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三大政治制度衔接的指导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关键时期，是新中国奠基的重要时期。延安时期党在局部执政范围内许多政策和制度的实施，为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相应的制度建设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从延安时期共产党局部执政实践的民主制度发展而来的。
　　从参议会制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局部执政方略的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参议会制，即由人民采取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参议员组成参议会，作为区、县、乡各级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参议会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监督、罢免参议员。参议会以人民代表的身份选举同级政府，监督、罢免政府人员，制定法律。由参议会产生的各级政府行使行政权，对参议会负责，接受参议会监督。司法机关也由参议会产生，但其工作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彼此共同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关于政权组织部分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的机关”，“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各级政府对各级代表会负责，各级代表对选举人负责”。①由此不仅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各级权力机关，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制逐步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延安时期共产党局部执政区域内的参议会，是具有人民代表会议性质的人民代表机关，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它较此前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拥有更广泛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②)。参议会虽然是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组织条例”建立的，为了维护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名义上也同国民党统治区的参议会相衔接，但它同国民党统治区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级参议会又有根本区别：一是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参议会的议员是由国民党指定产生的，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是经过自下而上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投票普选产生的，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和参议会基本上实行的是一党独裁制，实际的权力集中在蒋介石一人手中，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则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凡是重大问题，个人无权决定，必须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三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和参议会仅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政府只有询问和建议的权利，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不仅是民意机关或人民代表机关，而且是边区的政权机关，各级行政长官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并有罢免各级行政长官的职权；四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和参议会对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基本触动不大，有些方面甚至起到阻碍的作用，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兴利除弊，关心民众疾苦，推动社会进步，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革新精神，使边区的各项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区域内参议会的建立和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经过参议会的组织和活动，使人民取得了实行民主的经验，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民主运动的锻炼和考验，也为党与非党之间，尤其是党与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之间的团结打下了基础。这样，党和人民就能够比较顺利地从参议会制度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三三制”政权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区域内建立的“三三制”政权，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其政权结构是以共产党领导为前提，并包容多党多派的多元成分而组成。这就涉及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党与处于非领导地位的多党多派如何在政权的框架结构中合作共事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要体现的关于执政党与非执政党在政权框架中的关系问题。“三三制”政权下的政党制度，是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早期实践。“三三制”政权下的政党制度的内容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充分保障各党各派的合法权利和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三三制”政权之初就明确指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各党各派在法律上政治上完全平等。1941年5月，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③，从根本上保证了其他党派在政权中的民主权利。鉴于陕甘宁边区的特殊地位，它的施政纲领在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区域内具有全面的影响。此后，在共产党局部执政区域内进行的民主选举，都在党派的基础上按“三三制”原则进行。以陕甘宁边区参议员为例，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在构成比例中，也严格按照“三三制”所规定的原则进行，如果共产党员的比例偏高，共产党就采取措施将其降下来。在统一战线政权中还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并具体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权主要是通过“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来实现的。④
　　第二，共产党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贯彻实施“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关键还要搞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⑤“三三制”原则的贯彻执行，开创了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真诚民主和合作共事的传统。在“三三制”政权下的民主合作中，政权分配权力时，不分党派，任人唯贤，让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职有权。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员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共同商量问题与决定问题……并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⑥在延安时期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区域内，著名民主人士李鼎铭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晋西北行署主任是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先生，晋察冀行政委员会主席是牺盟会员宋邵文，副主任是国民党员胡仁奎。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各部门，县、区、乡政权机关都有相当多的党外人士担任重要职务。在“三三制”政权中的非中共人士还能有效地反映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意见和利益，共产党都认真听取。毛泽东指导全党要“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⑦。并强调“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一切党员，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⑧。
　　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形式，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特点，但它的基本精神在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机关，必须吸收党外人士参加，不能由党包办，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三三制”政权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各派共同合作参政的最好形式，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多党合作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早提出和实践。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实践中，在民族问题上实行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自治区，扶助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也明确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由此确立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194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我国最早的一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中，共产党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内，由少数民族群众自己选举区长、乡长，管理自治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宜。此外，党还通过创办民族学院、成立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扶助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少数民族的人民谋福利。所有这些，都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熟实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规律的深入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开始对共产党如何执政、执好政进行了多层面的深入思考，如对执政党怎样加强自身建设、如何拒腐防变、跳出执政周期率等问题的思考。这些既体现了他对建立新中国的展望，也是对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殷切嘱托。
　　首先，毛泽东多次以史为鉴，告诫全党要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浮躁。1944年，郭沫若为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而作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发表。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它的一些首领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在1645年陷于失败。此文立即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党中央还将这篇文章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道出了共产党之所以对它如此重视的原因，“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1)1944年4月，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特别讲到这篇文章，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签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2)他还回顾了从1927年北伐到1938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11年间我党我军四次大的骄傲都吃了亏的教训，要求“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13)。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已经开始从执政党成败、政权兴亡的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在由战争转向和平、农村转入城市、革命转向建设、局部执政转为全国执政，在党的工作环境、社会地位、中心任务、生活条件将要发生巨大变化之际，毛泽东更是及时预见到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的情绪可能增长，具体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14)告诫全党要经受住胜利的考验，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为了防止骄傲，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当时还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制止歌功颂德现象，等等。这些都是胜利以后很容易出现的不健康现象，对此党中央都及时下了禁令，不仅为全党作出了榜样，也得到党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前，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及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5)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从率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党向率领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当做“进京赶考”，可见他对前车之鉴是有着相当深的考虑和担忧的。
　　其次，毛泽东未雨绸缪，敲响执政党拒腐防变的警钟。腐败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共生现象，无论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还是封建政权的更迭，无一不是在开国的时候励精图治，勤政廉政，一派欣欣向荣，但奢靡之风亦随之泛滥，最终国运亦由鼎盛走向衰亡。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会不会腐化变质?它能否跳出历代剥削阶级走过的这种“兴盛—懈怠—腐败一衰亡”的历史怪圈，这是毛泽东一直思考和关注的重大问题。从本质上讲，腐败与共产党的性质是水火不相容的，但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又是在政治、经济极端不平衡的社会条件下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和建设的，剥削阶级腐朽陈旧的东西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延安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复杂的原因，腐败现象在中共党内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时有发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始终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党是否会瓦解、革命能否成功的高度来认识，采取各种措施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在全国胜利在望之际，在党即将成为全国执政党之际，在各方面的情况都将发生巨大变化之际，毛泽东更是充分预见和估计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毛泽东指出：从党内看，“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从党外看，“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而“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为预防党内有些同志经受不起新的考验，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即将成为执政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6)“两个务必”重要思想的提出，指明了执政党建设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一个是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一个是如何保持艰苦奋斗，也就是如何克服执政党建设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骄傲和腐败的问题。
　　最后，毛泽东提出要力行民主、监督，破解“历史周期率”。党的七大结束不久，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自己长期以来一直萦环脑际而未能解答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17)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忧思，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毛泽东的回答并非神来之笔，而是对执政规律进行了深入思考的结果。这里讲的民主，就是指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由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从而防止腐败，建立廉洁政治。那么如何实现人民管理国家事务?毛泽东认为：一个是要使“人人起来负责”，另一个是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对于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深以为然，他在《延安归来》中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19)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共产党站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对民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根据地的普选，使人民第一次有了自由选择自己的“公仆”的权利；以“三三制”的政治原则组建民意机构和政权机构，破除了一党一阶级对权力的垄断，使根据地政权具有了相当的民主性；以民主的原则指导政府的建设和施政，发挥人民的监督作用，使根据地各级政府真正成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勤政廉政的政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的这些民主政治建设，造就了一批模范的民主抗日根据地，这既是毛泽东对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初步探索，同时也是毛泽东思考未来执政党建设问题的客观现实依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在局部执政时期的一些有效的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和实践。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对中共即将成为执政党的担忧和嘱托，既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进行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①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3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⑨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⑩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1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15)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7页。
　　(1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17)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205页。
　　(18)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19)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