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在工农民主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时期的理论成果
　　执政基础主要是指执政党依靠谁、依靠什么执政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它的可依靠力量和可团结力量的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初步实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指出：“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①它从根本上规定了苏维埃政权下，共产党所依靠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由于受苏联政权建设经验的影响，以及大革命失败后党对资产阶级认识上的偏差，工农民主政权包括的阶级、阶层过于狭窄，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这种情形显然已经与中国的国情不相适应。
　　华北事变后，在民族矛盾上升，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日本侵略者炸弹的威力危及于全中国的时候，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有抗日要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呼声也日益增强。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1935年以后，毛泽东适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各个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认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②。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逐步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改革工农民主政权执政基础过于狭窄的状况的思想，他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③“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④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毛泽东分析道：“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⑤较之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基础更为广泛，容纳了抗日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愿意参加抗日，反对卖国贼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和白军官兵。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思想上的一大转变，为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奠定了基础。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毛泽东进一步分析：“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⑥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这些口号的变化反映出了我们党不断扩大的基础，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指导下，党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开始全新的执政实践。
　　二、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基础的分析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对中国的阶级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后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⑦因此，党的政策如何顾及这些阶级的利益，使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对于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分析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执政基础。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⑧毛泽东对抗日民主政权执政基础的更为全面的指导，则是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的“三三制”原则。1940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⑨同时，毛泽东对这一政策还作出解释说：“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⑩此后，毛泽东多次对这一原则进行阐述，并强调“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11)。这样，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小资产阶级，而且把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也争取到抗日民主政权中间来，大大地扩展了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重申：“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12)正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大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大大拓展了党局部执政的基础。这不仅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促使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开展得颇有成就，造就了党的历史上辉煌灿烂的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继续采取团结的政策。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宣言》中首先指出：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13)。其中“所说的‘商’，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所说的‘其他爱国人士’，则主要地是指的开明绅士。”(14)正是在这一正确政策的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执政基础更加广大，也使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15)
　　三、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新的认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来的。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总体上采取敌视、排斥的政策，在政权建设上主要依靠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种对民族资产阶级认识上的偏差，“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路线的实行，随着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越发显得不合时宜。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在处理民族资本主义关系上的教训，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深入分析，加深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新的认识，从而为指导共产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扩大局部执政基础做了思想认识上的准备。
　　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以来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之一，并指出：“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16)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深入考察，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并将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17)1940年以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进一步深入，从对抗日的态度上，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和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分，并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18)毛泽东还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提出“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并作为我们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19)正是由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深刻认识，为党在延安时期实现政策的转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基础提供了可能。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在指导全党工作中进一步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予保护(20)。历史证明，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深入认识，对其在革命过程中作用的正确定位，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基础得以扩大和巩固的前提。
　　四、毛泽东对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政策指导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于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还用各种切实有效的政策来保证实现，以此来体现党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社会中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则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21)。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土地关系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种政策的实行，一方面削弱了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封建剥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大大激发了农民空前高涨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农民减租减息后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土地财产所有权，还吸收一部分开明绅士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因而又争取了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站在抗日人民一边。在劳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22)从而既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解放战争时期，在指导解放区的工作中，毛泽东强调要“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23)，通过这种政策的实施，来巩固党扩大了的局部执政基础。共产党局部执政基础的扩大与巩固，使党的局部执政获得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源源不断的力量。
　　①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19)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20)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2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