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经过整风和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总结了历史经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整风期间，毛泽东曾预言：能真正做好整风，“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1943年6月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整风运动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为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起来的。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抗日战争极端紧张和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发动的这场整风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延安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形势发展与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
　　1.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防止国民党渗透、腐蚀
　　抗日战争的爆发，开始了中华民族神圣的自卫战争。在抗日救国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被迫抗战并相继进行了平津、南京、忻口、淞沪等战役，抗击了日军的进攻。但由于执行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战略，忻口、淞沪会战以后，战局急转直下。1937年12月，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为日军攻陷。这表明仅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坚持一党专政，不愿实行民主和改善民生的片面抗战路线是行不通的。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指出：“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同年1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①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上述论断。从1937年7月抗战爆发到1938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国民党就丢掉了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和大半个中国，不得不偏居西南、西北一隅。国民党抗战初期的失利，使人民由希望转为失望，并进一步产生了怀疑与不满。
　　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相反，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主张全面抗战的路线。为发动和组织人民抗战，党提出了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依靠全民力量战胜日军的侵略。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1937年9月，八路军相继发动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等战斗并取得重大胜利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迅速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迅速传播。形势和民心的这一变化，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
　　但是，共产党当时的状况与人民群众要求党担负的领导责任还是不相适应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左”倾错误曾使党的力量遭到极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组织虽有一定的恢复，但仍然远远落后于党的政治影响，许多重要地区尚无党的组织，即使有党的组织，其活动地域也非常狭小。一些党员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适应形势的转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党的组织和党内的状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必须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历史赋予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动起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对中共策略的变化，使反对腐蚀、渗透的斗争成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后，统一战线内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呈现出的新特点。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被迫进行了一些政策转变。这些转变包括承认共产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办报纸、设办事处、释放一部分政治犯和修改专门用来镇压共产党人的法令等。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前后，国民党以“统一”为名，企图控制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倡导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竭尽歪曲和污蔑，把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的政策说成是向政府“投诚”，广泛宣传“共产党投降”。表面上，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在内部文件中仍说共产党是“奸党”、“异党”，不愿意以平等地位对待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有88名代表，给共产党的代表名额仅有7名，并且放在文化经济团体之内，根本无视共产党的力量和应有的地位。在组织上，对共产党实行限制和削弱政策。1937年7月，国民党举办的庐山训练班提出了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计划；同时把八路军作战的区域和范围划分在异常艰苦、迂回范围较小的冀察地区，阴谋借日军之手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思想上，对共产党干部实行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企图从根本上动摇、腐蚀共产党人的信念和斗志。这些动向表明，国民党对待共产党的策略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民族矛盾尖锐和阶级关系变动的历史关头，党内一部分同志并未意识到国民党策略的变化。他们为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转变所迷惑，对国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进攻缺乏警惕。1937年7月间，中共领导的南方游击队在改编中，闽粤边区游击队负责人何鸣，按照当地国民党当局的要求，率部队在指定地点集中后，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
　　在抗日根据地内出现了议会主义倾向。党内有些同志主张把根据地内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改变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
　　在八路军的某些部队中出现了新军阀主义倾向。表现为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一次，毛泽东接见我军从前方来的一位旅长，那位旅长递上了写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问他作战情况和共产党员的牺牲数字，他回答不上来。毛泽东批评说：“每个共产党员都是我们的亲兄弟，你连他们牺牲多少都不知道，却在名片上印上自己的少将头衔。少将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要学国民党那一套用官牌子吓人的作风。”一部分党员中出现了贪图享乐，不愿意继续过艰苦斗争生活的情绪。一些党员干部中还出现贪污浪费现象。
　　党内右倾思想的出现，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都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民族战争的同时，必须反对国民党的渗透与腐蚀，学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斗争。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国民党“和平”斗争的实质。他指出：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破坏政策。他说：“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②他认为，反对国民党在思想政治上的进攻，克服党内的右倾思想，要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1937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党内右倾思想的出现与抗日战争时期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等状况有关。这实际上已把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与克服党内右倾思想与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他认为，必须从总结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入手，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就是通过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使国民党的渗透、腐蚀与溶解策略无法得逞。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虽然也有武装的进攻，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但主要是采取“和平”斗争的策略。党的建设不能不紧密联系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这些特点。因此，延安整风是与国民党进行“和平”斗争，防止国民党渗透、腐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需要。
　　2．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总结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20世纪40年代初，已有20年的历史。在这中间党领导全党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取得过伟大的胜利，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中国共产党在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多次发生“左”的和右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和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但由于当时处于战局不稳，形势变化较大的历史环境，不能对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在思想上加以清算，因而在思想政治上这些错误思想在全党仍有严重的影响，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更大。全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缺乏认识，对王明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认识不够。在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等问题上存在着糊涂观念。甚至以为记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词句就可以成为理论家。这些错误认识在王明于1937年11月回国以后更加严重并构成了实际危险。
　　标榜代表共产国际路线的王明在回国后，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938年初短暂的几个月中，在中央会议和报章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右倾错误言论。为贯彻统一战线中以国民党为主体的错误主张，王明抹煞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区别，称颂国民党，美化蒋介石；反对统一战线中我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反对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和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同时还违背党的组织纪律，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宣言和文章，并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这表明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和王明的右倾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它直接影响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发展。
　　由于王明打着国际路线的招牌，以“钦差大臣”自居，曾迷惑了一些高级干部，有些同志受他的影响发表过与他相似的一些意见，这就使得贯彻正确路线变得更加困难。以致此后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在党内造成了认识分歧和某种思想混乱，教条主义在党内又流行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错误，从思想方法上看是盲目和机械执行国际路线的教条主义错误。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判了王明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但并未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因而在以后王明担任女子大学校长期间，仍然继续宣扬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党内的思想倾向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分歧表明：王明“左”、右倾教条主义在全党仍有影响，如不及时肃清，将直接影响到对党的现行政策的认识和贯彻执行，使党难于实现团结一致，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要肃清教条主义的余毒，就必须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区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明确历史是非，找出错误根源，从理论上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不这样做就不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就不能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确定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因此，整风运动是总结历史经验，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肃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的迫切需要。
　　3.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0年7月，党员人数从4万人增加到80万人。这说明党已经走出了狭小的天地，正在变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有深厚基础的大党。然而组织上的大发展也带来许多新问题。新增加的70多万党员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怀着不同的个人动机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虽然有着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但由于其出身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带有较严重的自由散漫和个人主义特征。在政治方向、思想作风方面与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相距甚远。一些人在政治上脱离实际，要求不做工作单纯学习，组织上不尊重党的领导，不服从党的分配，严重的甚至向党闹独立性；生活上害怕艰苦，要求平均主义，攻击当时延安的供给制度是特殊主义。出身于农民的新党员虽然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具有勇敢、勤劳、勇于吃苦的优良品德，但小生产者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带有狭隘、保守等思想缺陷；加之，这些同志文化水平较低、理论素养很差，对党的指导思想、党性要求了解得很肤浅，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往往从小农的民主主义角度加以曲解。
　　这些错误思想不仅成为教条主义滋生与蔓延的温床，而且形成了党内一个严重的矛盾：即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不解决这个矛盾，就会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质，使党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延安整风，就是针对党内错误思想的发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错误思想的新创举。这是当时端正党风、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的需要。
　　4.战胜严重困难，争取胜利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进攻的方向，由国民党战场转向解放区战场，打击的重点由国民党转向共产党。因此在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后，解放区战场即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1938年敌后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40万，占全部在华日军68万的58％多；1939年抗击日军54万，占全部侵华日军86万的62％多；1940年抗击日军47万，占全部侵华日军86万的54％。由于敌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加之国共关系的恶化与敌后磨擦的加剧，国民党政府于1940年冬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薪饷，抗日根据地处境渐趋困难，到1941年至1942年达到了最困难的时期。
　　这一时期华北解放区连续几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39年晋察冀地区阴雨连绵，河塘泛滥，加之日军毁坏河堤，酿成水灾，耕地被冲毁，村庄被淹没，人畜大量死亡，造成重大损失。1942年华北地区又空前大旱，农业严重减产，民生十分困窘。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解放区出现困难局面的另一个原因。解放区的严重困难局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地缩小，人员减少。解放区的人口由1亿下降到5000万以下，许多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八路军、新四军由于战斗频繁，减员严重，由50万人减少至40万人。其中，八路军由原45万人减少到30多万人。军队和地方干部也遭受巨大损失。二是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发生极大困难。自然灾害和日顽军的“扫荡”、封锁，使解放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财政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一些根据地的人民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出现了军民交困的局面。
　　为了克服困难、巩固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统一领导，大生产运动，整顿党的作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这十大政策着重解决转变对敌斗争方式、加强根据地建设、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解决解放区物质困难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尤以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最为重要。毛泽东强调这两个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③毛泽东之所以把整风作为克服当时严重困难的一项主要措施，是因为党的正确领导是克服严重困难的根本保证。要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战胜敌人，最根本的条件是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是全党政治思想的一致和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也就是说路线要正确、思想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为此，就要克服妨碍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错误思想与作风。因而整顿党的作风就成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的中心环子之一，是克服严重困难局面的政治需要。
　　(二)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有利条件和成熟时机
　　延安整风不仅是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需要，而且是在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后的有利时机进行的。
　　1.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全党处于主导地位，是开展整风运动的政治保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进行党的建设、整顿党的作风需要坚强的领导和正确路线的保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抗日战争初期反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奠定并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立。
　　六届六中全会前，在1938年9月14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的路线问题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④这表明共产国际在态度上有很大转变，由一年前对中共路线和毛泽东的怀疑与保留改变为明确赞同与支持，这是毛泽东领导地位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半年多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实践的检验，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路线的正确，更加信赖和拥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从这时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顺利地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具备了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利时机。
　　2.有了一批经过考验、能够辩别路线是非的领导骨干，是开展整风运动的组织保障。在全党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了一批能辩别路线是非、识别正确与错误的领导骨干，是开展全党整风的又一重要条件。这些领导骨干是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胜利和挫折的考验，又勤于学习、善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自觉地摒弃了错误路线，拥护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可以说是党的领导骨干认识转变的起点。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惨痛经验教训中，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受教条主义影响较深的一些同志开始觉醒并站在了正确路线的一边。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由于有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和抗日战争两条路线的实践检验，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批领导干部是贯彻执行党和毛泽东的指示，组织领导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端正党风的骨干，是延安整风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组织保证。
　　3.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是开展整风运动的思想基础。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上的总结，是党中央历尽艰辛、长途跋涉落脚到陕北后着手的。毛泽东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在1936年至1937年间，先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土地革命战争中军事路线的总结，它是这一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它强调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各种机械论，为深刻认识“左”倾军事错误的危害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践论》、《矛盾论》，针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克服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准备了思想基础。1938年，毛泽东又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部著述除阐明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外，也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这一系列著述向全党指明了在军事、政治、思想路线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揭示了在路线问题上的正确与错误，为整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4.相对稳定的客观环境，为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抗日战争在相持阶段，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解放区严重困难的时期，形势虽有不利于革命发展的一面，但由于日军兵力分散和占领地广的矛盾日益突出，虽对解放区反复“扫荡”，但始终无力占领所有的解放区。这一时期解放区面积虽然缩小，但最终还是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局势相对平稳，敌我双方未出现大的攻守格局。国民党顽固派这一时期虽然对解放区进行封锁和围困，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和巩固了解放区，国民党迫于国内外形势再不敢贸然进犯，国共两党的斗争，也处于相对平稳的态势。这一政治环境，使党利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开展整风，具备了可能性。
　　延安整风运动是在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的有利时机下进行的。毛泽东及时抓住有利于党的建设的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不仅表现了一个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敏锐视野，而且从此克服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成熟。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
　　④王稼样：《国际指示报告》，《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