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成型于延安时期，延安精神的实体内涵于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各项工作之中。经济工作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之一。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法，对于深化对延安精神的把握，探寻中国共产党与延安精神的关系，分析延安精神的深远历史影响等，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内涵与历史特点
　　毛泽东同志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延安时期正是这样一个继长征之后开创崭新局面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方法因此具有新的历史内容与历史特点，这突出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并趋向成熟。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总体上看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尚处在萌芽阶段。与此同时，经济工作也未充分展开。延安时期，伴随着中国自身的成熟以及理论探索的拓展与深化，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并趋向成熟。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结构方面，已经形成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劳动人民个体经济并存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地位和前途方面，已经明确了通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条件，并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经济。因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成熟时期。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另一方面，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道路的设想，这包括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等，从而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成熟以及对经济工作指导作用的增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日益被纳入科学理论指导的轨道之中，是富有理性的。这乃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二)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与工作方针。延安时期的经济工作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属于战时经济工作的范畴，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战时经济的特殊规律，探索战时经济工作的特殊性，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战时经济规律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与工作方针。例如，当时确立的经济建设与经济工作的首要目标是支持和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的指导思想，是符合战时经济的基本要求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经济工作方针则是直接从革命根据地经济落后，遭受经济封锁，外援有限这一战时实际情况出发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则是直接体现了经济建设与财政的辩证关系；以农业为主体、全面发展解放区经济的方针则直接根据解放区经济以农业为主的情况，而且符合经济发展中农业与工业相互关联的规律。
　　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以及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注入了新的内容。例如，明确提出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而城市工作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主的指导思想，这无疑符合城乡关系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国工业化和农业发展内在关系的长远要求。
　　尊重经济规律，特别战时经济规律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试图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于经济工作之中。这一点，使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工作具有科学性，这乃是这一时期经济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主观前提。
　　(三)灵活变通的土地革命策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此，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灵活的土地革命策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认识到，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的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②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土地革命策略的转变，即由“没收地主土地”转变为实施减息的政策。一方面，团结地主阶级参加抗战，另一方面，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动员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投入抗日战争。实践证明，减租减息的实施，改变了抗日根据地农村土地关系和社会阶级关系，封建剥削逐步削弱，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参加抗战与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人力和物力上提供了支持战争的雄厚基础，为争取抗战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产党宣布，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如果没有特殊阻碍，在战后将继续实施减租减息，然后采用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策略又发生一次重大转变。即由减租减息向大规模土地改革转变。1946年4—5月间，由于全国内战的危机十分严重，国内阶级矛盾已取代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必须充分发动农民，准备进行自卫战争。为此，有必要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实践证明，土地改革的胜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有了在1.6亿人口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策略上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善于在经济工作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改变自己的策略，这是党的成熟性在经济工作中的表现。
　　(四)针锋相对的对敌经济斗争策略与方法。延安时期，根据地不仅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与包围，而且受到经济上的进攻。因此，对敌经济斗争成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对敌经济斗争的成败，是根据地经济建设，军事斗争成败的决定因素之一。在对敌经济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在诸多领域展开了对敌经济斗争。在金融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对敌货币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军事上的三角斗争格局，决定了抗币(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和伪币(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汉奸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三角斗争格局。敌伪为了削弱根据地军事经济基础，将大量法币、伪币渗透到根据地，根据地重要物资随之流出，一度造成根据地严重经济危机。中国共产党从货币流通规律出发，根据货币斗争的特殊性，展开了以争夺物资、稳定物价为目标的对敌货币斗争。采取的主要对策是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相应采取了用行政办法推广本币；压低法币比价，提高本币币值；掌握重要物资，调节物价；掌握对外贸易，打击法币伪钞等等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解放战争时期，则展开了与法币、美元、港元的斗争。通过货币的斗争，实现了稳定物价，保护重要物资的重大胜利。在贸易领域，针对敌伪物资封锁，展开了对敌贸易斗争，主要采取了外贸统治，和敌占区商人进行秘密贸易，以及在与敌占区接壤的地方设立“灰色”商店等办法，获得了大批军需民用重要物资。在敌后游击区，针对敌伪的经济“清乡”，进行了反“清乡”斗争。主要采取了“坚壁清野”、反捐税斗争以及用军事方法夺取物资等办法，粉碎了敌伪在沦陷区的“经济清乡”。由此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敌经济斗争具有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特点，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这使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具有鲜明的斗争性顽强性和艰苦性。
　　(五)创造性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措施。延安时期，根据地被分割、包围。根据地经济的主体是农业经济，经济形式主要是自然经济。根据这些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建立了符合这些实际情况的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根据地经济中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合作经济为主的多元结构；在经济形式上，除公营经济内部外，其他经济形式之间实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品经济；在公营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运行机制；在多种经济形式的相互关系上，多种经济成分相互之间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在各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协调方面，实行中央决策统一性与各根据地具体经济工作的相对独立性相结合。总之，形成了一个具有特色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中央与地方、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整体上说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中国共产党还运用了许多创造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例如，财政领域采取的统一累进税制一扫中国税制史上紊乱庞杂的税目税制的苛刻的完纳手续，改变了转嫁他人的间接税流弊，规定了免征点和最高累进率，使最贫困的农民生活得到了保证，也照顾了富有者的利益，纳税面扩大到全民的70—80%，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大创举。这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田赋征实”和“加征”等勒索性税收制度形成鲜明对比。
　　(六)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的人力动员方法。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如何动员人力，是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经济发展理论角度看，人力动员的途径主要有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两种。在战时经济建设时期，缺乏运用物质鼓励动员人力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精神鼓励的途径来动员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力。这突出表现在：(1)十分重视榜样和典型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革命事业的驱动力就蕴含在群众之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通过树立榜样，树立典型，就可以将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潜能唤发出来。在延安时期的经济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人很重视树立宣传先进典型，以此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领域，曾树立了赵占魁这个典型。1942年初，在延安的第一兵工厂接到短期内生产十万颗手榴弹的紧急任务。但是，有少数坏人煽动工人闹事，并扬言罢工。赵占魁一贯劳动态度好，技术水平高，很能团结人，在坏人煽动闹事时，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进行了抵制。毛泽东知道这个典型后，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魁运动”，推动了根据地工业的发展。后来，“赵占魁运动”成为“提高生产率的中心环节”。③在农业领域，树立了吴满有等劳动模范。(2)注重采取组织劳动竞赛和各种群众性运动的形式。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动员群众，除了通过榜样的示范作用以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组织群众运动的形式。从大的方面看，减租减息，互助合作运动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从具体方面来看，群众运动的形式也得到普遍采用。例如。抗日根据地展开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淮北根据地展开的群众性纺织运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运动等。此外还有各种劳动竞赛、节约竞赛以及生产突击等群众性经济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动员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乃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量。
　　(七)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的经济工作路线。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迅速提高，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学风逐渐开始被全党接受。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必须向下作调查。”④1941年3月，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正式出版，9月，又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为全党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理论准备。1941年8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的决定》。此后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热潮。毛泽东同志带头进行了大量的经济工作方面的调查，他主要考查了陕甘宁边区关于发展农业、关于发展畜牧业、关于发展手工业、关于发展合作社、关于发展盐业、关于发展自给工业等问题。在每个项目中，又都作了详细的调查与深入的分析。例如关于农业发展的问题，不仅调查了陕甘宁边区农业发展的概况，研究了陕甘宁边区农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而且从中找到了工作中的几个主要教训，提出了农业的八项政策。同时，党中央还组织了大型的调查研究活动，如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的考察团，对绥德、米脂的政治、经济等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调查。再例如，以张闻天为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对米脂县杨家沟地主经济状况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调查。
　　实践证明，调查研究是保证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它为党中央经济工作方针与决策的形成以及经济理论的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有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等一整套财经工作方针，是直接基于调查研究而形成和制定的⑤。
　　(八)勇于修正错误的经济工作态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准备和探索是不够充分的。当时党的工作重心是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加上根据地情况复杂。因此，具体经济工作中出现一些失误是在所难免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正视错误，随时根据实际情况修正错误。例如，在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最初一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做法，结果甚至出现了农民加入合作社的第二天就回到各自田间的事情。后来，严格依据宣传、示范、自愿互利的原则，迅速纠正了这种现象。再例如，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1947年底出现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以及侵犯中农等错误，对此，党中央通过明确阶级划分标准，严格规定土改的工作步骤、政策和手段，纠正了这些错误。正是在这种不断发现和纠正错误、调整经济工作政策和方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制度、方法、政策日趋成熟。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法是一个具有完整、特殊历史内涵的体系，它包括经济理论、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经济斗争策略、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经济工作作风、经济工作路线、经济工作态度等诸多相互联系的方面，是一个整体。(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法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它强调理论指导、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策略上灵活变通。对敌经济斗争坚决与针锋相对，在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上大胆创造，在工作作风上强调调查研究，在工作过程中勇于修正错误，因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法具有理论指导性、科学性、灵活性、斗争性、创造性、务实性，群众性和战时动员性等鲜明历史特点。
　　二、历史背景与历史地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法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从客观上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工作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这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经济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党已经站住脚根，安好家，有了比较稳定的研究经济理论和从事经济工作的环境。其次，从主观上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从整体上看，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在中国实现并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延安时期，正处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如何在中国通向社会主义，在此之前，已经有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主张，这两种主张都因不合中国国情而被历史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否定。在此同时，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道路的萌芽，这条路在延安时期最终形成并趋向成熟。因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方法的形成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的形成是同步的。另一方面，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学会克服各种主观主义，学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突出标志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开始趋向成熟。
　　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掌握和运用科学、系统的经济工作方法提供了背景和条件。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法在许多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
　　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上，它构成一个崭新的台阶，这集中表现在前述历史特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掌握和运用已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如利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将农业确定为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重点；已经开始运用一些客观经济规律，如运用货币流通规律进行对敌货币斗争；已经开始找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中介环节，如通过全党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探索中国经济国情等。所有这些，都比前一阶段的经济工作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在中共党史上，延安时期的经济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如前所述，这种经济工作方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和科学性均大大提高了一步。
　　第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法与延安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它体现了延安精神的内涵。例如，延安精神中有关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方面在这一时期经济工作方法中被突出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它为延安精神的形成作出了直接贡献，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例如，延安精神中有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各项革命事业的内容。在经济上主要是基于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自给自足，基于根据地的群众性运动方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方法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
　　最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法构成一个特殊的战时经济工作模式。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要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形式。因此，领导战时经济工作，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及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已有一个战时经济工作模式，即1918年—1921年间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笔者曾考察这两种战时经济工作方法，感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工作方法有着明显的特色。主要是：其一，从指导思想上看，苏联战时共产主义被当成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步骤”，而中国的战时经济工作只被当成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前身。其二，从经济后果看，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是造成经济大倒退和严重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中国战时经济工作则有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政治威信迅速树立⑥。
　　三、历史启示与历史借鉴
　　正是由于上述历史内涵、历史特征与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经济工作方法可能而且必然对现实与未来的经济工作提供启示与借鉴
　　首先，在现实与今后的经济工作中，必须善于探索和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如前所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方法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这种探索和寻求的产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具体道路和具体方法有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去探索。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武装下，是可以胜任这一历史任务的。但是，在建国以后一段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一度脱离这一轨道，误入了“大跃进”、“洋冒进”的歧途，经济工作遭受巨大挫折。因此，只有敢于和善于探索，才能真正将经济工作引向成功。
　　其次，在经济工作中，关键是尊重客观规律和依据中国国情。经济工作成败的关键是在其科学性，即与客观规律和国情相适应的程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方法总体上是符合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建国以后，在“大跃进”、“洋冒进”过程中失误的症结也就在于经济工作脱离客观规律，特别是生产力规律和生产关系规律以及中国经济国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掌握并科学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总结、认识并适合中国经济国情，仍然是横亘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巨大的“必然王国”。
　　第三，在经济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一些中国容易出现的失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中也出现一些失误。其中有些错误的发生是反复的。例如，在土地改革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对中农的过火打击，对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打击，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求成过急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均出现过，后来得到纠正。这些错误的反复出现，说明在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中存在着出现这些错误的基础。实践证明，这些基础在社会主义阶段依然存在。建国以后，上述错误以与历史惊人类似的面貌出现过，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和表现。到1957年后，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错误”。⑦这些错误无疑构成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科学性的阻碍因素。因此，中国共产党今后的经济工作将取得多大的成就，直接决定于在多大程度上克服这些错误的发生。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6页。
　　②同上，第730页
　　③《延安文萃》(上)，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319页。
　　④《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
　　⑤参见斯大林：《调查研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法》，载《人民日报》1961年5月19日。
　　⑥详见拙文：《中苏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模式比较》，载《军事经济研究》1991年5期。
　　⑦《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 第254页。
　　赵凌云 (中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