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成效不仅使亲身经历者获益匪浅，也为中国革命实践所雄辩证明。
　　整风运动冲破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教条主义束缚，使之成为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相当多的党员、干部思想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广大的党员干部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才分清了路线是非，彻底清算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从根本上转变了学习态度和方法，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风、文风，党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正如邓小平所说：“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
　　整风运动确立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树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运动倡导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根据事物内部客观规律，解决新问题。需要掌握这种思想方法的不仅是少数领导干部，而且包括广大党员干部；对这种思想方法不是被动地认识和理解，而是要自觉地学习和掌握。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党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如果说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那么，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实现的。
　　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我们党在长征途中转危为安，顺利地开展抗日民族战争的保证。抗战初期，王明回国以后，一直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身份颐指气使，刘少奇、任弼时等还未进入到中央领导决策层中来。整风运动过程中，党中央又对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书记和书记处书记，书记处成员由7人减至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整风运动结束后又增加了朱德、周恩来。上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代表，因而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启示
　　延安整风的成功实践，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在今天给予我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也提供了一系列启示。
　　1.正确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好中国社会实际问题
　　延安整风的全面展开以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为标志。但整风的酝酿和准备早就开始了。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关系生动地比作箭和靶子的关系，强调要“有的放矢”，不能“无的放矢”。1941年12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草案时，毛泽东又说：“这个草案很好，但有缺点，只强调研究实际，未说明研究理论的重要，只说要有的放矢，没有强调矢的重要。”①后来，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又重申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关于“的”和“矢”的关系的论述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它告诉我们：不从客观存在的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只从主观想象出发，根本不可能找到真理。如果不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就好比射箭不对准靶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便会陷入脱离实际的空洞的教条主义。同时，它又告诉我们：面对同样的客观实际，人们的指导思想不同，势必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同一事物所包含的真理只有一个，而要找到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就好比前面虽有靶子，但手中并没有箭，或者弃利箭如敝屣，奉鸡毛若宝贝，那还是难以射中，对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研究便会偏离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以致误入歧途。
　　由于正确处理了“的”与“矢”的关系，在延安整风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为之一扫，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蔚然成风。虽然那时的学习条件很差，只有窑洞、油灯，原著不多，图书的印刷质量更不用说，但大家的学习热情极高。毛泽东曾经对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说过：“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②这是真实的写照。党的许多领导骨干不仅切实掌握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养成了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这是整风之所以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是党的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收获。
　　2.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永葆党的先进性
　　毛泽东在谈到整风运动时曾经说过：“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③这揭示了整风的精义所在。整风是用无产阶级的作风战胜非无产阶级的作风的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克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而不是两种作风、两个主义和平共处的过程，所以，有没有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乃是整风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1943年4月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其第3号文件着重强调反对自由主义。这个文件指出：“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的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④这里，自我批评被列为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十分精辟和意味深长的。一个政党如果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开展不起来，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
　　团结与批评是矛盾的统一。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团结”是一团和气，是非不分，是没有战斗力的。但是，如果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以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为目的，“批评”势必成为整人的代名词，乃至瞎斗一气，乱了自己。延安整风在这方面的可贵之处，是把团结与批评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批评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于追究个人的责任，而着重于分析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学习中，大家普遍能够敞开胸怀，严于解剖自己，相互之间竭诚帮助，展开热烈的讨论或争论，白天认识没有统一，晚饭后在延河畔散步，还在三三两两地探讨。思想斗争激烈时也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但一旦想清楚了，便觉豁然开朗，如沐春风，思想升华，心情舒畅。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老同志每念及此，一股暖流便涌上心头。这样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⑤后来，他把这种做法概括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生动体现和娴熟运用。
　　3.正确处理好知和行的关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整风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了干什么呢?归根到底是要用提高了的认识去改造客观世界。1941年，毛泽东在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深刻指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⑥1942年3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这些实际上都指明了在整风运动中正确处理认识和行动的关系，也就是学习和整改的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中，许多同志做到边认识边行动，边学习边整改。为了克服主观主义，党的领导骨干带头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延安整风中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不仅成为延安整风中纠正和破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法宝，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有成效的了解民情的方法和途径。
　　为了克服宗派主义，在整风中注意正确对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这一部分干部和那一部分干部的关系，党内和党外的关系，过去在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山头”由此削平。尽管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相互之间联系比较困难，但党令政令是畅通的，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听延安的，听党中央的，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任人唯亲，关系第一，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之类没有藏身之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局部以维护全局，以自己的所需来支援中央和兄弟地区之短缺的动人事例层出不穷。
　　为了克服党八股，延安的《解放日报》等实行改版，各种报告文件和书籍报刊都注意改进文风。那种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没有真情实感，没有真知灼见的文风为之一扫，取而代之的是切中时利和时弊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鲜活泼的文风。正因为整顿三风不是止于坐而论道，流于空谈，而是言行统一的，是说得到做得到的，才极大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极大地提高了党在根据地群众以至全国人民中的威望。
　　延安整风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运动。它清除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的影响，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它通过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党的七大的顺利召开，为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延安整风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整风运动还触及了中国革命乃至中国社会中许多深层的重大矛盾。延安整风以其特有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其中的许多问题，当然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入研究与思考的问题。延安整风中的偏差主要是指“审干”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等问题。这些错误、偏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和当时比较险恶的战争环境有关。正如邓小平说的：“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打击对象集中于某一群体，审查方式简单粗暴等，也暴露出整风运动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②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43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