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凸显了妇女政治参与的真实性、民主性、广泛性
　　陕甘宁边区政府法令是妇女参政议政的保障，使妇女参与政治成为现实。1937年民主选举之前，西北办事处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这是妇女第一次在法律上获得明确的政治权利。在这次选举中，各地参加选举的选民都在80%以上，广大农村妇女也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许多极少出窑洞的小脚婆姨，也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去参加。通过选举，广大妇女选出了自己满意的代表，代表自己行使政治权利。第一届参议会有6名妇女被选为边区参议员，她们在大会上积极发言，依据各地妇女反映的实际情况，提出提案，来保护妇女同志的利益。这次大会上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指出了：“实施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自愿的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和童养媳。”②第一届参议会后，1939年3月4日边区政府发出通令，要各级政府、部队、学校、团体在今后的各级参议会的选举中“应尽可能达到妇女参议员占25%之提议。同时，各机关职员应尽可能吸收妇女参加。以此保证妇女参加的权利”③。为保证第二届参议会召开，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推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中规定：“依据男女平等之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一夫一妻制。”④为筹备第三次选举工作，1945年9月6日，边区政府在《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中指出：坚持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信仰的，不受财产与文化程度限制的，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⑤
　　灵活多样的选举方式是妇女政治参与民主性的直接体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是十分落后的，文盲占到95%以上，广大农村妇女的文盲比率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证妇女参与政治，参加选举，只有采取简单、易接受、能实现的选举方式，才能保证更多的人参加选举。为此，边区政府规定在选举过程中，采取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原则，各阶层的妇女都可以参加选举。最直接的乡级选举，使妇女真正体会参与政治的现实，她们可以不写姓名进行投票，不受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压制，自由选举。过去妇女很少用自己的名字，选举前她们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选民的红榜上，心里非常喜悦，像过节日一样，穿红戴绿来到会场投票，不识字的妇女，采用“投豆子”、“点香烧洞洞”、“划道”或“画圈”等办法投票，都能认真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如佳县李家寨李玉宝的妻子，经过半点钟的考虑，才搓完豆子。⑥在选民文化水平没有达到参加选举的程度时，边区三次民主选举中，都坚持对不识字的选民采取以上投票方式，劳动妇女的政治权利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得以体现，她们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行使着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边区妇女参政议政最民主的体现，也是边区妇女参与政治的一大特色，最简单的方式使她们行使了最神圣的权力。
　　普遍参选体现了妇女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在边区的三次民主选举中，第一次有70%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参选妇女占女性选民总数的15%左右。第二届参议会女参议员较之第一届参议会有较大的增加，如表3所示。⑦
　　据统计，80%的选民参加选举，有许多地方达90%以上，参选妇女占30%以上，清涧、安塞等地参选女选民达50%左右。1946年边区第三次民主选举时，全边区女选民参选人数达76，292人。⑧这些足以证明边区妇女政治参与的广泛性。
　　二、采取政府动员引导的方式
　　陕甘宁边区妇女政治参与，普遍采取政府动员引导的方式。边区妇女文化程度太低，妇女群众没有自觉参与政治的意识，她们在长期封建伦理的压制下，不曾想过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认为妇女就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与社会不相关联。在这种条件下，只有通过一些政策发动妇女参加各种活动，使她们能够从中体会到自身的价值，获得一些实际的利益，她们才能不断的觉醒，意识到参与政治，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国家大事，讨论国家政策是自己应有的权利。根据边区妇女这一实际情况，党中央及边区政府在历次的政治选举及边区参议会中，都对妇女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动员。这种高度动员模式，不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实施的，而是通过发动群众，使其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并以此来保护群众的利益。
　　1937年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是向选民阐明从苏维埃民主向抗日民主的转变，使选民接受抗日民主的选举制，并积极投入到选举运动中来。为此，边区政府首先从边区的妇女组织者开始，把教育妇女群众、改善妇女群众的生活与抗日救国联系起来，向妇女群众讲述抗战的意义以及党目前的政策方针，经过广泛的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了这次民主选举，第一次行使了自己的权利。1938年边区妇联为拥护边区地方民主政治建设，拥护边区第一届议会给各级妇联发出了指示信，向妇女群众宣传民主的意义，指出：“只要不是汉奸、不做违背抗战利益的事，无论男的、女的都有说话、开会、出版、结社的自由”；“16岁以上不管是男的、女的，只要好，都可以被选为乡长，同时亦有权利选别人。只有我们边区妇女，才真正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应该发动农村妇女多提提案，交给议会通过，以解除我们妇女的痛苦，以在抗战中起更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发动妇女保证最优秀的议员，复选到出席议员中，特别是保证更多的女议员当选”；“各县、各区、各乡议员出发到延安开会时，应该发动大批的妇女欢送，以使议员更负责任，觉得他是代表群众，代表妇女利益的”。⑨在边区妇女联合会的改选中，开展了民主的选举方式，在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总结中，指出：“彻底地实行民主这一方面，应当特别做得好，保证乡、区、县等各级妇联都是民选的，而且可以更大地推动妇女参加政府的选举。”⑩
　　1941年边区第二次民主选举中，十分重视发动妇女群众参加选举。1941年4月20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题为《选举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社论，指出要特别注意动员广大青年和妇女参加选举活动，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争取普选的真正成功。(11)随后，《解放日报》又发表题为《动员边区妇女参加选举运动》的社论，号召向广大妇女认识选举的政治意义与妇女切身利益的关系，造成妇女参加选举运动的热潮，要帮助女候选人参加竞选，使那些精明能干，在群众中有威信，热心为大家办事，忠实于妇女切身利益的妇女们当选为参议员，并保证我们党所提出三三制政权在妇女选举方面也能实现。(12)为了加强对选举工作的领导和发动妇女群众参选，边区政府举办了选举训练班，不仅收行政学院、女子大学、陕北公学一部分学生及各县第一科科长进行训练学习，并派女大选举工作团到绥德、清涧、子长、吴堡等地，帮助训练选举干部，发动妇女参加选举运动。(13)一些妇联干部参加了各地的选举委员会，她们从妇联切身利益出发，广泛宣传解释妇女为什么要和男人一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鼓励妇女积极提选候选人，帮助她们酝酿提案，宣传教育工作做得非常深入细致，大大激发了妇女参与政治的热情，广大妇女踊跃参加了选举，参选人数比第一次大大增加。在参议会中，妇女议员的提案也更加全面。
　　抗战胜利后，边区召开第三届参议会前，为了使妇女懂得参加选举的重要性，重视自己的权利，边区政府工作组的女干部挨门挨户地进行宣传动员。如绥德师范学校学生服务部领导部分女生参加绥德市新区和一、二区的选举工作，发动妇女积极参选，帮助她们收集提案，动员妇女大胆说话。许多干部首先动员自己的婆姨、儿媳、女儿参加选举，带动群众。各地还发动男人支持妇女参加选举，并注意解决妇女群众在选举中的困难，为她们提供各种方便的条件。很多妇女不识字，不认识被选人的姓名，就让她们按小名或辈分称呼投票，(14)有些地方还编了《乡选歌》，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宣传队，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选举。
　　三、具有鲜明的战时性
　　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沦陷区的妇女惨遭迫害，受尽欺凌与侮辱，激起边区妇女强烈的民族义愤，她们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走出家门，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中。在边区政府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下，仅半年时间，大部分地区都成立了妇女联合会，规定：“凡13岁以上的女性，经本会一人介绍或经乡代表会批准者，得为本会会员”，(15)把边区大多数妇女都组织起来了。大会以“促进边区各党、各派、各界妇女更进一步团结与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坚决抗战到底，争取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并谋求妇女的解放”(16)为宗旨。在妇女联合会的宣传教育下，边区的妇女一方面鼓励、支持丈夫参战；另一方面，以自己的形式为抗战服务，做军鞋、为八路军送饭、送水、看护伤员。
　　抗战初期，边区妇女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的鼓舞下，省吃俭用，把粮食送给八路军，她们说：“八路军在前方英勇抗战，我们宁肯自己吃稀一些，也不能饿着战士。”在边区的几次生活展览上，普通妇女的各种绣花展品上绣上了“共赴国难”、“天下兴亡”、“东狼西进”等字样，(17)足见边区妇女思想意识的转变，民族意识的增强。1938年8月，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为了响应武汉各界慰问前线抗战将士所发起的写30万封信的号召，在延安发起了写一万封慰问信的运动，一些妇女儿童不会写字，就请别人代写，她们在信中热情地鼓舞自己的亲人勇敢作战，多消灭敌人。(18)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在抗战中觉醒，在抗战中成熟，她们的民主意识也在抗战中得到提升，民主权利也因此得到了保障，她们正以主人翁的身份为整个民族的事业而奋斗。
　　①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②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③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④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⑤参见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⑥参见《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专题选编》(内部资料)，第31页。
　　⑦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页。
　　⑧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⑨1938年9月30日延安《新中华报》。
　　⑩《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第26页。
　　(11)参见1941年4月20日延安《新中华报》。
　　(12)参见1941年6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13)参见陕甘宁三省区妇联编印：《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1987年，第100页。
　　(14)陕甘宁三省区妇联编印：《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1987年，第188页。
　　(15)《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第13页。
　　(16)《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第13页。
　　(17)张秀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意识的变迁》，《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
　　(18)陕甘宁三省区妇联编印：《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1987年，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