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诞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对其重大意义还缺乏理解，存在一些疑问：例如，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倡某种精神?为什么非要提倡延安精神?这行得通行不通?怎样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等等。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国人民尤其年轻一代人中间，倡导、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卓有成效地进行，因此就不能不首先就上述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一、为什么要提倡健康的、科学的精神
　　自1989年那场触目惊心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认真总结、汲取了一个时期以来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训，并着力纠正这方面的失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全社会提倡、宣传学赖宁、“二兰”等英雄模范人物，重新大张旗鼓地宣扬雷锋精神，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被提出并获得广泛的重视和响应的。这些活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也还有些人，主要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仍存在某种疑问。譬如，有的说：“别的办法不灵了，又要提倡某种精神了!”
　　不能说这样的议论毫无根据。“别的办法不灵了”，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某种客观事实。自改革开放以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党采用了一些超越传统和常规的办法，其中有的办法经过实践的验证，是科学的，可行的，应继续采用，并在实践中完善。但是，其中也的确有一些与我们的国情不相符合，与党的优势和优良传统相背离的“别的办法。”这些“别的办法”时兴一阵子之后，终于在社会实践的检验下，“不灵了”。这些“别的办法”具体表现多种多样，但集中表现为淡化以至排斥思想政治工作，只讲物质奖励而不抓思想教育，只注重物质动力而忽视精神动力。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是党总结长期的经验而概括出来的一条真理。但是在批判并纠正了“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极左的一套作法之后，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放松乃至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先行”，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的原理，又是党从事革命和建设工作的一条成功经验、优良传统，可是在前一个时期，有的同志也似乎把这遗忘了，过分地看重物质的作用而低估乃至忽视了精神的作用，以至出现生产部门就生产抓生产，业务部门就业务抓业务，政治被淡漠了，思想教育被撇在了一边，“生产好就是政治好”，“业务过硬就是思想过硬”之类的观点在一个时期颇有市场。在这样的境域中，怎能不出现日趋严重的思想滑坡、精神疲软?!人们常说这滑坡、那疲软，其实这些年来最大的滑坡是思想滑坡，最大的疲软是精神疲软。思想滑坡、精神疲软，是其他一切滑坡、疲软的根源。其他滑坡、疲软是标，而思想滑坡、精神疲软则是本。目前的治理整顿如光治标，不治本，那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在积极、进步、健康的思想、精神滑坡、疲软的情况下，消极、落后、颓废的思想意识、精神制品便乘虚而入，泛滥成灾，致使拜金主义横行，黄色文化猖獗，严重污染人们心灵，败坏社会风气、毒化社会环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奇谈怪论，就是在这样的气候下滋生、蔓延的，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严重危害。这些“别的办法”，不仅导致了全社会性的思想、精神大滑坡，而且酿造了深刻的社会危机。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暴乱，可以说是这些“别的办法”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别的办法”为什么“不灵了”?因为它们根本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不符合我国今天的实际情况，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背道而驰，同时，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揭示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即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既有个方向问题，也有个程度问题。方向体现它的质，程度体现它的量。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和程度，与客观条件有关，也与主观条件有关。但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主要与一个人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有关。人的一定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不仅决定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的质，即能不能正确地发挥，而且决定着主观能动性发挥的量，即能不能充分地发挥。而任何工作任务能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能不能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出来。党长期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能有力地推动并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使人们具有同工作任务要求相适应的、最佳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从而保证人们主观能动性能够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出来。邓小平等所反复强调的党的优势，主要在这里。为什么“别的办法不灵了”?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们不能调节、改善人们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使之达到最佳，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相适应，因而不保证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出来。
　　马克思主义还揭示出，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动物只需要一种动力：物质动力。而人则需要两种动力：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在具体的人身上，两种动力总是同时并存、缺一不可的。物质动力是精神动力赖以产生、存在的前提、基础。一个缺乏必要的、起码的物质动力，连肉体生存都难于维持的人，是谈不上什么精神动力的。精神动力则是物质动力发生作用的保障催化剂，一个人的物质动力再大，要是缺乏必要而积极、健康的精神动力，也难于得到正确而充分的发挥。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在人们身上的这种辩证关系，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按这种辩证关系提出的客观要求而开展工作。一方面，要满足人们物质动力的需求，要在不断改善、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实行物质奖励，物质奖励在于利用物质动力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满足人们的精神动力的需求，要在不断改善、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的同时，实行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在于利用精神动力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在人们身上表现的客观的辩证关系，要求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把物质奖励和思想教育科学地结合起来，而切不可片面地强调一方而忽视、否定另一方。可是，在过去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党却未能很好地作到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党曾片面地强调思想教育而忽视物质奖励，结果因为使人们连必要的物质动力都得不到满足，因而积极性被大大挫伤，而在之后的一个时期内，党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强调物质奖励而忽视思想教育，结果因为使人们的精神得不到必要的满足或发生偏差，因而积极性得不到正确而充分的发挥。这里面有深刻的教训。一个时期以来，为什么那些脱离国情的、违背党的优势和传统的“别的办法不灵了”?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只注意了物质动力，而忽视了精神动力，违背了两种动力在人们身上的客观的辩证关系，因此，纵然它在物质动力方面下的功夫再多，终因使人们缺乏必要而积极、健康的精神动力，而使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未能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出来。
　　两种动力虽然在人们身上同时存在，但当一定的、必要的物质动力具备之后，精神动力便具有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精神动力不仅决定着物质动力发挥的方向(质)，而且决定着物质动力发挥的程度(量)。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为什么在比常人的物质条件恶劣得多的情况下，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因为精神动力在起作用。革命先烈为什么能支撑病伤之体而同敌人血战到底，慷慨赴死?因为精神动力在起作用。体育健儿为什么在赛场上奋力拼搏，而比赛一结束却瘫倒在地?同样是精神动力在起作用。精神动力大于物质动力，这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一个重要标志。“别的办法”之所以“不灵了”，难道不正是由于它们忽视了人的精神动力吗?现在我国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比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不知要优越多少倍，可是，为什么人们的精神状态却显得反不如那时?难道不正是由于忽视思想教育，不注意从精神动力上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所造成的吗?邓小平说，一个时期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思想教育方面。千真万确。
　　当然，精神动力也有个方向问题。党在思想教育上的严重失误所导致的，是对积极的、进步的、健康的精神动力的损伤。在这种情况下，消极的、落后的、颓废的精神动力便会产生或者增长。各种不正之风、违法乱纪现象和丑恶行为，均由此而来。实际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程度，都是由其精神动力的方向、程度所决定的。
　　纵观历史，横看现实，熙熙攘攘的人流为什么会分成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杰出与平庸?重要的是其精神动力的方向和程度的区别所决定。
　　精神动力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等等，实在太重要了。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什么对一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起不同的作用?就是因为它们能影响、改变人们精神动力的方向、程度。党提倡改造主观世界，无非是通过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来获得积极、进步、健康而充足的精神动力。一个人唯有获得这样的精神动力，才能使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与时代、社会、人民的要求合拍，作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创造、实现、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
　　所以，我国人民所需要的是积极、进步、健康的精神动力，这样的精神动力越大越好，而这样的精神动力主要通过坚强有力、方法得当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产生、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多种多样，而提倡用共产主义精神培育的积极进步、健康向上的精神，则是较为普遍的形式之一。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采用过这种形式，例如，曾提倡过革命加拼命的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老黄牛精神，蚂蚁啃骨头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等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没有这样精神的提倡、宣传，就没有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成就。因此，重视提倡、宣传某种精神，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条成功的基本经验，一个优势。可是在前一个时期，党却在很大程度上丢掉了这个经验、优势，采取了一些与这背离的“别的办法”，因而招至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受到了惩罚。既然在社会实践面前，在不断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检验下，“别的办法不灵了”，当然就不能不恢复党的传统、优势，“又要提倡某种精神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当然也反映了党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标准这一为其他阶级的政党所不可能有的伟大品格。
　　还要看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提倡某种精神尤为重要。“目标一致才能得胜利”。怎样才能实现目标一致?就是靠某种精神的倡导、武装。人们的思想上一致了，才能有目标、行动上的统一。倘若一个人一个心眼，纵然人口再多，干劲再大，也不过如同一盘散沙。旧中国之所以贫弱无力，这是个主要原因。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为什么坚强有力、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这个党、这支队伍思想一致、上下齐心，因而目标、行动统一。可以想见，像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全体党员、全国人民能在思想上取得高度一致，因而在目标、行动上高度统一，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有的同志鉴于“文革”时期在统一思想方面采取的极左的办法导致的不良后果，而否定统一思想的必要性，显然是不对的。而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以种种借口否定、反对党用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积极进步、健康向上的精神来统一思想，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二、为什么非要提倡延安精神
　　人们的思想境界、精神世界，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又因为人们的具体职业、岗位的千差万别而千姿百态。这就决定了党在提倡某种精神时不能简单化、僵化。一切积极进步、健康向上的精神，我们都应该提倡。
　　但是，不论从什么角度讲，在一切积极进步、健康向上的精神中，延安精神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不论对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什么岗位的人来说，在今天提倡延安精神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延安精神本身的性质、内容、特点、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
　　关于什么是延安精神，彭真1990年6月27日，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9周年座谈会上，作了科学的概括。
　　彭真首先阐述了延安精神的实质。他认为延安精神是近代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浴血奋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斗争和胜利的经验的总结，是辛亥革命以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就是说，延安精神，凝结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延安精神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斗争和胜利的经验。这就告诉我们，延安精神不同于通常以某个人、某件事或某个单位、地区为代表的某种精神，而是由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共同创造的集体财富：是民魂、党魂、军魂、国魂的体现。这种特质就决定了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作用。
　　关于延安精神的形成，彭真指出，是在延安时期，经过整风，经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党的七大，把六大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总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特别是干部的思想，形成了延安精神。这就告诉我们，第一，延安精神不是在其他时期，而是在延安时期，即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逐步形成的。而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紧要关头，是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第二，延安精神不是在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也不是在党的六大以前，而是在经过遵义会议，经过整风，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整风的产物，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特别是干部的思想的产物。延安精神形成的这种特殊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就决定了它的特殊的内容和历史作用。
　　关于延安精神的内容，彭真指出，主要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延安精神既然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既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斗争和胜利的经验的结晶，是民魂、党魂、军魂、国魂的体现，那当然就包括极其丰富的内容。
　　(一)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态度。
　　(二)救亡图存，愚公移山。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人民的翻身而抱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服从大局，廉洁奉公，大公无私，先人后已，不求索取，无私奉献的崇高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优秀儿女，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坚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以科学的认识(真理)为指导，改造世界，不抱成见，不怀偏见，不自以为是、固执错误，同时也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精神。
　　(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优秀儿女在暂时强大的敌人和困难面前，巍然挺立，独立自主，自力自强，艰苦奋斗，克勤克俭，无怠无荒，锐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崇高气节和创业精神。
　　(五)民主集中，群众路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为着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在革命组织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一切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路线、方法和作风。
　　(六)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兵官之间，干群之间，各民族之间，各条战线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讲等级，不分贵贱，团结一致，同忧同乐，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精神。
　　(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优秀儿女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光复旧物，振兴中华的决心、信心、恒心和善于把战略上的藐视同战术上的重视结合起来，把彻底革命精神与严谨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矢志如一，一往无前的气概和精神。
　　(八)乐观向上，百折不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优秀儿女，在暂时强大的敌人和艰难险阻面前，积极乐观，健康向上，把革命现实主义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百折不挠的精神。
　　(九)不骄不躁，不断革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优秀儿女，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在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基础上，不骄不躁，谦虚谨慎，连续作战，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
　　(十)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优秀儿女，把坚定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有理、有利、有节，坚定沉着、灵活机动地同敌人展开斗争并夺取胜利的精神。
　　(十一)立足本职，胸怀世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优秀儿女，把本职工作同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精神。
　　(十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优秀儿女，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显然，这些内容体现了对待工作、困难、敌人、失败、胜利等等的科学态度；体现了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国内与国际等等关系的科学态度；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彻底革命精神与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战略上的藐视与战术上的重视的统一；体现了科学的世界观与革命的人生观、健康的价值观的有机统一。这样的内容就铸定了延安精神彻底的革命性与高度的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这一突出特点。理解了这一特点，就不难理解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了。
　　关于延安精神的作用，彭真指出，我们运用和发展延安精神，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全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等斗争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延安精神，就没有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一句话，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每一步胜利，与运用和发展延安精神有密切关系。
　　延安精神的内容、性质、作用就决定了它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特殊地位。正如彭真所指出的，延安精神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奴役，获得民族独立的伟大精神武器，是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本消灭剥削制度，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伟大精神武器。那些不太理解今天为什么要提倡延安精神的同志，除了对延安精神本身缺乏必要的了解之外，还主要是不了解今天新时期与延安时期的联系，或者用两个时期的区别来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
　　今天所处的新时期与延安时期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不管两个时期有多大区别，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们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譬如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敌人虽不再是三大敌人，但三大敌人造成的创伤犹存，三大敌人的阴魂尚在，而且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仇视、破坏、武力颠覆与“和平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三大敌人；党和全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虽是经济建设而不再是革命战争，但经济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困难却和延安时期一样繁杂、艰巨；我国今天的经济状况虽比过去好多了，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要消灭这个差距，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我国今天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虽然同延安时期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而且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使斗争更加复杂、艰巨；我国今天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包括精神垃圾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乘机而入、滋生蔓延，更需用革命的、科学的、健康向上的精神去抵制、克服。总之，我国今天的形势、任务虽然与延安时期差别很大，但就其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来说，并不亚于当年。两个时期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两个时期的任务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这种本质上的一致性集中表现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继续，是根本消灭剥削制度，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的继续，是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阶段。正是两个时期的任务在本质上的这种一致性，决定了它们在所需要的精神武器上的一致性。因此，既然“延安精神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本消灭剥削制度、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伟大精神武器”，那当然也是我国人民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精神武器。这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因如此，所以当党在前一个时期，一度忽视这一客观要求，未能提倡、强调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时，便出现了思想滑坡、精神疲软，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这是个教训。为了切实纠正这一失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大力提倡延安精神。而目前时期同延安时期的区别，则决定着在提倡延安精神时，又不能照搬延安时期的具体作法。
　　两个时期主要有些什么区别呢?第一，延安时期，党还没有夺取国家政权，而今天不仅已夺取国家政权，而且已巩固了这个政权；第二，延安时期的中心任务是革命战争，而今天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第三，延安时期所面临的是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三大敌人，而今天所面临的则是以“和平演变”为主，同时也不容忽视武力颠覆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第四，延安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都处于很低的水平，而今天在这些方面均有了长足的发展。
　　两个时期之间的联系，决定了它们在精神武器上的一致性，而两个时期之间的区别，则决定了它们在精神武器上的差异性。这就要求在今天提倡延安精神时，必须把握住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另一方面，在具体作法上又要有所区别。割裂两个时期的联系，借口时代变了，否定或贬低延安精神在今天的作用、意义，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而不顾两个时期的区别，硬要照搬照抄过去的作法，也是不对的，也同样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如何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当前能否卓有成效地提倡、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关键。
　　就拿目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来说，其性质、作法明显区别于延安时期的中心任务革命战争。一般地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在提倡延安精神时，不需要像在延安时期那样，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但又不能不提倡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而且在特殊情况下(突如其来的事变、灾祸发生时)，也仍需要流血牺牲，所以还必须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再如，由于今天我国在社会生产力、经济、文化和科技水平等方面已大大高于延安时期，所以就不能象在延安时期那样，要求人们不要讲究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不能把物质、文化条件的改善、提高，不加分析地斥为“享乐主义”；但又不能不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能不批判、抵制大手大脚的败家子作风和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享乐主义。在政治生活领域也是如此。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根本变化，我国今天没有必要像在延安时期那样，终日持戈待旦，箭上弦、刀出鞘，把对敌斗争的弦拉得紧紧的；但又不能掉以轻心、高枕无忧，忽视必要的阶级斗争，看不到“和平演变”的危险。
　　从我作起，领导带头，这既是延安精神的体现，也是延安精神得以形成、发扬光大的重要条件。今天要很好地学习、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也必须提倡从我作起、领导带头。不论在哪个方面，凡是向群众提倡的东西，领导者自己必须带头作到，唯有这样，才能有号召力、影响力，才能卓有成效。拿实事求是来说，这是延安精神的真髓，是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的根本。但提倡实事求是，领导必须带头，在这方面总的作得不错，但也不是没问题。现在干部队伍中有股腐朽的风气，就是阿谀奉承，欺上瞒下，不讲实话，尤其不敢向上讲实话。这种风气虽说不上很普遍，但在有些地方、单位却严重存在。这种恶劣的风气在严重侵蚀党的肌体，削弱党的战斗力，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群众或被领导者不敢在领导面前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领导者一般是有责任的。现在令人忧虑的一种现象是：中央规定的许多事情，往往因为上级领导者不认真执行，因而使得层层效尤，越往下便越不认真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准，也不是以中央文件为准，而是毫无原则地“向上看齐”，同左邻右舍类比于是形成上面不认真、下面层层都更不认真，一家不认真，四邻八家都不认真的局面。党的许多科学、正确的决策为什么一执行就走样，收不到应有的效果，这是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人本来最讲认真，可今天为什么有的同志偏不敢讲认真了?也许有人觉得，在延安时期，不讲认真有掉脑袋的危险，现在没有这种危险了。所以不必那么认真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89年以来国内外的风云变化已清楚地表明，现在并不是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如果老是不认真，不认真对待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捣乱，不认真地对待前进中的困难，不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失误，不认真地对待群众的意见……如果什么都不认真的话，那就必不可免地招至灾难，有掉脑袋的危险。“和平演变”并不“和平”，不论其过程及其后果，往往伴随着血雨腥风。现在党内如果有人还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未免太麻木了!人们看到了这一点，也并不真正意识到“和平演变”的严重性。比如，1989年那场风波过后，上上下下几乎异口同声地都在强调，一定要把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可落实得怎么样呢?今天提倡延安精神、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应该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解决的关键就在于从我作起，领导带头。再拿艰苦奋斗来说，领导也一定要带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榜样。江泽民到地方视察，带头排队买份饭，同群众在一个桌上就餐。看起来很平常，而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就在这当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总之，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从我作起，领导带头是关键。只有坚持从我作起，领导带头，才能体现用延安精神来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用延安精神创造、夺取的胜利成果，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弘扬、发展延安精神并进而创造、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这正是今天提倡延安精神的实质之所在。
　　用延安精神教育年轻一代，是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不能否认，在我国年轻一代身上，有着许多闪光的东西。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乏种种可贵的精神。但是，由于一个时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上的严重失误，因而使得在年轻一代身上，比较缺乏延安精神。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延安精神，因而也就不理解为什么在今天还非要提倡延安精神。通过前面的分析说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如果缺少了延安精神，要使之顺利推进卓有成效，是不可能的。而年轻一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能不能、善不善于用延安精神教育他们，他们能不能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就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的健康成长，而且关系着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进退成败。1989年以来国内外的风云变幻更加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这就更加突出了用延安精神教育年轻一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坚持用延安精神教育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就一定能胜利地防止“和平演变”!这是各位家长、师长、全国人民、尤其是各级领导者都必须重视，并且应主动承担起来的一项神圣职责。
　　在今天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具有许多优越条件。有创造并发展了延安精神，用延安精神完成了扭转乾坤、改天换地任务的中国共产党，有决心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有参与创造并经过延安精神洗礼的、目前尚健在的老一代，有用延安精神培育起来的几代人，有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提供了良好环境、条件的优越的社会制度、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强烈地呼唤着延安精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及其主体亿万人民，所以，只要下定决心，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就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既然用延安精神打倒了三大敌人，建设起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那么也一定能用延安精神建设起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既然用延安精神演出了威武雄壮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活剧，那么也一定能用延安精神演出更加波澜壮阔的建设和改革的现实活剧。
　　宋定国 (中央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