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它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同志创造的整风运动这一形式，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延安整风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经验，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身建设正确道路的集中体现。当前，我们党处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着大量的新问题亟待解决。研究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延安整风代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这是我们党的一大优点。但是，中国的国情与俄国的国情不同，中国革命具有与俄国革命不同的特点。这样，中国党的建设就必然遇到俄国党的建设所未曾遇到的特殊问题。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很不充分、工业十分落后，无产阶级虽然战斗力很强但人数很少；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在中国没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下，必然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上述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党自身建设面临的特殊问题：党如果不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中大量吸收党员，就不能发展壮大自己，就不能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党，从而也就无法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但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大量入党又会给党内带来非无产阶级倾向，使党难以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坚强战斗力。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靠背诵马列建党学说的一般原理，也不能照搬俄国党建设的经验，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列建党学说的基本原则，开创出适合中国党情况的自身建设的正确道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只有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思想建设问题。
　　根据这一认识，毛泽东同志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的道路。其特征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在党内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教育，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非工人出身的党员自觉克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为主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斗争中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条道路的初步形成，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彻底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并制定了以思想教育为主的详尽措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创造性地采用整风运动的形式，去改造一切反映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使这条道路臻于完善而最终形成。
　　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党的建设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遵循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特别是作为这条道路的典范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彻底冲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有效地促进了党员思想入党问题的解决，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并形成了党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实现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①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②所以，强调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我们党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断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和基本经验。只要我们切切实实抓好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整个革命事业的胜利，就有了良好的基础。
　　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现在，延安整风运动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处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亟待解决，延安整风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做法，作为毛泽东建党理论与实践的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乃至今后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富有教益的启示。
　　第一，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是思想建设头等重要的任务。
　　延安整风运动发生的深刻历史背景之一，就是我们党经过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已经从军事上、组织上，政治策略上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但是，限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党还来不及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彻底清算，党内不少同志对真假马克思主义还分辩不清楚，教条主义还紧紧地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③这种教条主义，严重阻碍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阻碍了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深有感触地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④因此延安整风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毛泽东同志解释说：“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想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⑤整顿学风，就是要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揭露了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指出教条主义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有害的。“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⑥因而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只有打倒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反复地论述了实事求是这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⑦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广大党员、干部认真阅读《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和22个整风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现状，大大提高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经过整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不仅在党的领导核心中牢固树立起来，而且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普遍掌握。很多当年参加过整风的老同志，都谈到，整风中得益很大的，就是懂得了实事求是，促进了世界观的转变。从延安整风后到50年代前期，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从高屋建瓴之势蓬蓬勃勃向前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思想路线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同志逐渐偏离了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使党在工作指导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借机大肆散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谬论，极大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以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必须注意经常不断地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在党的思想建设中永远是第一位重要的任务。
　　第二，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是思想建设经常性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们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到延安整风前，党员人数由长征结束时的4万人增长到80万人。但是，这些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⑧因而在思想意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理论上，在行动上，经常影响党与无产阶级，使得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⑨因此我们党在延安整风中既坚决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主要的歪风，又严厉地批判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消除农民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用工人阶级严格的铁一般的组织纪律性克服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用解放全人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胸怀教育和改造农民小资产阶级升官发财、“打天下坐天下”的自私狭隘意识。一句话，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武装党和全体党员，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
　　延安整风初期，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在一部分青年中挑起了一股小资产阶级歪风。他丑化延安，丑化党的干部，鼓动青年向党发“牢骚”，企图把整风运动变成整几个领导的活动。为了正确引导运动，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四三”决定，召开了“四七”座谈会，在争取多数的基础上，孤立和批判了王实味。这件事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学生出身的青年党员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党中央进一步号召大家在整风中把学习理论与改造思想相结合，自觉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问题，清理自己的思想，并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促进，共同进步。整风运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广大党员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在思想上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了。正如李维汉同志所说，延安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⑩
　　当前，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中，遇到了很多复杂的情况，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体系的对立与斗争，经常考验着每一个党员。前一个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严重侵蚀党的肌体，而我们却放松了党内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致使不少党员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分不清是非，丧失了做一个合格党员的条件。这种状况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思想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仍然是党内的本质矛盾，我们必须发扬延安整风的传统，把解决党员真正在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经常性工作抓紧抓好。
　　第三，抓好对高中级干部的教育与提高，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关键。
　　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理论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但它的重点，是当时党的高、中级干部。对此，毛泽东同志有非常明确的指示：“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要“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指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11)鉴于以往的路线错误主要发生在领导机关，鉴于高中级干部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整风中始终抓住领导干部这个重点。
　　首先，延安整风的准备阶段就是从高级干部开始的。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接着于9月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检讨王明“左”倾错误，并决定组织300名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理论，总结历史。从10月到11月，中央发出一系列通知，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高级学习组，并制订了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本历史文献集，供高级干部研究党史，总结经验用。在延安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带动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纷纷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越来越多，对全党普遍进入整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普遍整风中，中央重点抓的还是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把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领导同志，混编为10个小组，先行学习研究《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和《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总学委。总学委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学习会，并定期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进行测验。整风中，高级干部以普通党员身份带头参加学习，联系实际，解剖自己。李维汉同志在领导中央研究院整风的同时，带头学好文件，在院内整风会上回顾了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九一八”到遵义会议时期党的领导上的错误，检查自己在这些错误中的责任，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带动了整风学习的发展。在此期间，彭德怀同志在八路军总部，陈毅同志在新四军，周恩来同志在南方局，都以身作则，写文章、谈体会、指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尤其是1943年10月至1943年1月的西北局高干会，长达88天。毛泽东同志亲自到会作讲演，指导会议的进程，不仅推动了延安的整风，也为其它根据地做出了榜样。
　　最后，在普遍性整风学习基本结束以后，整风运动又回到了高级干部的学习和讨论历史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作了一系列报告，指导干部对王明“左”倾错误的表现、危害和根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这时，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情绪极为高涨，就连当时远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张云逸、陈漫远等同志，也特意从前线拍回电报，阐明自己对党史中某些问题的意见。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延安整风运动的这一做法是十分成功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总结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一做法仍然适用于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当前，我们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作风上存在的大量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身上。党的思想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高中级干部学习理论、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因此，“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12)他要求“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13)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大力提高广大干部的素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战略任务，摆到了全党面前。”(14)“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15)可见，抓好对高中级干部的教育和提高，仍然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关键。
　　第四，创造党内生活的民主气氛，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16)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性功绩之一，就是找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法。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7)但是，“左”倾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把党引上了僵化和失败的道路。针对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能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评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错误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特别是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为了能够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大力倡导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在延安整风中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正确的原则，创造了党内生活的民主气氛。他指出，只有这样，广大党员才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实行监督。(18)
　　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深刻的自我批评运动。宏观上，中央关于整风的文件，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深刻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分析了根源，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其本身就是全党范围的自我批评。微观上，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进行自我批评，为全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出了示范。参加整风的每个人都针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了全面的历史的检查，写出个人的思想自传，进行深刻的“反省”。延安整风后期一度出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多次公开向蒙冤的同志赔礼道歉，在全党承担了责任。这种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收到了很大成效，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使大家既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又增强了团结，焕发了干劲。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党的一项优良传统。
　　50年代后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被打上了“左”的烙印，动辄打棍子、抓辫子、戴帽子。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20)当然，也不能回避矛盾，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保持无原则的“和平”。特别是在当前，西方资产阶级竭力进行“和平演变”战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仍有相当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更不能放下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效的武器，而必须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这一优良传统，重新提倡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5页。
　　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4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8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页。
　　⑤同上书第771页。
　　⑥同上书第758页。
　　⑦同上书第759页。
　　⑧同上书第790、832页。
　　⑨同上书第1008页。
　　⑩《回忆与研究》(下)第479页。
　　(11)《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聂荣臻》，《延安整风运动》第30—31页
　　(1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4、119页。
　　(13)同上书，第201—202页。
　　(14)《关于加强党校建设的几个问题》。
　　(15)《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5页。
　　(1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7页。
　　(1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1页。
　　(18)参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5页。
　　(1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6页。
　　(20)《建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3页。
　　郑志飙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