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效提高了妇女自身的政治素质
　　通过政治参与，广大妇女的主体意识有所增强，她们的人生观发生了转变。党和政府搭建边区的民主平台给了妇女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使她们的自我认同感有所增强。妇女通过政治参与，可以大声说话，发表自己的见解，敢于同一切封建的习俗作斗争，能够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1942年绥德全分区解除婚约案23起，这23起全系女子提出的，许多妇女不满足自己的婚姻，要求离异，因为她们知道政府的法律会保护她们，因此，她们理直气壮，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子长县阎兴旺之妻嫌夫不务正业要求离婚，对政府说：“我不爱他，他有钱他另娶去，我要离婚，不离婚不回去。”①这些表明了广大妇女已经开始同传统作斗争，她们敢于为自己的命运争斗。
　　广大妇女群众积极融入社会，提出：“我们深知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不能阻止日本法西斯的进攻，中国的妇女便会遭到不可想象的灾难，所以我们响应党保卫祖国的号召。”②许多妇女通过参政议政被选为党和国家干部，她们在工作岗位上，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国家事务奔劳的举动，影响了边区很多妇女群众，使她们看到了妇女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可以成为国家干部，同男子一样为公事忙碌。因此，她们也在不断努力，争取做同这些女干部一样的“公家人”。她们或者争取到公家开办的工厂里当学徒，或者进入女子干部家、保育院当保育员，甚至有的找“公家人”做丈夫，她们逃脱家庭包办婚姻，参加工作，做起了“公家人”，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二、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妇女英才
　　在边区妇女的政治活动中，发掘、锻炼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妇女。边区妇联副主任路志亮，曾三届连选为边区参议员，又是第一届参议会的常驻议员，她当选后一直为边区妇女起着模范带头作用。1943年她组织妇女洗衣队和缝衣队慰劳伤病员。后来，她在陇东分区当妇联主任的时候，妇女们都亲热地把妇联会当做“娘家”。庆阳的妇女们以前不纺纱织布，妇联会便帮助她们向工厂联系领花做线，路志亮还亲自教她们纺纱，帮她们修理纺车。为了把妇女工作搞得更好，在她的领导下，陇东分区各县都创办了妇女训练班，训练出七八十个妇女干部。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路志亮当时是妇女职业学校校长，本来可以随延安人民一起疏散转移，但她看到当时青壮年男子都上了前线，就决定留下来，同群众一道运送伤员，忙了几天几夜，作出了很大成绩，受到了党和群众的表扬。
　　邵清华是边区第一个女县长，被选为边区第二届参议员。1941年，她被边区政府任命为安塞县县长，当时只有24岁，她上任后，工作非常认真，帮助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1942年安塞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商业等工作都搞得很好，公盐代金也发放的很好，受到边区政府建设厅的奖励，③延安《解放日报》曾撰文，表扬“安塞县县长邵清华，彼为二十五岁之女青年县长。该县政府在她的主持下，一切均井井有条，成绩斐然，深受该县民众之欢迎。”④《新华日报》也撰文称赞“年轻的女县长邵清华女士，到任之后，处理了几个案件，在市镇上向群众讲了一两次话，不久就威声大振，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真正的民之父母官了”⑤。
　　安塞县四区五乡的副乡长刘桂英，1938年参加五乡的妇联工作，每年受到奖励。1941年被选为副乡长，后来又被选为抗联会主任。在任期间，她认真工作，为群众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她把本村的八个劳动力组成一个变工队，自己当队长，是安塞县第一个妇女领导的生产队。她还帮助难民，退伍军人解决种子、工具等困难。发展纺织时，她第一个学会纺织，接着就带动了44人学会纺纱，出色的表现使她被选为优秀的群众工作者、模范的乡参议员。⑥
　　妇女工作者通过参与边区的各项政治活动，文化知识得到提高，开展工作的能力得到锻炼，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在民主政治的口号下，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通过民主选举以及妇女同志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锻炼，为边区培养了一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及很高政治觉悟的妇女干部。解放后，这些妇女干部依然担任国家各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为从事妇女工作奠定了人才基础。
　　三、提高了边区妇女的社会地位
　　如果说参选参政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妇女干部，那么参加救国救民的生产运动则涌现了各个领域的模范英雄，她们通过参加社会活动，不仅为国家提供了物质财富，增加了上缴利润，繁荣了边区经济，有力支援了战争，同时也增加了人民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使妇女得到社会、家庭的尊重，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开荒种地女英雄马杏儿，打破陕北妇女很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旧习惯，和父亲一起开荒种地，仅仅一年的辛勤劳动，她和父亲就收获粮食42石，全家生活显著改善：新打了三孔窑洞，每人缝了一套新衣服，缝了四床新被，买了炕席和其他用具。她的事迹成为政府动员生产，解放战争造成内需严重扩大的局面，刺激了更多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热情。1943年3月8日，在延安各界妇女约5，000人的妇女节上，马杏儿佩戴大红花，接受了边区妇联奖给的锦旗，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向马杏儿献上“好女子、好英雄”锦旗一面。⑦马杏儿从一个普通妇女到边区第一个妇女劳动英雄，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边区妇女的荣耀，鼓舞着边区更多的妇女参加到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用自己的双手改善了原本贫穷的家庭生活。
　　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涌现出纺织女英雄刘桂英、黑玉祥、折碧莲。刘桂英仅1943年就纺了58斤线，收入7万多元。她不仅自己参加纺织，还动员村里的农妇积极纺线，她配合当地政府召集纺妇开会，把她们分成三组，自己当主任兼指导员，给大家领花交线、领纺车，给不会纺线的妇女教技术，并和大家一起商量提高纺线质量的办法，在她的努力下，绥德纺妇发展到300多人，共纺线1，700斤。⑧她们纺织小组还积极参加拥军活动，1944年她们慰劳军队，捐袜子100双，代军队制作衬衣100套不要工钱，帮助政府清查户口，动员难民南下等，用实际行动推动边区的建设，支援前线。黑玉祥在10个月内纺线40斤，织布20丈，做鞋10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手发给她“纺织起家”的奖状。她认识到自己纺织不仅是为了家里吃穿生活，也和打日本、解放全中国有关系。折碧莲丈夫参加八路军，抗日上前线，她在家里辛勤劳动，积极参加纺织，1943年，她纺线84斤，织布81丈，还把村里的16个妇女全组织起来，共同参加纺织，互相开展竞赛，努力提高纺线质量，争做模范妇纺小组。她创造打弦的好方法，曾在1944年7月22日《解放日报》上介绍表彰。在边区，这样的女劳动英雄还有很多，她们依靠自己的双手支援了战争，也增加了家庭收入，减轻了政府负担，她们也受到了边区人民的尊敬。
　　①《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专题选编》(内部资料)，第31页。
　　②1938年6月30日延安《新中华报》。
　　③参见陕甘宁三省区妇联编印：《妇女运动大事记述》，1987年，第104页。
　　④1942年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
　　⑤1942年7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⑥参见《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专题选编》(内部资料)，第36页。
　　⑦参见陕甘宁三省区妇联编印：《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1987年，第126—128页。
　　⑧参见陕甘宁三省区妇联编印：《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1987年，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