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凝练和拓展
　　执政理念是执政的指导思想，是政党执政理论、执政宗旨和执政意图的集中体现，反映着执政党执政活动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但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基本的执政理念，则是在党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延安时期明确提出来的。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①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悼念张思德会上发表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②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系统阐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③也是在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次被提到了“党的唯一宗旨”的高度并写进了党章。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政治准则和基本的执政理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行动准则。
　　首先，毛泽东坚持在执政中要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政策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直把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是“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④。延安时期，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区域内实行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精兵简政政策、劳动、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等，都以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为唯一宗旨，折射出强烈的人民性，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同时，毛泽东提出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⑤。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经济建设等问题。当时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电击中身亡。事后有位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位农民一时的怨言，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没有责难那位农民，而是亲自派了一个调查团深入农村做调查。当发现边区政府向农民征收的公粮太多，农民不堪重负的问题后，党中央立即调整征粮政策，经过边区政府认真研究，作出削减公粮四万石的决定。这件事还促使党中央和毛泽东下决心开展大生产运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三次提及此事，特别提醒共产党制定和调整政策必须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依据。
　　毛泽东坚信，“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⑥。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边区参议员、党外人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提案提出后遭到了一些党内人士的反对，许多人觉得不可理解，个别人甚至怀疑这个提案的动机不纯。毛泽东在审阅参议会文件时，反复阅读了这个提案，并高度评价它对改造政府工作的重要意义。此后，不仅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而且党中央还把这项政策推广到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⑦正是由于树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政策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权为民所用，才使党得到了边区百姓的真情拥护，使边区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日民主中心，并使党最终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
　　其次，毛泽东提出在执政中要正确处理“给”和“要”的关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毛泽东认为，维护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给人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就涉及要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给”和“要”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对此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⑧对“给”和“要”关系的如此定位，体现了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中央为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实行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经济；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工商业，繁荣边区经济；等等。由于共产党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实行“公私兼顾”、民营为主等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组织党政军民学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刀阔斧地实行“精兵简政”，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真正做到了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是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执政的根本目的，也是在局部区域执政的共产党与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延安时期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具体工作中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利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都力求与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应，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真正做到了利为民所谋，从而为党的局部执政实践赢得了广泛而又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动力源泉。
　　最后，毛泽东强调在执政中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告诫广大党员干部，“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⑨“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⑩。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毛泽东才会对于农民的“咒骂”非但不动怒，反而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发观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并明确把是否坚持群众路线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认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通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11)。“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2)。也就是说，党通过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分析研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过程，化为集中、系统的意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产生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再将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拿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比较、鉴别、论证、修改、补充，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这些经验是否正确，做到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又一次飞跃，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延安时期共产党公信力的不断提升，最主要的保障就是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群众路线。经过这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所制定的路线、政策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加符合实践的要求，真正做到了情为民所系。
　　二、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拓展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政治学里常用“合法性”一词来表述广大民众对一个党的执政能力的认同问题。一个政党要想长期执政，仅仅通过公共权力所带来的强制性服从是不够的，必须有社会多数成员的自愿服从。执政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更体现为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道义上的合法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它前进。”(13)让马克·夸克在他的著作《合法性与政治》中，准确地概括了合法性的三个要素：被统治者的首肯，价值观念和社会的认同，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这里，被统治者的首肯，也就是民众的自觉服从和认同，是执政党保持合法性的首要前提。
　　执政理念是政治合法性中最重要的基础，它直接影响着执政效果并进而影响着政权的稳固程度。为少数人执政，就会从少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出发，为少数人谋利益，这样的政权只能得到少数人的认同和拥护，缺乏足够的政治合法性，自然也就不会长久；为大多数人执政，就要考虑大多数人的意愿和要求，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样的政权就会获得社会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其政治合法性就强，政权也就巩固而持久。因此，寻求并拥有一个多数民众支持和认同的执政理念，是历代统治阶级和各个执政党的一个首要任务。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这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最本质的东西，它准确而集中地体现了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本质和目的，决定并体现了这一时期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合法性、正义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最终获得了民众的普遍承认、支持和尊重。
　　毛泽东非常重视民众的作用，在执政实践中指导共产党必须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此外，他还从政治的高度思考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对于政党发展的决定作用。他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14)正是对民众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正是把“要不要民众”提高到执政层次的深入思考，正是在此理念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拓展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延安时期，中国事实上存在着国民党与共产党分别建立的两个政权，人民在对两者的比较中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在“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共产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15)共产党的政策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人民对此是洞察于心的。美国学者费正清经过研究也指出：“人民大众是否给予支持，其关键在于中共对抗日爱国战争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在于共产党人的经济纲领。”(16)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区域内通过减租减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政策等，解决了经济困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通过民主选举、“三三制”政权建设等，从政治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大大提高；文化上坚持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和大众的服务方向，通过开办夜校、识字组等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在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人民从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在这种情况下，认同感的提高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也从事实上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人心所向的，党的执政能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拓展了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因此，毛泽东才在党的七大上毋庸置疑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17)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基本方略
　　执政方略就是执政的基本方针、战略策略，是在一定时期内执政党为了实现执政目标、完成执政使命而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延安时期，毛泽东依据形势的变化，先后提出了“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建国方略。“人民共和国”的提出是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期间，它更多地体现为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实施的一种策略。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国共两党的关系出现了一些转机，不少地方实力派要求抗日，但并不反蒋，无法达成“人民共和国”的初衷。1936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定》，正式把“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主共和国”逐步从以统战策略为主的战时建国纲领向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过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方略趋向成熟和稳定的标志，则是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日益成熟的局部执政实践和新社会建设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对未来中国前途的创造性构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完成了由战时建国方略向新中国建国方略的质的飞跃，具有相对独立的国家经济形态的性质。由于它以这一时期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新社会建设为实践基础，并直接指导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新中国雏形的实践，因此也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导根据地执政实践的局部执政方略。
　　毛泽东描绘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社会的蓝图，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大纲领。首先，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18)“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因此，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19)的国家，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这个联合专政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它的两重性，它不是领导者，在国家政权中也不占据主要地位。与新民主主义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通过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选出乡、区、县、省直至全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致方针，选举政府，以行使人民赋予的职权，体现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体现民意和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它是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特殊的国家形式，带有一种过渡性质，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0)新民主主义政治中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而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等，将保证新民主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转变。
　　其次，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提出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同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21)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主主义的。一方面，由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设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含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因素——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它们在国家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因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22)。针对“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23)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检验和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24)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节节胜利和三大经济纲领的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逐渐形成。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道：“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25)这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共同促进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
　　最后，在文化方面，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26)，“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27)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8)。这种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29)。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30)。他还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做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他预计到“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因此提出设想，要求“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31)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32)从毛泽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断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政治上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始终是这个政权的主导部分，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后的当然结果，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需的政权保证。经济上在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关系以后，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实质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民族的形式，更有共产主义的内容，是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同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存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的一课，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
　　四、党的执政方略在局部执政中的实践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33)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提出执政方略，制定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设计未来中国蓝图的同时，还在自己的局部执政区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贯彻落实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1941年毛泽东就讲道：“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34)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特别把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新国家建设的“试验区”，在许多方面亲自指导，以实践他的局部执政方略。正如他自己所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35)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微型国家政权，毛泽东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在其局部执政方略的指导下，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共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方略，其中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重点。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政治方面，建立并真正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和纪律严明的民主选举制度；边区各级参议会作为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使人民真正参加了国事的管理；边区制定了许多法律和条例，充分保障一切抗日的人民都享有真正广泛的民主权利，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边区还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制定了适应当时需要的一系列法规及司法原则，包括行政法规，土地、劳动、婚姻等方面的民事法规，经济法规，刑事法规等，积累了许多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在经济方面，陕甘宁边区从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出发，创造性地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经济制度，包括土地政策的适时调整和不断完善、坚持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方针、保护和发展边区的工商业和发展财政经济等，使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文化方面，坚持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使边区的教育、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这一切使得陕甘宁边区成为实行民主政治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示范区，成为新中国的雏形。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36)毛泽东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我们展示了未来中国的美好蓝图。在共产党还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延安时期，毛泽东所构想的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不曾描述过的。它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和衔接问题，即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有效地指导了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局部执政理论中具有发展性的重要内容，为毛泽东执政方略最终在全国的实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1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1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16)[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7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67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2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2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2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
　　(3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1083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3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35)西北五省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3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