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有：毛泽东、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秦邦宪、康生、凯丰(何克全)、徐特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二副部长)、傅钟(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周文(作家，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萧向荣(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副主任，兼任毛泽东的学习秘书)、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等。延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有：中央研究院的范文澜、艾思奇、欧阳山、草明、刘雪苇(又名孙雪苇)、金紫光、郭小川、伊明；中央党校的李伯钊、陈波儿；解放日报社的舒群、丁浩川、陈企霞、林默涵、郁文、黄钢；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郑景康；军委直属队政治部的公木(张如松)；军委编译处的何思敬；八路军一二零师战斗剧社的欧阳山尊；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丁玲、艾青、罗烽、白朗、陈学昭、刘白羽、于黑丁、马加、萧军、雷加、吴伯萧、曾克、李又然、魏东明、李雷、高阳、方记、严辰、郑文；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周扬、田方、宋侃夫、钟敬之、袁文殊、吕冀、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于敏、姚时晓、张庚、张望、张水华、王式廓、王朝闻、汇丰、力群、罗工柳、陈荒煤、蔡若虹、胡蛮、张仃、李元庆、张桂、瞿维、向隅、马达、寄明、干学伟、王滨、唐荣枚、胡一川、李焕之、张贞黼、杜失甲、任虹、古元、华君武、陈叔亮、王曼硕、马可、王大化、天蓝、许珂、石泊夫、张悟真、李丽莲、潘琦(又名潘建)、张铁夫(当时系鲁艺的毕业生，同年8月进入解放日报社)；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柯仲平、马健翎；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的张季纯、张寒晖、刘岘、石鲁、钟纪明；延安评剧研究院的阿甲(原名符律衡)、任桂林、王镇武、张一然；青年艺术剧院的寒克、吴雪；部队艺术学校的王震之；边区群众报社的胡绩伟；大众读物社的胡采；延安电影团的吴印咸。此外，尚有张振武、张真、佟天林、刘志仁、杨赘(又说扬熬)等五人参加，他们的所在单位，尚待进一步考证。同时，据《贺龙年谱》记载，贺龙出席了5月2日和23日的两次大会，并与毛泽东、朱德等同与会代表合影(但目前所见两幅会议代表合影照片，均无贺龙同志，是否还有另外的照片，也待考证)。还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诗人高长虹，被邀请出席，但因故没有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何克全(凯丰)主持会议。
　　毛泽东首先讲话，他风趣地讲：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进而指出，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换言之，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倒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和敌人作斗争。“为此，他提出要解决五个问题，即文艺作品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以此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上发表意见。
　　5月16日，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讲了该团下乡演出的盛况，说剧团离开时，群众们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者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不过毛泽东又讲：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来的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在发言中讲了深入前线为战士服务，同时又向战士和老百姓学习的深切体会。说明前方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
　　5月23日，座谈会的最后一次大会由朱德主持。他针对前两次大会暴露的思想问题指出：作家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他还针对会上关于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的争论，说：“哪里要转变呵，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要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他还指出：“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以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呵。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①会议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他针对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问题为中心，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系统阐述了革命文艺运动和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及方向问题，提出了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结论”连同5月2日的“引言”构成了后来发表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
　　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朱德及中央其他领导人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孕育博大精深，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的一个里程碑。
　　《讲话》首先指明，文艺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又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所谓人民大众，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共产党员应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在行动上他们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确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彻底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立足点逐渐移到工农兵、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的文艺。
　　《讲话》进而提出如何服务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基本内核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科学地阐释了二者关系。针对一些人相当严重地轻视和忽视普及，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文艺基本上是为了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沿着工农兵和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归结一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讲话》还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的源泉问题。“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使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然而抗战时期的延安和各个根据地作家对工农兵群众“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状况与自身承担的任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严重阻碍着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的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是毛泽东为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所指明的根本道路。关于批判和继承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外国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文艺作品是流而不是源。“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些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讲话》还阐述了文艺与政治、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指出应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联系起来，在重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求得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相统一。
　　对于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及批评标准问题，《讲话》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讲话》还指出：文艺是通过自身的特殊规律来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据理驳斥了“人性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等糊涂观念。
　　《讲话》最后指出，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说明“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的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的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毛泽东再次谆谆告诫广大文学艺术者，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周围的任务、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因此，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①《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