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党普遍整风的过程中，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集中体现。正如陈毅元帅诗中所说：“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同样给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那方向就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工农兵群众。60多年过去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讲话》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工作的指路明灯，它不仅照亮了革命文艺工作前进的征途，也照亮了每一个文艺战士的心灵。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坚持了这个方向，文艺事业就能繁荣发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反之，就会受到挫折，甚至误入歧途。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陕甘宁边区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
　　位于大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到来之前是中国经济最贫困的区域之一，也是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的区域。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说：“边区是一块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①识字的人只占边区人口的1％。小学也仅有120所，学校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更是绝无仅有。人民生活贫乏，基本上没有什么革命文化艺术的节目和演出。相反，全边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受封建经济的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的苦头。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尽管实行了大众文化教育工作，但由于处于内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很不稳固，民众文化的提高困难而缓慢。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作家、文艺工作者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全国各地奔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这片圣土。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5月至8月，仅陕西省云阳镇到达边区的知识青年即达2288人。他们在陕甘宁边区传授技术，发展教育，开展文化工作，兴办卫生事业与实业。文艺工作者与群众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为人民根据地文艺运动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对文化教育工作高度重视。1939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确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性质，也确定了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的内容。1941年1月4日，边区政府与中共中央秘书处、八路军总政治部联合举行宴会，招待在延安的专家及技术干部，朱德总司令、林伯渠主席等到会讲话“号召专家和技术人员与边区人民一道，努力把边区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经济上、文化艺术上的模范区域”③。中共中央还规定了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具体方针、政策，包括开展文艺运动，创办文艺刊物，成立并帮助各种文化团体，在各方面加强文化运动的组织和文化工作者的团结，提倡自然科学，把基础的知识普及到人民之中等等。
　　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不仅从大政方针方面重视和指导延安的文艺工作，而且对于各种实际文艺活动也给予了多方面的热情关心和支持。
　　热情关心和支持延安文化组织和社团的筹建及其工作。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今志丹)县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由其提议，全体会员通过，该会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还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要消灭抗日的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定要抗日，我们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④在以后文艺协会存在的岁月里，毛泽东经常参加“文艺协会”的各种座谈会，观看“文艺协会”的文艺演出，给“文艺协会”工作多方面的鼓励和支持。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1937年11月24日，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它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主娱乐改进会、文艺界抗战救国联合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文艺顾问委员会、战歌社、海燕社、文艺突出社、诗歌总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众多文艺团体。其任务是，“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们伟大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1940年1月，协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不仅为大会题词：“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斗争”，“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且抱病向与会者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报告。1940年，毛泽东还为延安《中国文化》题词“延安文化界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族文化而奋斗”⑤。此外，延安各地也成立了多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协会组织。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文艺这棵参天大树，正是靠着这些文艺组织和文艺团体的支撑、连结，才能挺拔、刚劲和根深叶茂。
　　十分重视培养文艺干部和人才，对鲁迅艺术学院的建立与发展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指导。1938年4月，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发起成立了最早的艺术院校——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4月成立，两周年时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据《新中华报》“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特辑”刊登的徐一新的《艺术新园地是怎样开辟的》一文所述：1938年春初，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六周年，决定召开一次隆重的纪念晚会。为此从抗大、陕公等机关集中了六七十个生气勃勃的青年艺术家，只用两星期就排演出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观众1万人。这次公演推动了延安艺术阵容的建立，也是鲁艺成立的先声。后来在一次《血祭上海》的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一阵热烈掌声表示拥护。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意用最大力量来帮助艺术学院的创立，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周扬、艾思奇等起草的创立缘起公布了。为纪念已故文豪，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不容稍缓的工作。”毛泽东指示中央宣传部为鲁艺拟订、并经中央书记处通过了“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是鲁艺成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教学方针。4月10下午2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大礼堂出席了鲁艺成立典礼并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在成立大会上，他说：“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亭子间的人弄出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实，不好吃是不好的，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抗日战争使这两部分人汇合了，彼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⑥后来，毛泽东又专程到刚成立一个月的鲁艺作重要讲话。它生动地论述了有关抗战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的精辟论点。并说：你们的校歌在唱“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这很好!
　　1939年鲁艺周年纪念日这天，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延安主要领导都参加了纪念活动。毛泽东为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40年鲁艺两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又亲笔为其题写“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八字校训。之后，毛泽东经常出席鲁艺举行的各种活动，随时对其工作给以指导和关怀。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指导下，鲁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繁荣延安文艺、培养革命文艺干部和人才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1939年4月，鲁艺成立的第一年就创作出30多个抗战剧本；写出100多首抗战歌曲，还有一批宣传画、木刻等，并培养出一批崭露头角的革命文艺新人。正如1940年曾在鲁艺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茅盾先生所回忆的：在桥儿沟，这些演员或学生，昨天也许他们是从大都市来的，穿厌了绫罗、住惯了洋房，现在却是灰布制服、草鞋、爬山、吃小米的鲁艺学生!他们的身世多式多样：有在国内最贵族式的大学毕业的，也有家境平平、曾在社会混过事的，更有些是“南洋伯”的佳儿女、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有海关邮局的职员，有中小学教员，有经过战斗的“平津流亡学生”。他们齐集在鲁艺，为了一个信念：学习文艺这个武器的理论与实践，为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服务!总之，鲁艺创建几年来共招收五届学生，培养685名，不愧是一座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熔炉，文学艺术家的摇篮，为延安文艺事业乃至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文艺干部的培养上，周恩来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1941年11月，周恩来约文艺界朋友来曾家岩五十号聚餐，自己下厨做家乡菜。来做客的有阳翰笙、陈白尘、郑君里、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等百余人。12月7日，还为《新华日报》所辟《棠棣之花剧评》专页写刊头，并修改《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诗，壮丽的图画》两文。
　　关心和推动延安戏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戏剧是延安和边区人民熟悉和喜爱的艺术形式，但最初延安只有一个人民剧社，很难充分满足各界群众对戏剧艺术的普遍需要。1938年4月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看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戏，向工会负责人齐华说：“你看老百姓来得这么多，年老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齐华指着柯仲平说：“文协的柯老在这里。”毛转身对柯仲平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柯仲平着手开始筹建民众剧团。为克服民众剧团经济上的困难，毛泽东带头捐款300元，为剧团购买了毛驴、汽灯等急需设备。同年7月4日民众剧团正式成立。之后，毛泽东不仅抽时间观看剧团演出的新剧目，而且还时常提建议，作指导。比如，他看了话剧《国魂》后，建议改为秦腔，并易名为《中国魂》等等。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支持下，民众剧团很快发展兴盛起来，创作并演出了一批内容新、形式好的剧目，繁荣了边区戏剧事业，特别是1939年2月该团带着马健翎创作的秦腔现代戏巡回陕北各县，演出4个月，步行2500里，群众誉之为“剧团是小长征”。另外，中央剧团、青年剧团、烽火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延安青年艺术剧团、鲁艺实验剧团、鲁艺平剧团、西北青救会实验剧团也相继成立。它们的足迹遍及边区各县及西安、关中、山西等广大地区。
　　倡导和支持文艺工作者开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把文艺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实践。1937年9月，以“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丁玲为首的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场服务团”30多人赴山西前线进行文艺宣传活动。这一举动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早在8月份“西北战场服务团”成立之时，毛泽东就多次对丁玲说：“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之前，需要什么，找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边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没有搞清楚，这不要紧。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对他们不要有成见，不轻易作结论，要帮助他们；有这样几个人，你们就有事情做了。”真是细致周到、无微不至。后来，毛泽东还为“西战团”成立作了《大众化问题》的专题报告，并亲自观看他们出发前在延安的汇报演出。丁玲回忆说，当时她第一次上台演戏，很紧张，戏完后，回到后台一看，毛泽东站在台上侧幕旁边，对她笑道：“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她听了好惭愧。在延安各界举行的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晚会上，毛泽东又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说，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以说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次战争带着有最后一次的意义，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来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从此覆灭下去。受毛泽东、党中央直接关怀与指导的“西战团”在山西历时6个月，途经16个市县60多个村庄，行程3000里，利用多种民间艺术形式，创作了20多个节目，宣传了党的团结抗战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此后，该团又多次赴西安、山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抗日文艺宣传。
　　1938年5月中旬，属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组成。毛泽东不仅为该团命名，而且约其主要成员刘白羽、金肇野、汪洋、林山等谈话，并亲笔给八路军各级领导写信：“现有抗战文艺工作团刘白羽诸同志赴前方工作，望大力支持协调，提供一些方便。”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的支持下，该团分组奔赴晋察冀、晋东南、陇海线活动，收获甚大。其他各类文艺团体也都纷纷到边区各县巡回宣传演出。这次深入实际和群众的宣传活动，践行了毛泽东的期望：“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既推动了革命文艺活动的开展，也使作家、文艺工作者自身受到了革命斗争的洗礼，积累了生活体验。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的文艺干部，而且也建立了与工农相结合的文艺团体、文化组织和专门培养文艺人才的学校，并且获得了蓬勃发展。边区的文艺期刊达数十种，如《文艺战线》、《中国文艺》、《大众文艺》、《诗刊》、《新诗歌》、《群众文艺》、《部队文艺》、《歌曲月刊》、《民族音乐》、《边区戏剧》、《前线画报》、《美术工作》等等。剧团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如直属于人民抗日剧社的中央剧团、青年剧团，部队的烽火剧团，边区文协领导的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延安杂技团，中央青委领导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鲁艺评剧团、西北青年救国会实验剧团，及各分区的剧团。这些剧团足迹遍及边区各县及西安、关中、山西等广大地区。到1938年春，一些县有了剧社，群众也能自编自演剧目。剧团新的戏剧创作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影响较大的有《亡国恨》、《放下你的鞭子》、《阿Q正传》、《上前线》等。据鲁迅艺术学院不完全统计，1939年以前创作和演出较成功的独幕剧、活报剧、小诗歌和改编的旧剧等多种形式的戏剧30种以上。毛泽东在看了《中国拳头》后亲笔题了“简单、明了、动人”六字。这些剧目热情讴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及新人新事，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描绘军民鱼水深情，表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寓深刻的思想内涵于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之中，对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的胜利信心起到了战鼓和号角作用。
　　与此同时，边区的诗歌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1938年1月，由诗人柯仲平、林山等发起成立了“战歌社”，多次召开诗歌座谈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街头诗运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音乐事业更是异军突起，音乐团体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有会刊《民间音乐研究》，收集民歌数千首。1940年9月成立延安业余音乐组织延安合唱团，经常举行音乐会，演唱的歌曲有《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青年大合唱》、《保卫大西北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周恩来称它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典范。电影工作让陕甘宁边区人民领略到了一方文艺的新天地。诞生于1938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拍摄了不少抗战素材和边区生活照片。诞生于1938年9月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第二届参议会》、《南泥湾》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记录片、资料片，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边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每月出版总字数为 140万字以上，每种出版物印数一般在2000至1.2万份之间。相继出版的大型报纸有《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还有《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文化》等等适应不同读者需要的各种刊物。值得庆贺的是，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红色电波首次把中共中央的声音传遍边区内外。
　　其他各类文化艺术形式如版画、木刻、雕塑、杂技等，也都在革命文艺百花园内竞相开放，各秀一枝。
　　(二)蓬勃发展的革命文艺运动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
　　陕甘宁边区革命文艺运动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妨碍其进一步健康深入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来到根据地后，在革命的斗争生活和建设工作的实践中，初步实现了与工农兵的结合，写出了不少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好作品。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基本没有得到改造，与工农兵在作风、情趣上有很大的差异，与根据地的革命生活、与无产阶级思想存在着矛盾。另一方面，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在全国出现倒退逆流的同时，复古、反民主、破坏团结、甚至和平妥协的言论在文化市场大为流行，日寇、汉奸、顽固分子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运动也加以阻挠和破坏。他们封锁邮路，绑架青年学生，利用封建残余在边区内恢复封建迷信组织，混入学校、文化团体等进行破坏活动。在上述主客观因素下，1941年到1942年，当根据地在经济上遇到巨大的困难，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时候，边区文化界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在工作、生活和思想上同工农兵群众、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正如李维汉所说：“社会教育、文艺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社会教育流于形式，文艺工作侈谈提高，忽视普及，以外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忽视人民群众需要。民间文艺仍是封建的旧的东西占统治地位。”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虽曾多次组织文学工作者下乡上前线，但大都没有真正深入实际生活，缺乏明确地为工农兵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认识。有些人在理论上也承认文艺要和人民大众结合，但实际上并不了解新的环境、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需要。有的人在创作上脱离实际，只幻想产生不朽的伟大艺术，不肯用力气创作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造成了创作上的病态和偏颇。一批优秀作品也只是以知识分子的眼光来歌颂解放区的光明。许多人看不起大众化，认为大众化就是庸俗化，认为写群众看不懂的欧化作品才能显出水平。总之，当时文学艺术工作者对革命文艺应该表现什么、怎样表现、为谁服务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因此，能深刻描写真实的日常斗争，配合每一具体政治任务，创作真正反映现实的新的典型作品为数尚少。
　　整风开始以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也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许多人用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平均主义对待革命队伍和革命根据地的现实，抓住枝节而忽视本质，对根据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流露出一定的不满；一些人组织纪律观念淡薄，不习惯革命的集中领导。知识界文艺界就歌颂与暴露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一些外地来的知识分子不能把根据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落后面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加以区别，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是歌功颂德，提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以致敌我界线不分，错误地运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待革命队伍。当时延安街头的大型墙报《轻骑队》和《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都发表了暴露性的杂文。有一些作家只要求礼贤下士，得到尊重，却很少考虑自己如何“俯首甘为孺子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艺术教育上存在理论脱离实际，忽视普及，闭门提高的问题。有一个时期，延安舞台上竞相上演脱离实际与群众的大、洋、古戏，许多文艺工作者用主要精力去学习外国的、旧时代的作品技巧，原封不动的搬用外国音乐、戏剧和中国的旧戏，至于怎样使文艺工作充满革命斗争内容，怎样根据现实的政治任务来创造新的文艺作品，怎样在作品里把抗战、生产、教育等具体运动反映出来，注意的人却很少。对此，张闻天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我不赞成个别同志的意见。有人认为民众剧团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实行民族化、大众化，是降低艺术。我认为，要到民众中去了解民众、了解民众究竟需要什么，才能使中国的文艺成为民族的文艺。如果只模仿欧美，是不会有重大成绩的。”⑧根据地作家自己创作直接反映群众斗争生活的作品也很少。在对文化人的领导上，一些部门和单位只强调他们的特点，而对于如何从思想上团结、教育他们则做得不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解和掌握，为召开文艺座谈会，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积累了第一手材料。
　　1942年初，毛泽东就通过多种方式了解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和思想。比如，2月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到枣园交谈，他着重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全面辩证的看问题，不要以点代面、以偏盖全；并且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鲁迅先生的《热风》那样的态度。3月31日，毛泽东和《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约党内外负责同志及作家70余人开座谈会，座谈探讨报纸改版问题。作家萧军希望报纸改革，并提出改革办法。柯仲平要求报纸反对边区的太平观念。徐特立主张党报要大胆说话，要开展讨论，要深入下层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对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的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4月初，毛泽东又几次与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等用书信或面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并请欧阳山、草明代为搜集不同(反面)的意见。4月13日，毛泽东为给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作直接准备，邀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交换意见。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毛泽东接着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久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又说：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喜欢李白，还是杜甫呢?”毛主席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毛泽东又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有个同事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战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总之，毛泽东经过多种方法的调查了解，发现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因此，召开一次全延安文艺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文艺座谈会就成为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了。于是，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正式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博古)、何克全(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文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与作家艺术家们广泛交换意见。会议同意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后因秦邦宪忙与其他工作，未能参与座谈会的筹备事宜。座谈会是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的名义召集的。4月27日，毛泽东邀请周扬和舒群草拟了一份座谈会的名单，中共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发出10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其内容是：
　　为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
　　毛泽东 凯 丰 四月二十七日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准备工作至此就绪。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③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1991年版，第8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1-462页。
　　⑤《毛泽东著作大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⑦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8页。
　　⑧《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1985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