大学数学系学生俞启威（黄敬），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新闻系学生张兆麟，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经济系学生王汝梅（黄华），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龚普生、执行委员陈翰伯、龚澎等。
　　在斯诺的家中，收藏有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的革命进步书籍，如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的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这都是在外面看不到的。
　　金秋十月是北平最好的季节，云淡天高，日丽风和，令人神清气爽。然而1935年北平的秋天却是另一番景象，沉闷压抑的空气令人窒息。这天，斯诺正坐在家里的打字机前写作。海伦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日子心情烦躁不安。她在壁炉前走来走去，突然说道：“埃德，我想我应该抽点烟，喝点酒才行。”
　　斯诺很惊诧，一脸疑惑地问道“为什么？你要知道我的骆驼牌香烟的开销几乎和房租一样多了。”
　　“我觉得北平的空气太压抑了，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气本身也是死的，充满了一氧化碳和腐烂的蔬菜发出的沼气味。”
　　斯诺没有说什么，笑着默默地给海伦递上一支烟，轻轻地给她点着。海伦深深地吸了一口，马上被呛得直咳嗽，眼泪都流了出来。
　　这时姚克广、张兆麟、王汝梅、陈翰伯、黄敬等学生来了。他们就热情地互相打着招呼。海伦忘了一时的不快，高兴地给学生们倒水，削水果。
　　“You kids（孩子们），来，来，吃。”海伦总喜欢以长者的语气亲昵地和学生们说话。大家高兴地接过海伦递过来的茶水和瓜果，说着感谢的话。
　　这时海伦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高举着给大家看，大声地说：“孩子们，为我祝贺吧！你们看，我的诗歌已经被美国新诗年选选中了！”
　　说着，海伦高声地朗读起她这首后来又在1939年12月的《亚细亚》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古老的北平》——
　　令人震惊的沉默……/心灰意冷，四肢冰冰……/就算没有高墙、铁门、箭楼、城堡……/至少有被忘却的鬼魂在夜风中发出呜咽的悲鸣……
　　“佩格，别闹了。来，同学们，坐！”沉稳冷静的斯诺打断海伦的朗诵，依然坐在打字机前赶写稿件。
　　“孩子们，告诉你们，我对中国是失望了，看不到它的前途。”大家都用疑惑和期待的眼光看着海伦，海伦接着说道：“真的，我只是感觉到国民党政府可能无法找到统一中国的办法了。”
　　张兆麟问道：“那谁能统一中国呢？”
　　“我现在正力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运动中找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海伦说。
　　“为什么？”姚克广问道。
　　“我也不知道，只是从蒋介石残酷镇压日益蔓延的反抗中，我感觉到的。”海伦说，“哦，孩子们，朱德、毛泽东是什么意思？”
　　陈翰伯说：“这只是共产党两个领导人的名字，没什么意思。”
　　“不！中国的每一个方块字都是有意义的。”海伦咬文嚼字地说，“朱德不是红色的道德吗？毛泽东不就是羽翼泽被东方的意思吗？哦，还有周恩来，就是普遍的恩惠来了。对不对？”
　　大家都被海伦这种对中国文化的解释逗笑了。
　　“孩子们，别笑。我就是这么想的。”海伦继续解释着，“国民党说共产党是‘赤匪’，不就是红色的土匪吗？红色的土匪，你们中国人喜欢红色，‘赤匪’的名字也很好听嘛。我看，共产党不应该自称唯物主义者，他们才是有高尚理想的唯心主义者。”
　　大家又乐了。
　　13
　　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斯诺不再是一个“中立者”。
　　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东北之后，又把河北北部（热河）和东北部（冀东二十二个县）的大片国土攫取而去，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从山海关、唐山、天津直到北平丰台已经形成了对北平的包围态势。眼看着虎视眈眈的侵略者在华北大地上肆意横行，蹂躏中国人民，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却在这年的6月下了一道所谓的“邦交敦睦令”，取消了一切抗日团体，禁止一切抗日言论。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在北平更是猖狂迫害进步人士，搜捕爱国学生。接着，国民党政府驻华北代表、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北平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威逼利诱北平当局的宋哲元，利用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冀、鲁、晋、察、绥）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和平演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北平危机！华北危机！中国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北平。面对亡国的危险，北平的爱国青年学生们怎能坐以待毙？！又怎能不奋起抗争？！
　　这天，夜已经很深了。斯诺仍在伏案写作。这时，爱犬“戈壁”突然“汪汪”地大叫起来。斯诺听见有人敲门，看样子又来了客人。打开门一看，来者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将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年轻秘书马汉云。斯诺赶紧迎接他进屋。海伦也起身热情地为他倒茶。
　　可还没等坐下，马云汉就伤心得直掉泪，他哭着说：“斯诺先生，不好了，老宋他……他……”
　　斯诺走过来安慰他说：“慢慢说，慢慢说，别着急。”
　　马汉云说：“宋哲元将军，他准备向日本屈服了。”
　　“怎么会这样？宋将军不是坚持了很长时间了吗？”海伦问道。
　　马汉云说：“日本的那个土肥原是个阴谋专家。蒋介石和他签订了《何梅协定》，其实就是为了把华北割让出去。当时，土肥原找到宋将军，把一千万元的钞票放在桌子上，要求宋将军脱离南京政府，老宋都没有答应。可是土肥原前不久又拿出了几份文件，已经证明如果日本坚持，蒋介石就原则上同意撤换宋哲元，由一个新的傀儡来领导华北。”
　　斯诺说：“南京方面知道吗？”
　　马汉云说：“宋将军曾一再致电南京，提出如果他起来抵抗日本，望给予支持。可是蒋介石只是含糊其辞地作了答复。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老宋他一个人难以对付，但他又不愿意让这里的事情由无能的国联出面处理。为防止日军入侵，他就要宣布成立华北独立政府了。”
　　“真遗憾。”斯诺说，“土肥原只是吓唬人而已。我在满洲和日本呆了两个月刚回来，我相信，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只要一摊牌，土肥原就会缩回去。”
　　马汉云悲伤地说：“可不是。不过，宋哲元不能独自冒这个险。现在木已成舟，我们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另一个‘满洲国’了，只是缺日本军队而已。唉……”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激起了具有“五四”爱国光荣传统的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潮，学生们悲愤而起。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组织领导爱国学生在北平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联合会。“中共北平临委”和“北平学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精神，在西城辟才胡同的一个人力车厂召开了秘密会议，研究和讨论救国对策，决定以请愿的方式组织一次抗日救国运动，以宣传教育广大国民群众，向卖国的反动当局和日本侵略者示威。
　　作为爱国青年学生的师长和朋友，斯诺和海伦以满腔的热忱同情并支持中国学生们的抗日救国运动。
　　几天后，燕大学生会主席张兆麟也急匆匆地赶来了。张兆麟是东北人，身材高大，为人坦率。这次来时脸色却非常紧张，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说：“斯诺先生，我们听说宋哲元要向日本人投降，这是真的吗？”
　　斯诺告诉他说：“是的，宋哲元可能要宣布华北五省脱离中央政府设立‘政务委员会’，实行自治。”
　　张兆麟气愤地说：“这都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恶果。我们民族从一个强盗手中转交给了另一些强盗。我们要当亡国奴了！”说着说着，张兆麟就哭了起来。
　　斯诺走上前拍着他的肩膀，轻声地安慰着：“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起来。”
　　张兆麟抬起泪眼，充满希望地看着斯诺，说：“斯诺先生，你说‘我们要行动起来’是什么意思？”
　　斯诺一下子感觉自己有些失口，说：“噢，可不，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我是个美国人，应当是中立的。”
　　“但是，我们并不是中立的！为什么要假装呢？”海伦插话说，“孩子，埃德是说我们要尽力帮助你们。这里的其他许多美国朋友都和我们一样感到愤慨极了。”
　　“那就太好了。斯诺先生，如果真是这样，你们也许能帮助我们把这个发表出去。”说着，张兆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文稿来，递给斯诺。
　　斯诺接过来，和海伦一起看。
　　张兆麟说“这是我们北平大学生写给蒋介石的请愿书，我们要求政府允许我们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拘捕爱国人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斯诺看了看，说：“现在发表这种东西也许为时过早，也许已经太晚了。因为它救不了华北。你应该知道，大多数外国报纸只会把它当做宣传品，而中国报纸绝对连提都不敢提它。”
　　张兆麟着急地说：“斯诺先生，你们能不能把它寄到国外去发表？”
　　斯诺冷静地说：“那有什么好处呢？日本人会弄到这份东西，你看你们都在这上面签了名，将来你们会因此被逮捕。仅此而已。”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张兆麟问道。
　　斯诺看着面前的这个中国爱国青年学生，心里也不由得产生了一股敬意。但他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才好，只是有几分疑虑地说：“我不知道，就你们这几个学生……”
　　这时心直口快的海伦赶忙插话说：“我看，你们中国1919年就是由少数学生在北平掀起了‘五四’学生运动，挽救了中国。而现在全国人民正在等待着，只要他们一看到你们青年学生依然生气勃勃的迹象，他们也就会起来支持你们的。”
　　“但那是十七年前的事情了，‘五四运动’的确迫使日本放弃对特权和领土的要求，否则中国早就成了日本的附庸了。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与以前不一样了。”斯诺有些担心地说。
　　“你看，这样行不行，斯诺先生，”张兆麟听斯诺夫妇这么说，也给了他提醒，就说，“我们先推迟发表这个‘请愿书’，我先回去和同学们开个会，商议一下，我们已准备成立一个全北平的学生联合会。”
　　“行！北平有那么多的大学和学院，还有中小学，而且北平是中国学生、知识分子和民族良知的所在，就像佩格说的，或许全国各地正在等着你们来领导呢！”斯诺说。
　　“好！就这样，那我就先回去了！”张兆麟说着，立即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从口袋中取出一封信来，“哦，我这里还有一封写给孙夫人宋庆龄先生的信，希望您能代我们转交给她，希望她能理解我们的思想苦闷和爱国热情，支持我们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好吗？”
　　斯诺接过来，微笑地点着头说：“好的。”
　　送走张兆麟，斯诺就跟海伦聊了起来。
　　“佩格，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威廉·亨利·端纳、普特·南韦尔、汤姆·密勒和鲍威尔等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在过去都介入了中国的政治。”斯诺沉思着说，“你想想看，当你所爱的姑娘遭到别人蹂躏的时候，你能站在一旁袖手旁观吗？而北平，确实是一位可爱的姑娘。”
　　不久，张兆麟、王汝梅、陈翰伯和龚普生等又来到斯诺家中。他们围坐在一起商谈学生运动。张兆麟告诉斯诺，北平学生联合会已经组织起来了。他说：“现在就是看我们下一步到底如何行动了。哦，对了，我们给孙夫人的信她该收到了吧？”
　　斯诺告诉他们宋庆龄已经回信了。说着，斯诺从里屋取来一封信，递给张兆麟。王汝梅、陈翰伯等也一起围过来看。宋庆龄在信中说：“……你们不必担忧违反国民党有关不准进行政治活动的禁令，你们应该表现出你们的勇气，全力投入运动……”
　　几个年轻人高兴得跳了起来。张兆麟说：“哦，孙夫人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喽！他说我们青年人是中国命运的未来，要我们努力奋斗，打倒帝国主义，唤醒全中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太好了！太好了！”大家兴奋地叫喊着，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海伦看着这些年轻人也为他们的爱国行动感到高兴，就说：“好了！孩子们，那就赶快想办法，快点行动吧！”
　　“是的，听说宋哲元将军将在12月10日宣布华北独立。”斯诺这么一说，大家又都陷入了沉思，表情严肃起来。该怎么办呢？大家不知道怎么来组织行动。
　　“孩子们，我看我们应该到北平大街上去举行模拟性出殡——你们组织学生装扮成日本官员和中国官员去埋葬象征华北的尸体，怎么样？”海伦积极出谋划策。
　　王汝梅说“这个恐怕不行，我觉得必须以我们青年学生的身份行动才行。”
　　陈翰伯说“我也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必要装扮成日本人或者那些腐败无能的官员，我们就是学生，是中国青年！”
　　“如果你们认为举行这种出殡不妥当，佩格建议的这种形式的示威还是可取的。我想，手无寸铁的学生站出来反对假独立运动，其爱国行为可能真会产生很大影响。”斯诺说。
　　“可是我们一旦暴露，就会被他们打成赤匪抓起来。”王汝梅若有所思地说，“再说，他们决不会让我们上街的。”
　　“要是全北平的学生都统一起来参加，而且，要让警察，还有日本人，都不知道，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打他个猝不及防，那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斯诺说。
　　“可是怎样才能使人人知道举行游行示威的事情呢？中国的报纸是不敢报道的呀！”龚普生说。
　　“如果人人都参加，支持你们，而不是反对你们，那他们就不得不报道了。”海伦说。
　　“对，你们负责把学生组织起来，我和佩格答应你们发动北平的其他外国记者去现场采访，并给予详细报道。怎么样？至于它能在国外赢得多大的同情和影响，那就取决于你们的行动和提出的口号了！”斯诺接着说。
　　听斯诺这么一分析，张兆麟就说：“好！那我们就回去分头组织行动，组织同学们印制传单和标语，还有旗子。好吗？”
　　大家都点点头说：“好！”
　　张兆麟又问斯诺：“斯诺先生，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最合适呢？”
　　斯诺想了想说：“宋哲元预备12月10日宣布独立，我们的行动必须赶在他们的前面，不然就失去了意义。”
　　海伦说：“我看就在12月9日，比他们提前一天，让他们大吃一惊，措手不及。”
　　斯诺点点头说：“我看可以，你们说呢？”
　　学生们想了想，也都表示同意。张兆麟说：“行，那就定在12月9日早晨7点。斯诺先生，我看我们现在可以发表我们的那个‘请愿书’了。”
　　斯诺说：“行，这个由我和佩格来负责翻译，保证在国外发表出来。你们就去行动吧！”
　　王汝梅从怀中掏出这份题为《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的文稿，交给了斯诺。
　　这份“宣言”是由燕京大学学生大会提议，授权学生自治会草拟，哲学系研究生高名凯起草的。内容如下：
　　我中华人民之受困于专制政府者久矣，民国以还，国体改制，以民为主，吾民莫不三呼万岁，以为自是可得解放。乃以政客纵横，军阀混战，帝国主义者从中挑拨，鼎革十余年，岁无宁日，人民所受之痛苦依然……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达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是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
　　这是中国青年爱国的宣言书！这是爱国学生的控诉状！这是中华民族青年精英的呐喊！这是中国革命的呼唤！字字是血，声声含泪！
　　一场充满激情的爱国学生运动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爱国的激情岩浆如洪流势不可挡地在地下奔涌……
　　14
　　斯诺夫妇为“一二·九”运动“煽风点火”，称这是中国的又一次“五四”运动。
　　寒风凛冽，冰封雪飘。古城北平笼罩在一片危亡的气氛中。
　　1935年12月9日，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爆发了。在爆发前的12月7日，“北平学联”召开了紧急会议，姚克广、俞启威、王汝梅、郭明秋（学联主席）、彭涛等参加了会议，对游行组织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
　　这天早晨，八百名青年男女学生分别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和北平师范大学女子附中走上街头。学生们行军集合到西直门城门下，打着各种标语旗帜开始游行。他们要一直走到中南海，向当局递交请愿书。
　　这天早晨，斯诺和海伦天不亮就起床了。他们带上照相机，出门开上雇来的一辆汽车，穿街过巷接上其他几位外国记者一起来到北平市内。到西直门时，他们下车和同学们一起步行，参加了游行队伍。
　　接着成千上万身穿蓝色制服的北平青年学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们浩浩荡荡，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伪独立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纷纷向故宫迈进。
　　《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美联社的吉米·怀特、合众国际社的麦克·菲希尔和《时报》的C.M.麦克唐纳德等外国记者，在斯诺夫妇的带领下，手持照相机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
　　突如其来的游行示威，让北平的警察们感到不知所措，他们看到有外国记者在场，更不知如何是好，样子非常窘困，有的警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偶尔干涉一下。不管警察在什么地方企图逮捕学生，总有一大批学生围上去，向警察塞传单，并高呼爱国口号。学生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华儿女，我们不当亡国奴。”警察无言以对，觉得尴尬，只好苦笑着走了。
　　游行队伍在张兆麟、陈翰伯、王汝梅、龚普生、赵荣生和李敏等学生领袖的带领下，继续往前走。当队伍行进至王府井大街时，被埋伏在那里的警察阻挡不能通过。一帮警察倾巢出动，用水龙头对准示威的青年学生喷射。一些警察还拿着大刀挥舞着，向示威的学生横劈乱砍，有些学生受了伤。学生们蜂拥而上，冒着寒冷向前冲。有的学生勇敢地冲上去抢下水管，立即用剪刀剪断。
　　这时，一个学生被警察逮捕了。海伦冒着警察的水龙头立即冲上去，衣服淋湿了也不管，和警察说理，救护爱国青年。海伦说：“学生为了不当亡国奴而上街示威，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他们？”
　　队伍被拦阻在了街口，不能通过。但由于斯诺、海伦等十几个外国记者在这里，警察见了他们“洋人”，也还是惧怕几分，不敢阻拦他们。斯诺和海伦等外国记者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也激励了学生们和周围群众的勇气。
　　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斯诺和海伦等外国记者一直冒着寒风和学生们在一起。
　　马路边也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商店老板、家庭主妇、手艺人、和尚、教员和穿着华丽的商人，还有顽皮的孩子，都站在路边为游行的学生喝彩。有的甚至走进游行队伍去，有的四处捡传单看。还有一些人力车夫也走在游行队伍中，高喊被禁止的口号“打倒伪独立运动！逮捕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国！”
　　几个小时过去了，队伍继续在缓慢地前进。突然，身穿黑色皮夹克的国民党宪兵骑着架了机枪的摩托车向游行队伍的主体直接开了过来。他们胡乱地抓了几十个学生，学生们也蜂拥而上，继续示威。宪兵就把枪口对准了示威者，摆出了准备射击的架势。有几个宪兵还朝天开了几枪。游行队伍犹豫了一下，但没有出现混乱，继续向前走。
　　两个宪兵拿着大刀，正准备对一个被逮捕的学生实施暴行，斯诺、海伦和其他外国记者立即拿着相机冲上去，用镜头对准了他。宪兵看外国记者来拍照，就立即停止了暴行。外国记者的参与，让国民党宪兵和警察无可奈何。只见一名军官朝士兵们扬了扬手，示意他的部下把枪全部放低。
　　海伦兴奋地喊起来：“防暴警察站到学生一边来了！”
　　游行队伍继续向前缓慢地推进，警察和宪兵慢慢地向后撤退。最后，所有的队伍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真是人山人海，旗帜飘扬，喊声震天，一些警察也公开和学生们一起高呼口号。
　　新华门前，寒风中，一两千男女学生在那里集会，高举着各种标语和旗帜，群情激愤。在一位女同学的带领下，大家齐声高喊：“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公开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逮捕人民群众”、“保障地方安全”、“停止一切内战”、“保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我们要面见何应钦长官，递交请愿书”……
　　大批军警特务手持木棍、皮鞭和刺刀前来镇压。北平所有的城门都关闭起来，以阻止城外学生与城内学生会合。这天下午，姚克广带领的由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城外学校的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被阻于西便门，爱国热情高涨的青年学生们就用血肉之躯撞开了城门，继续前进，一路怒吼。
　　当青年学生们走到西直门时，又被阻挡在门外。城里站着手持毛瑟枪、身穿黑皮夹克、头戴钢盔的宪兵，还有刺刀上枪的城防守卫部队和手持水龙头的消防队，他们正和游行队伍对峙着。学生们想用血肉之躯冲开城门，但是城门依然紧紧地被拴住，怎么也打不开。
　　这时，一个女学生站在了最前面，她叫陆璀。她和大家一样也充满了激情和愤怒，在门边上和男学生一起奋力想把门砸开。就在焦急与愤怒中，陆璀和同学们突然发现城门底下有一条缝隙。因为自己瘦小，陆璀就主动请缨。她把身子贴着地面，从门底下的缝隙里爬了进去。钻进城门的陆璀迅速站起来，抽掉门上的大铁闩，正想打开大门时，一群如狼似虎的军警径直向她奔了过去，对她一阵拳打脚踢，把她打倒在地……接着，警察把陆璀推搡着，带到离城墙不远的一个临街的警察所里。
　　城外的学生仍在冲撞着大门，愤怒地喊着口号。
　　这个小小的警察所就像一个被捅破的马蜂窝一样，乱哄哄的。成群的宪兵和警察紧张地进进出出。陆璀被警察关到了一所小屋子里。玻璃窗上结着一层薄冰，看不见窗外的景象。乘警察不注意，陆璀悄悄地在玻璃上哈了几口气，然后轻轻地擦拭掉窗玻璃上的一块薄冰，贴近窗子从融化的地方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就在这一刹那，玻璃窗外出现了一张和蔼的笑脸，一个外国人的脸。这就是斯诺。
　　“笃，笃，笃”。陆璀听到斯诺在窗外轻轻地叩了三下，接着听见了斯诺的声音，是用英语说的：“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啦！请进来吧！”陆璀一阵惊喜，心想也许能通过这个外国人同外面取得联系呢，于是陆璀也用英语轻声回答。
　　门被缓缓地推开了。身材修长、面容瘦削的斯诺悄悄地侧身进来。斯诺穿着一件朴素的短大衣，举止安详，神情持重，一脸的微笑是那么诚恳、亲切，眼光里充满着同情。陆璀一下子就感觉到这个外国人是友善的，是个可以亲近的人。这时，斯诺伸出手来，和陆璀握了一下，便自我介绍起来。
　　“我叫埃德加·斯诺，是个美国记者。我亲眼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是跟着你们走过来的。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你是哪个学校的？”
　　“我叫陆璀，是清华大学的。”
　　“清华大学，好！”斯诺高兴地自语了一句，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下来，之后接着问，“你们为什么要上街？你愿意谈谈你们游行示威的目的吗？”
　　陆璀激动地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斯诺微笑着，一边迅速在本子上记着一边问：“但你们只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你们已经受到镇压，你认为你们能达到目的吗？”
　　陆璀说“我们相信人民大众，只要把人民大众唤醒起来，中国就不会亡！”
　　斯诺仍在本子上记录着。这时，几个武装警察吆喝着走进来“走！出去！”说着一使劲将陆璀拽着推出门去。
　　陆璀回头看了一眼斯诺。斯诺无可奈何地跟在后边，缓缓地移动着脚步，一脸的同情和无奈。警察把陆璀推上了一辆敞篷大卡车。斯诺看到，在陆璀的左右，各站着一名警察，对面还有两名持枪的士兵。
　　斯诺站在卡车旁边，用充满同情和忧虑的眼光注视着陆璀。卡车的马达发动了。斯诺勉强地笑着向陆璀挥手致意，举起相机拍了一张照片。陆璀站在车上大声向斯诺呼喊，声音都变得嘶哑了：“再见吧！我会出来的！”斯诺也大喊起来：“再见！祝你平安！”为此，斯诺专门为勇敢的陆璀写了一篇专稿，称赞她是“中国的贞德”。
　　游行回来，天已经黑了。斯诺和海伦立即脱下外套，随便啃吃了一点面包，就开始工作。
　　斯诺说：“佩格，我敢肯定，学生运动常常会改变中国的历史。因为它是革命的，今天，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会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海伦说：“埃德，说真的，在这里我都快憋死了。我们竟然不能跟中国人谈中国。更可悲的是，燕京大学的中国人也不谈中国问题。他们好像只想把一切隐瞒起来，特别是不想让我们外国人知道。他们不愿意把中国如何落后，如何绝望的情况发表出来。”
　　“中国有句话叫做‘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欺骗人民愚弄人民的人，终究是在欺骗和愚弄自己。”斯诺说。
　　“埃德，今天，我好像和中国学生一样，也似乎发泄了满腔仇恨似的，在大街上走了一天，一下子扬眉吐气了，心里特舒畅。是不是大家沉默太久了的缘故，你看，中国的青年是有朝气有希望的。”
　　“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今天的运动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沉闷黑暗的中国的天空。我一定要把它报道出去。”
　　“可是中国自己的报纸却不敢发表，实在是一种悲哀。”海伦说，“燕京大学的许多教授以及政府的官员，甚至蒋介石本人，我感觉他们都是在靠外国人吃饭——特别是靠美国人吃饭。他们有的是一种买办心理，连民族思想也没有。他们对中国的前途满不在乎。他们只顾自己的家庭，他们害怕学生运动，有的甚至说这多半是领了莫斯科共产党的津贴，真是可笑。”
　　“佩格，我今天晚上就把稿件写出来，寄给《纽约太阳报》。我相信，今天的运动是中国的又一次‘五四运动’。”斯诺说。
　　“对，我们要把中国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英勇斗争的消息告诉全世界，引起全世界进步学生和青年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海伦兴奋地说。
　　为了把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及时客观地报道出去，斯诺和海伦在打字机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昏黄的灯光下，斯诺坐在桌前写新闻通讯，写一页就递给海伦一页，海伦就坐在打字机前，不停地打印，一直工作到天亮。天一亮，海伦就骑着自行车，牵着爱犬“戈壁”，到外国记者朋友那里把稿件发出去。
　　几天后的夜里，张兆麟、陈翰伯和王汝梅等高高兴兴地一起来到斯诺家。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一些报纸，有中文的，有英文的。
　　张兆麟说：“斯诺先生，你看，你们写的报道发表了。”大家纷纷打开自己手中的报纸，铺在桌子上。
　　“哟！埃德，你看，中国的报纸也报道了！中国的报纸也报道了！”海伦指着一份中文报纸兴奋地说。
　　“是的，你们的报道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报道了我们的运动。现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也闻讯行动起来了。”王汝梅说。
　　斯诺翻阅着报纸，说：“好！同学们，祝贺你们，你们成功了！”
　　陈翰伯说：“斯诺先生，这更要感谢你们，没有你们这些外国记者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也许被镇压下去了。”
　　斯诺谦虚地笑笑，没有说话。海伦欣慰地笑着说：“这是我们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一次真正的体现。孩子们！我们已经结成了反法西斯阵线喽！”
　　王汝梅说：“我们学生要求面见何应钦，递交请愿书，何应钦吓得不敢见我们，只派一个秘书出来敷衍我们。”
　　“因此我们不能就这样罢休，要准备乘胜追击，再接着搞几次示威，进一步扩大影响，把爱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一个全国性的高潮。”张兆麟说。
　　“斯诺先生，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王汝梅问道。
　　“我建议你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讲清楚你们这次示威运动的意义和目的，这就圆满了。”斯诺说，“但是，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我感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会积极鼓励你们这么做下去，我预计他们将会镇压你们的这场运动。哦，对了，那天下午，被捕的那个清华大学叫陆璀的女学生释放了没有？”
　　张兆麟说：“我知道，傍晚她就被放出来了。”
　　斯诺说：“好，那就放心了。你们以后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一定不要客气。你们的行动振奋人心，也增强了我对中国前途的信心。而从你们的政治胆识中，我懂得了历史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
　　燕京大学校园内的临湖轩。12月12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接受斯诺的建议，在这里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由燕京大学自治会副主席龚普生和财务部长龚澎（龚维航）主持。张兆麟、陈翰伯、王汝梅等学生领袖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亚细亚》、《密勒氏评论报》、法新社、天津的《华北明星报》、《大学》等报刊的新闻记者在斯诺的组织下一起参加了招待会。
　　有记者问：“请问你们为什么不好好读书，而起来向政府示威游行？”
　　张兆麟答：“记者朋友们，首先谢谢你们参加我们的招待会。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东北四省，但他们侵略我们中国的野心不死，今天他们又通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策划搞华北高度自治的阴谋，目的就是要继续侵占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华北五省，并企图灭亡中国。这是我们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中华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但我们的政府目前却采取不抵抗政策，我们青年学生是中国的未来，我们不能做亡国奴，我们要起来向一切法西斯帝国主义作斗争！”
　　有记者问：“那么，你们示威有什么作用呢？”
　　王汝梅答：“我们青年学生起来示威游行，就是要告诉全中国人民，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一致抗日，呼吁政府停止内战。”
　　有记者问：“你们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游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陈翰伯答：“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是我们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希望政府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政党和力量，收复东北失地，保障爱国自由。”
　　记者招待会产生了极大反响，扩大了“一二·九”运动的政治影响。海伦对龚普生说：“你们亲口对他们讲一句，胜过我们代讲一百句。”
　　尽管国民党反动当局竭力封锁“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学生们却以自己的努力千方百计扩大了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赢得了全世界的支持。然而，再过四天，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要粉墨登场了。于是大家又聚到斯诺在盔甲厂的家中，秘密商议对策。
　　斯诺问：“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再次行动？”
　　张兆麟说：“你看，报纸上已经登出消息，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2月16日宣布成立，我们想，就在16日举行。”
　　斯诺点点头说：“可以。”
　　“斯诺先生，希望你们到时候仍然参加我们的运动，给我们支持！”王汝梅充满期望地看着斯诺。
　　“没问题，我和佩格一定去！”斯诺说。
　　“放心吧，孩子们，我们永远站在你们这一边！”海伦说。
　　中国青年学生充满感激地望着这两个和善友好的美国人。他们是老师，更是亲密的朋友。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第二次示威游行。
　　天阴沉沉的，好像又要下雪似的。风越刮越大，破絮似的云层时而被刮开一块，透出一缕淡淡的阳光。树脚下墙角里，仍能看到一些没有融化的积雪。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再次高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伪独立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举行了声势更加浩大的示威。他们高呼口号，发出了震天的怒吼。
　　愤怒的学生们开始焚烧日本国旗。斯诺又来到学生们中间，继续拍照采访。警察的水龙头并不能阻挡学生的爱国热情。广大群众和教师也参加了示威活动。大家一起高喊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释放被捕学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
　　学生们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厉镇压，约有四百多人受伤，许多青年学生被捕。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爱国风暴，迫使反动政府不得不宣布推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游行示威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兆麟、王汝梅、陈翰伯等人陪同斯诺、海伦一起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海伦像母亲一样心疼学生，为他们盖被子、喂饭吃、端水喝，查看伤口，询问病情。斯诺看望了每个受伤的学生，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候。受伤的学生深受感动，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
　　斯诺站在病房中间，充满感情地说：“同学们，说真的，这是我到中国八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政治勇气，你们对国家和人民尽了最大的职责，今天全世界都会把你们称作英雄的。”
　　同学们对斯诺先生的评价表示了极大的欢迎，纷纷鼓掌，投以尊敬的目光。
　　张兆麟说：“斯诺先生，正如您所预料的，日本人对这次运动毫无准备。宋哲元在我们示威的第二天，就通知日本人土肥原，说他不能违反民意宣布‘独立’。”
　　海伦说：“宋哲元是个胆小鬼，他怕日本人，更怕我们！怕中国人民！”
　　同学们都高兴地笑起来。
　　陈翰伯说：“现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甚至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和进步团体，都纷纷响应我们了，他们也开始举行示威游行了。”
　　“但是南京政府，仍然向各大院校校长发出了指示，要求加强纪律和控制。从南方来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学校四周增加了一倍到两倍的卫兵。”王汝梅说。
　　海伦说：“我也听说东京方面对土肥原的阴谋流产感到震惊，据说马上就要把他召回日本。日本的外务省和陆军省也都发表了和解声明，否认有武力吞并华北的意图。”
　　当“一二·九”运动刮起的抗日救亡风暴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地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也开始了大搜捕，进步爱国学生开始受到迫害。
　　2月29日夜里，数千名武装警察在便衣的带领下，荷枪实弹地骑着摩托车开进大学校园，包围了清华大学。校园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警察们凶狠地闯进教室、图书馆，不问青红皂白就将学生带走。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夜晚，警察们突然袭击学生宿舍，把一些学生从被窝中抓起来带走。但这一切并没有吓退青年学生们，他们更加积极地反抗压迫，与警察搏斗，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等爱国口号。
　　这些日子北平的大街上戒备森严，火车站里也站满了手持枪、警棍和皮鞭的警察和特务。几天后，组织上安排躲在斯诺家的陆璀去上海参加筹备成立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工作。在姚克广的陪同下，请斯诺夫妇帮助转移。这天，陆璀已被海伦打扮成一个留学归来的大家闺秀。斯诺和海伦一直把陆璀送上了火车，目送她远去。
　　后来，陆璀代表中国爱国学生赴日内瓦出席第一次世界学生大会，报告了“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得到了世界各国学生的同情和声援。
　　伟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斯诺的生命中刻下了难忘的记忆。二十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复始之旅》中，用“煽火”为标题对自己在北平的这段岁月进行了追述。他还引用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说：“我没有带燃料来，但期望用雄辩的劲风把火煽起来。”他回忆说：
　　这一经历使我懂得，引起革命有种种原因，而知识青年对现政权完全失去信心，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恰恰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学究式的历史学家最容易忽视的。
　　在这危急的关头国民党由于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而且，在其后的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把大批最有才能、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
　　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的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
　　的确如斯诺所言，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许多学生领袖，后来几乎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精英人物。像姚克广（姚依林）、王汝梅（黄华）、张兆麟、黄敬、陈翰伯、龚普生、龚澎等后来都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或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15
　　为了探访“全世界等待了九年的头号新闻”，斯诺开始了“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伟大的历史之旅。
　　在北平美国大使馆大使纳尔逊·特拉斯勒·詹森大使的办公室里，最显著的摆设就是有一幅书写精美的条幅：无为而无不为。
　　这天，斯诺和大使馆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一起在这位第一个能讲中国话的美国大使的办公室里聊天。因为斯诺在几个朋友的鼓励下，向一个名叫古根海姆的学会申请一笔研究经费，专门就中国土地危机的问题进行为期两年的实地研究。而且这项研究还与“赤匪活动”有关。但斯诺在向古根海姆学会申请时碰了壁，于是又干起了记者的老行当。詹森大使仍然鼓励斯诺去“探究中国的真实情况”。
　　斯诺说：“詹森先生，我很想研究一下中国的土地危机问题。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如果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肯定会迅速通过革命，来实行这种改革。你要知道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主要依靠农业，我很想知道一个真的共产党或者无产阶级集团是否可能存在。”
　　“埃德，你不懂中国。蒋介石很聪明，他知道怎么统一中国。”詹森指着身后墙壁上的条幅说，“你看，中国的古人说，无为而无不为。我们的态度就是保持中立。无论是对中国，还是日本。”
　　“大使先生，我敢肯定，中国的知识青年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去了信心，而南京政府对北平学生的镇压，无疑是把大批最有才能、最爱国的青年驱赶给它的敌人——共产党。”斯诺说。
　　詹森乜斜着眼睛说：“埃德，我知道你们在背后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但我绝对不会去支持他们，也不赞成你们站在抗日者一边的。”
　　“为什么？”
　　“说白了，就是我们既可以抓住我们在中国的特权不放，而为了维护我们的利益，我们没有必要对日本或中国作战，或者同时对中国和日本作战。”
　　“可我们并没有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斯诺说。
　　“是的，我承认也相信，一切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认识的工作都是有价值的。埃德，你很努力，我也很欣赏。”
　　“但是，我觉得日本人侵略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向俄国开战，而是想以中国为根据地，向整个欧洲的殖民体系发起总攻。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但是这场战争无论谁赢谁输，谁也不能决定中国的未来。想要避免的惟一办法，就是像德国和俄国一样，放弃我们在中国的特权，把我们的军队和军舰从东亚撤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族自由，使人民感到值得去保卫。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去做呢？难道这与我们美国人所信仰的自决权不一致吗？”斯诺说。
　　“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太严重，他们决不会投入战争。他们基本上是和平主义者，谁也不会把苦力训练成士兵。”詹森说。
　　这时，坐在一旁的史迪威上校插话说：“但俄国人却深信，东方或者西方的战争将使中国共产党得以掌权。”
　　“不！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除了蒋介石谁也没办法收拾。”詹森说。
　　“詹森先生，中国人的素质没有问题，但是腐败的领导却大有问题。如果有德才兼备的军官指挥，中国人就能成为很好的战斗人员，堪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军队媲美。你看，多年以来，共产党的红军得不到外援，并缺少现代化的工业基地。他们靠的是农民经济，他们在农村的小小根据地，却打败了活力比他们强十倍乃至二十倍的国民党军队。”史迪威说。
　　“红军只不过是一群土匪罢了。”詹森一脸的鄙夷。
　　史迪威说：“蒋介石称红军是土匪，也许是的。但是，是土匪也罢，不是土匪也罢，反正他们是游击战的能手。我不知道他们宣传些什么，但是，我看，他们似乎有了能克敌制胜的指挥官了。我是指那些不是对士兵说‘你们打啊！’而是说‘跟我来！’的指挥官。如果情况真是如此，而且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官，那就够日本人受的了，就可以把日本人送上西天了！”
　　斯诺说：“但红军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已经被封锁了九年，国民党的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朱德、毛泽东等‘匪首’被打死的消息，宣布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却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进攻。”
　　“但无论怎样，我心里仍然觉得蒋介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是中国未来的救星。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中立，这种政策在中国就叫做中庸之道。因为惩罚日本人的责任不是美国人的义务。”詹森说。
　　“但是，大使先生，我不相信，从长远来看，美国绝对不是旁观者。”史迪威说。
　　斯诺说：“无论怎样，在当今世界中，恐怕没有比共产党的‘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但从北平以至全国，我的确感受到了中国确实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在活动，而共产主义在中国也不再是危言耸听的幻觉。”
　　这天，斯诺和海伦在家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斯诺说：“佩格，我想到西北共产党的‘红色中国’去。”
　　海伦惊讶地问道：“真的？”
　　“是的，兰登姆出版社的哈里森·史密斯先生又给我来信了。”
　　“他是不是又要你去写红色中国？”
　　“是的。他答应我可以先预付一定的稿酬。而且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时，他们也都赞成我的计划。《每日先驱报》还答应负担我此行的全部费用。”
　　“可是那里仍然是被国民党军队封锁着，埃德，你怎么能进去呢？”
　　“昨天，一个从西安回来的学生告诉我，他采访了张学良将军，张将军对他说，‘很遗憾，我不能将西安和南京发生的全部情况告诉你，但我想你对我目前采取的政策会感到满意。我十分同情你们的运动。’他还告诉我，西安的大部分军官同情共产党。而且，红军已经在那里胜利会师，与东北军和西北军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建立了局部的统一战线，这样，通往红军的道路封锁就可能会松动。”
　　“但我担心的是，那里是十分危险的。”海伦说。
　　斯诺说：“国民党越是封锁，越是造谣，共产党红军就越成为一个禁地，一个神秘的谜。他们十年来一直大喊‘赤匪’，蒋介石也接二连三地去消灭共产党，但是共产党依然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他们到底是神话故事还是什么，西方人，包括中国人都不知道真相。这些年，红军一直在战斗，但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甚至没有一个外国人进入过红军控制的地区，如果我能去的话，就将获得世界独家新闻。而且这是一个全世界等待了九年的头号新闻。”
　　海伦说：“埃德，但是，但是总不至于为了一个头号新闻，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吧？”
　　“不！佩格，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还没有听说过新闻史上有过比这还要好的机会了。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再说，为了探明事实真相，只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了。”斯诺说。
　　“那你怎么去呢？你有没有想过红军是否接受你的采访呢？”海伦担忧地问。
　　“因此，我想去上海找孙夫人，我想，她会帮助我的。”斯诺的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那你就试一试吧，我支持你。”海伦说。
　　1936年春天，斯诺重回上海，拜访宋庆龄和鲁迅。
　　宋庆龄见到斯诺，欣喜地说：“埃德，你写的北平学生运动的新闻报道，我都看到了，都是报纸的头条新闻哟！写得好，冲破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新闻封锁，促进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谢谢你。听说南京政府吊销了你的外国记者特许证，是吗？”
　　“是的。但这没关系，不会影响我继续工作。我现在想去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宋庆龄问道：“什么地方？”
　　斯诺神秘地说：“毛—泽—东！”
　　“你想去采访毛泽东，采访中国共产党的苏区？”宋庆龄有些惊讶。
　　斯诺说：“对！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怎么生活和战斗的？他们的纲领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值得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银元不论死活要毛泽东的脑袋？他们是怎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倡议的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去探明真相，公布于世界。”
　　宋庆龄高兴地笑了笑：“好，这非常好。埃德，这个机会看样子是非你莫属了！”
　　斯诺兴奋地说：“是吗？”
　　“正好，前不久，毛泽东那边给我来信，要我物色推荐一名外国记者和一名外国医生前往苏区采访考察，我看你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斯诺高兴得几乎蹦起来说：“那太好了，太好了！”但他很快又冷静下来，“不过，我也很担心。以前有许多人想通过西安去苏区都没有成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再说从西安到保安有一段很长的路，那里又是土匪出没的地区。”
　　宋庆龄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到时肯定会有人保护你，路上都有周密的安排，你会成功的。”
　　斯诺说“但到了红军苏区以后，我一个外国人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他们会把我当成间谍吗？”
　　宋庆龄笑了：“埃德，你放心好了，不会的。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再说，你的这次访问，对我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那我怎么去呢？”
　　“埃德，到时候，我会做好安排的。你先回北平，等着好消息吧。”
　　斯诺说：“好！那我就先回北平了。”
　　“哦，对了，到时候，还有一个美国人和你一起去。”
　　“谁？”
　　“他叫乔治·海德姆，是一位医学博士，也是美国人，才二十六岁。他不想在上海这样没有作为的城市生活下去，他想到苏区施展自己的医学才华，正好那里也需要。”
　　“我们一起出发吗？”
　　“到时他从上海出发，你就从北平出发，你们俩在郑州换乘陇海线火车时见面。到时，北平会有东北大学的一位叫徐冰的教授找你，告诉你具体的联系方式。”
　　“好，我记住了。”
　　斯诺告别宋庆龄回到北平后，一边静静地等待上海的消息，一边开始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从日常的生活用品、药品到照相机、小摄影机、胶卷、笔记本，斯诺甚至还准备了轻武器。
　　这天夜里，斯诺正在仔细地擦着他的勃郎宁手枪，海伦忙前忙后地帮着斯诺收拾着行装。突然，传来了“砰！砰！砰！”的敲门声。白狗“戈壁”叫了起来。斯诺迅速把手枪放进抽屉里，锁了起来。海伦也有些神情紧张地看着斯诺。两人一起走出里屋，随手把门关上，到了大门口，异口同声地问：“是谁？”
　　“是我！东北大学的徐冰。”
　　斯诺和海伦一听是徐冰教授，高兴极了，立即把门打开，请他进来。寒暄了一阵后，斯诺说：“徐教授，你好，我们等你好久了。”
　　“斯诺先生，孙夫人已经安排好了，让我来通知你，可以去西安了。”说着，徐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
　　斯诺和海伦充满期待地看着，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打开来一看，里面竟是一张白纸。
　　徐冰马上解释说：“这是中共华北局负责人刘少奇同志，授意柯庆施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介绍信，你带上。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信是用隐色墨水写的，请保护好。另外，这里还有半张明信片，上面印有英语诗句，并盖有骑缝章，也是供你们到西安后接头用的。”
　　斯诺从徐冰手中接过来，问：“那我到西安后怎么接头，和谁接头呢？”
　　徐冰说：“到西安后，你到西京宾馆住下来，这是你们约定的见面地点。到时，会有一位王牧师去西京宾馆找你。”
　　“我们见面时有什么暗号吗？”
　　“有！一见面王牧师的第一句话就会问你们：‘请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你回答的暗号是：‘她是我的好朋友’。”
　　斯诺听完后，学了一遍，记住了。
　　徐冰接着说：“你们对上暗号后，就出示你们各自的信物。到时，你就拿出我刚才给你的半张明信片和给毛主席的介绍信。那位和你一起去的乔治·海德姆博士的信物是半张五英镑的钞票。到时候王牧师会拿出自己的半张明信片和半张钞票，与你们接头的。在那儿，将有人护送你们到陕北，保证你们的安全。”
　　斯诺点点头，说：“好，我记住了。”
　　徐冰说：“好，斯诺先生，祝你一路平安！我就先告辞了。”
　　“谢谢！”斯诺和海伦送徐冰出门后回到屋里，斯诺仍按捺不住兴奋，高兴地拥抱着海伦，而海伦却有些闷闷不乐了。
　　“亲爱的，你怎么啦？”斯诺关切地问。
　　海伦没有说话，眼睛里有晶莹的泪珠在转动。
　　“亲爱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呀！”斯诺抚摸着海伦的脸和头发，海伦依偎在斯诺的怀里，抽泣起来。斯诺安慰说：“放心吧，亲爱的，我会成功的，我会平安回来的。”
　　海伦含着泪，点点头。斯诺亲吻着海伦的泪眼，两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1936年6月，正当蒋介石宣布准备第六次对中共红军进行“围剿”的时候，斯诺踏上了他伟大非凡的历史之旅。斯诺说自己“这是在跨越雷池”，并坚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
　　3日深夜，斯诺就要出发了。此前，斯诺在把睡袋、骆驼牌香烟、蓝吉列牌刮胡刀和一筒麦氏咖啡装进背包之后，又去附近的医院注射了天花、霍乱、鼠疫、麻疹和伤寒疫苗。
　　临行前，斯诺又给出版社的史密斯先生写了封绝密信，请海伦帮他邮寄出去。斯诺在信中说：“我今天就真正地要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在红区旅行、拍照，写我喜欢写的东西。如果我能突破封锁，到达目的地，这将是一个世界头号新闻。”写好后，斯诺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来到海伦身边，说：“哦，佩格，我走了以后，千万要保密，如果有人问起我，你就说我到蒙古采访去了，好吗？”海伦恋恋不舍地看着斯诺，认真地点了点头。
　　后来海伦在自己的回忆录《在中国的岁月》中记述了那天晚上和丈夫分别的心情，她说：
　　在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得十分美满，工作也很成功。我们无意为了一次完全难以预料的前途未卜的冒险行动而牺牲这已有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包括中国人在内，了解红军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人。必须有人去弄明白，可是没有其他人能愿意进行这样一次旅行。当时，我们还陶醉在各式各样的力量之中：影响历史发展的力量；婚姻的力量（虽然我们从来不用这个词）；还有超越一切世俗事物的强烈的精神力量。
　　埃德对于舍身冒险总是漫不经心。提及危险是犯禁忌的。我绝不提为我们俩之中任何一个去保人寿险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
　　埃德的脖子上挎着电影摄影机和普通照相机。他抚爱地拍拍那些欢蹦乱跳的小狗。当我们坐上人力车去前门火车站时，所有的佣人都在门口列队送别。可爱和蔼的蒙古族苦力老陈坐在第三辆人力车上押着我们的行李。“戈壁”像往常一样，跳上车坐在我身边。我热乎乎的手中握着埃德的滴鼻油。因为北平空气中灰尘多，再加上抽烟，埃德总是犯鼻窦炎。我知道，如果不在临行前把滴鼻油给他放在口袋里，他就会忘记带上。
　　午夜黑沉沉的，街上没有一丝灯火，只有人力车上的车灯在闪烁。尽管人力车像往常一样尽力避开闹鬼的地方，我们还是坚持像往常那样沿着古老城墙边那块清静而阴森森的路走。我们头顶上是无边无际的星空和一钩新月。“戈壁”注视着阴影中的一切，随时都想跳下车去看个究竟。我们都默不作声，只有人力车夫缓缓地跑着，脚下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新的世界正在那黑暗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诞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冒险活动——但我们两人都不知道，是否会有其他人这样看。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埃德对此行的记述会成为一本畅销书。但我们意识到，埃德在中国已经八年了，需要一个惊人的高潮，不管这次旅行将把他的事业推向高潮还是低潮。
　　像往常一样，我们又差一点未赶上去西安的火车，在埃德登上火车时，我把滴鼻油放进了他衣服的口袋里。他站在车厢门口的脚踏板上像打了胜仗凯旋归来似的咧开嘴笑，并做了一个伸手的姿势敬礼。
　　“别丢了你的滴鼻油！”我叮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