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的医疗状况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虽建立有根据地，但因经济落后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工作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加之气候寒冷，空气干燥，雨水稀少，旱灾时常发生，人民生活极为困难，营养不良，医疗处在十分困难的状况，具体表现为：
　　其一是疾病普遍。边区广大群众政治上虽已获得解放，生活上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改变不讲卫生的习惯，因此疾病广泛，普遍流行。首先是“梅毒”，保安及三边一带患者占51%以上；其次是“格劳”(即癣疥)：再次则为妇女、儿童病，以及一般的“流水病”(即伤寒病)等，老年人则常生肺病。其他有传染性的病症，在乡间也普遍存在。原因是饮食不卫生，终身不洗澡，旧法接生，人畜混住等造成公共卫生环境严重不良，大大影响了人民健康。直至1940年，成人平均死亡率仍达30%，儿童则达60%。据边区政府民政厅调查：安塞县五区1939年四五月间共新生儿童50名，至1940年7月仅成活10余个，可见死亡率之高。
　　其二是迷信代医。群众有病不去求医，而是求神拜佛，请巫神和法师。中药铺各地亦很少，但庙宇则几乎每个村皆有，拜佛求药，提神弃鬼，打锣叫魂在边区内盛行。原因是群众迷信所致，再是没有医药，造成迷信巫神。据统计，全边区遗留有巫神2，009个，仅延安县一年累计：全县消耗于巫神的费用达2，361万元，其中59个巫神就治死278人。若以每个巫神每年治死5个人计算，则2，000多巫神可致治死1万多人。
　　其三是缺医少药。据统计，1944年边区仅有学历、技术不等的中医1，047人，54个兽医，机关部队的西医也只有200余人。以边区人口计算，1千多人中仅有一个医生，且大多数为中医；党中央进驻延安前，延安几乎没有正规的医疗机构，治病主要依靠中医。“延安城里只有六七家诊所，少数坐堂中医”①。若以西医来算，7千多人中仅有1个。中西医人数合起来还不及巫神多。药品也少得可怜，由于敌人封锁，外边药物进不来，本地自产又少，给开展医疗卫生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正如毛泽东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影响着广大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②。
　　二、边区医疗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如何为边区军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支持抗日战争和边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十分关心广大军民的健康，对医疗工作倾注了心血，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采取了许多措施和手段，推动了边区医疗工作的开展。
　　第一，制定了一系列医疗工作的政策和制度。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一届参议会上通过了《建立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的提案，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医疗卫生和健康水平。11月，边区第二届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指出：要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以发展医疗工作。194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疗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减轻人民痛苦为目标。为此，边区政府专门召开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三年建设规划。与此同时，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医药卫生工作的具体条例，规范了边区的医疗工作和药品管理工作。
　　1939年7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卫生行政补充大纲》、《陕甘宁边区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边区卫生处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卫生处处务规程》、《陕甘宁边区卫生处组织条例》和《边区卫生处办公规程》等。1940年7月12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健全各级卫生组织的指令》，随即陆续建立了边区卫生处，分区、县、乡医疗领导和工作机构。
　　在医药技术方面：1940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修订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和《保健药社修正章程草案》；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医务人员管理规程》、《陕甘宁边区医师管理条例》；1945年5月14口，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公布《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会组织简章》。
　　在防疫方面：1942年5月13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5月29日，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组织条例》、《延安市各防疫分区委员会组织暂行规定》。
　　在兽医方面：1941年，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兽医防治暂行办法》(草案)、《边区牲畜出进口之奖惩及牲畜之保护权法》(草案)。
　　在中医方面：1940年6月，边区政府通过《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1941年9月，边区政府颁布《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1943年重新颁布《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
　　在保健方面：1942年8月，边区政府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保健委员会组织规程》及《保健实施办法》。除此之外，还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关于护送伤兵的规定》、《陕甘宁边区的卫生材料厂暂行章程》、《陕甘宁边区干部修养暂行条例》及《管理饮食物摊担规定》、《管理饮食店铺暂行条例》、《环境清洁扫除规定》。
　　另外，八路军部队医疗工作也制定了相关规定：1937年11月15日，八路军总卫生部颁发了《暂行卫生法规》；1938年9月10日，八路军总卫生部颁布了《救护工作条例》。
　　上述这些都对医疗业务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使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机关指导管理有章可循，使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正规化。
　　第二，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在原红军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上，在军委总卫生部领导下，发展形成了三大系统即中央系统、军委系统、边区系统，并随着医疗卫生业务发展的需要，相继建立了防疫委员会、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群众性民间卫生组织。这些组织机构以三大系统为主力，其他组织为补充。根据中央组织部卫生干部会议通过的《卫生部门暂行工作条例》中卫生组织的原则规定：“军委总卫生部为卫生部门工作最高行政指导机关，凡党、政、军属各级卫生机关之工作，概受其指导和管辖，为适应抗战需要与加强卫生部门工作之需要，分别对党、政、军采取的集中分管制，以加速其效率。”③
　　中央医疗系统由中央卫生处及其下属医疗机构组成，有中央医院、肺病医院、中央直属疗养院，以及党校、女大、陕公、鲁艺、统战部卫生(科)所等单位。
　　军队系统的医疗领导机关主要是军委后勤部下辖的卫生部，职责是主管延安的卫生机关；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下辖的卫生部主要管理前方部队及友军的卫生工作。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下属单位主要有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院部驻甘谷驿天主堂内)、八路军直属门诊部(1942年改为留守兵团卫生部门诊部)、八路军留守兵团野战医院、各分区部队医院。
　　陕甘宁边区的医疗系统是在边区政府民政厅设立卫生处(后改卫生署)，管理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边区各县、市的业务管理隶属于县、市政府公安局。卫生处(署)下属有边区医院、各机关、学校、工厂、分区卫生所、光华制药厂、边区医校(后改为西北医专)、干部休养所，以及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陕甘宁边区卫生合作社、陕甘宁边区保健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陕甘宁边区干部疗养院等。
　　第三，开展医疗卫生宣传教育。首先，利用党报、军刊和宣传册子进行广泛宣传。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创刊后，把卫生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开设了卫生副刊，定期刊登各地区的卫生工作报告、成绩和卫生工作经验；请专家教授编写防腐治病常识，介绍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开展医药学习讨论，报道军民开展的卫生运动情况。中央军委总卫生部还出版了《国防卫生》杂志发行全军。在延安的军委总卫生部中国医科大学及各大医院都印发了各种宣传卫生常识及传染病防治的宣传手册，如《怎样预防流感》、《部队卫生防疫手册》等，发给边区军民，增加了军民保健知识。
　　其次，组织卫生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卫生知识。陕甘宁边区党政军组织卫生宣传队，深入农村，贴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并利用当地农村庙会之机，派卫生宣传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舞等形式，演出“卫生歌”、“亲婆姨”、“好庄稼”、“治糠采(麻疹)”、“怎样养娃娃”等卫生宣传节目。赶庙会人员集中的地方，针对群众的迷信思想，讲解卫生科学常识，破除迷信，打击巫神，树立群众的卫生观念，对提高边区的医疗保健水平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再次，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扩大卫生宣传。卫生宣传单靠医务人员不行，必须发动社会力量。为此边区政府动员区乡干部、积极分子、劳动英雄、劳动队长、小学教员等组织宣传教育群众、教育家长，加强群治群疗的卫生力量。杨家湾小学教员陶端予既是教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卫生员，身体力行，带动该村成为卫生模范村。他们耐心为群众讲清卫生的道理，使群众接受卫生观念，进而开展相互竞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举办卫生展览。1941年5月，军委卫生部组织医药界青联在延安文化俱乐部举办了首次卫生展览。1943年11月留守兵团举办了卫生展览，展出60多种自制药品。④1944年7月，延安市举办卫生展览会，主要内容有宣传医疗成果、妇幼卫生、斗改巫神等，参观人数达10，970人，其中指干员6，667人，百姓4，303人。⑤边区军民通过参观后，增加了卫生常识，对开展卫生运动，预防疾病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总之，通过广泛深入的卫生宣传，再加上三大系统的医疗机构积极为群众治病，受益群众逐年增加，实行免费治疗，惠及了许多群众，挽救了危重患者。特别是新法接生使婴儿的成活率大幅度提高。因此，科学的医疗事实和明显的治疗效果，使群众认识到巫神的危害性，形成了尊重科学，相信医疗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边区医疗工作的基本方针
　　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工作在坚持为全体军民服务的思想指导下，为开展医疗工作又制定了三条基本工作方针。
　　一是面向群众服务的工作方针。为群众服务，实行医疗卫生工作与群众相结合，边区政府卫生处决定：边区医院及其他的所属院所，除治疗边区政府机关、学校、部队的公务员、学生、工人、战士外，第一个任务便是诊治群众的疾病。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通过的《关于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强调：“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治疗，并于必要时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认真为人民服务。”“对热心群众服务的或有新创造的医药工作者或卫生医药组织，应给予充分尊重和表扬，并积极推广他们的经验。”中央机关印刷厂卫生所的医生阮雪华、白浪，热心为群众看病，群众也将她们看成自家亲人，被树立为边区模范医生。国际友人苏联医生阿洛夫提出“一切为病人而工作”，而“不是为个人的前途而工作，而是一切为了病人的利益”。阿洛夫作出显著的成绩，被评为边区模范医务工作者，《解放日报》重点报道他的事迹。
　　1944年6月6日，西北局办公厅召集在延安的医药卫生机构负责人会议，决定推进群众医药卫生工作，一切医务所都要为群众看病，培养医药卫生技术人才，深入广大农村。仅1944年上半年延安各卫生机关治疗群众病人就达20，000多人。⑥各大医院单位也组织医疗队、手术队下乡为群众治病防病。1944年边区卫生处派出八个医疗队下乡为群众看病3，500人。⑦
　　二是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针对边区疫病流行严重，群众中愚昧落后、不卫生习惯势力十分严重，以及边区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实际情况，边区政府积极实施了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大力开展卫生爱国运动，培养了一支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卫生干部队伍，有力地控制了疫病在边区的蔓延，迅速改变了陕甘宁边区落后的卫生状况，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为了使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1940年5月26日，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李富春任主任。该会是延安防疫运动的最高流动机关，负责推进延安市、县境内防疫卫生运动。同时在各大机关单位，及其乡级按其具体情形之需要成立分会，在延安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各单位的卫生防疫工作。
　　1942年3月21日，总卫生部提出了“预防重于治疗”的口号，同年6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统一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1942年9月15日，《解放日报》在《加强干部保健工作》一文中，再一次提出“预防胜于治疗”的口号，进一步强调预防工作的重要性。在边区防委会的领导下，各单位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1943年中央卫生处提出了卫生工作总方向是：“预防第一，减少疾病，增加生产中的劳动力。”并按照这个要求，安排布置了1943年的卫生工作。经过边区军民努力，一年内开展了6次大扫除运动。仅驻延安的部队机关25个单位，修建了厨房27个，餐厅20个，改造水源19个，建立水房29个，修建厕所67个、污水池40个、垃圾坑205个、猪圈80多个。据16个单位统计，用于环境设施的经费达1，386万多元、义务劳动30，546天。⑧
　　由于贯彻了“预防为主”方针和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军民发病率明显下降，据中央门诊部内科1942年与1943年门诊人数比较，病人人数减少41.45%⑨。
　　三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工作方针。在边区最早实践中西医结合的是光华药厂与医大卫生部1941年6月合组的中西医研究室，以科学的态度共同研究医药制造。随后，毛泽东加以总结提倡，李鼎铭先生予以推广，使中西医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被普遍推广。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总会、保健药社、国医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广泛开展中西医合作的研究工作。各级医疗机构实行中西医共同接诊制度。名医鲁之俊、朱琏等向老中医任作田学习，掌握针灸医术，被誉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模范，受到边府的表彰鼓励。中医李鼎铭、毕光斗、裴慈云等主动学习西医知识，弥补不足，团结西医一道工作。在延安举办的卫生展览会期间，中西医共同接诊治病，做到了破除成见，交换技术，相互商量，公开秘方，提高治疗效果，促进了中西医团结合作工作。⑩
　　四、注重培养医疗工作人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医疗技术人员主要由红军时期的医疗干部、来延安的医疗人员、国内外爱好和平的友好人士、解放的国民党军医、边区自己培养的技术人才组成。在所有医疗技术人员中，边区自己培养的人员最多，占主体部分。其中八路军卫生学校和延安中国医大培养的医务工作者达千人。此外，也大胆引进了一批高级医疗工作人员。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11)规定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予充分的负责工作，如著名肺科专家何穆博士就曾任中央医副院长。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导下，各级组织对医疗技术人员的作用十分重视，工作上大胆使用和尽力支持，由此吸引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强、业务精的医疗技术人员。尤其是许多国内外友好人士，为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参加医疗工作。主要有白求恩率领的美加援华医疗队，爱德华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任桐年率领的公谊救护队，美国医生马海德，德国医生米勒，朝鲜医生方禹镛，苏联医生阿洛夫，中国红十字医疗队。他们以其先进的技术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为边区医疗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药品与医疗设备的研发和供应
　　抗战时期，边区药品设备供应很困难，为了保障边区军民的基本健康，在总卫生部的领导下，广大医药卫生工作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各种困难，根据总卫生部和中央财政经济部规定，按照需要和实际情况，统筹办理、想方设法，较好地完成了药品供应任务，基本满足了边区各医疗机构的治疗用药。药品和设备的供应来源主要有以下渠道。
　　一是自采草药加工制造。边区有着丰富的药材资源，例如，甘草、柴胡、大黄、党参、苍术、黄芩、秦艽和知母等在西安乃至全国的药材市场上都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1941年5月26日，边区政府会议决定，为解决西药缺乏和困难，应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使其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以适应边区实际环境的需要。边区政府还就药材产地、药用部分和采挖季节，在报纸上宣传，使边区军民较好地掌握以利药用的采药方法和时间。
　　二是自办药厂生产成药。为解决药品供应的困难问题，在动员各医疗单位自采自制的同时，边区又建立了新的制药厂，并初具规模，主要有八路军药厂、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光华制药厂、晋绥军区制药厂、中央医院直属制药厂。
　　三是向外采购。抗战初期，军委总卫生部经常到国统区采购药材，还通过八路军驻重庆、武汉等办事处购买一部分药材，设法转运至延安。1939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封锁延安，运输发生很大的困难，军委卫生部和军区卫生部实行统一采购，各部队机关也经常根据需要进行采购。如晋绥军区(一二〇师)的第一、二、八旅在一年中各自购买了14，000—60，000元边币的药材，保障了部队的需要。
　　另外，国际医疗队也给边区带来了不少药品和器械。白求恩和爱德华率国家医疗队来延安带来了部分手术器械和药品，还有一台显微镜和当时很稀缺的一台50毫安的X光机。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解决了陕甘宁边区急需的药品和设备，推动了医疗救治工作的展开。
　　六、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医疗经费主要来源于国民政府的拨款。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拨经费，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从当时的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灵活多样的方法与措施，主要体现在经费保障和实物供给等方面，并实行生产自救和精兵简政及治疗收费等方法，从而保证了边区医疗工作的正常运转。
　　陕甘宁边区实行供给制，医疗机构作为政府机关也享受供给制政策。医疗机构的运转主要依靠供给制来保障。在为群众治病中也收取部分成本费用，从两个方面入手，克服了经济上的严重困难。
　　经费供给制。根据财政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原则。边区政府决定在1942年对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衣食所需以及办公用品一部分发给经费，一部分改以实物供给，其中不足的部分由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自给。对医疗机构也实行统筹统支的政策，规定了经费与食物供给的标准，不足部分如蔬菜、肉食等均由各单位开展生产自给来完成，以增加经费来源。
　　为了完成生产自给任务，各单位均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以医院领导和各科长为委员。领导全院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之中。各单位大搞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完成自给任务。在开展生产自给的同时，各单位响应中央和边府“精兵简政”的号召，认真开展精兵简政活动的六成精简任务。各医疗单位主要精简勤杂人员，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和减少民力。仅边区医队就减勤杂人员二三十名。
　　治疗收费。边区原来所有医疗机构为群众看病统一不收费，公务人员(包括军人)实行供给制，看病也由政府承担。到1940年由于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增加。2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卫生部通令边区各医队、学校、卫生材料厂、各部队机关医队卫生所，为群众诊疗疾病决定收取药费。1942年3月25日，边区政府发布通令重新规定缴费手续、标准以及免费的对象。
　　在边区当时财政经费困难的情况下，特别是1942年至1943年，边区政府为保障医疗经费，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保证病员的修养治疗，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提高了医务人员和病员的生活待遇，为保证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医疗服务保障。陕甘宁边区医疗服务的内容主要是传染病的防治，常见病和地方病的防治，伤员的救治和为群众治病。
　　传染病的防治。地区多发传染病，而且发病率很高，仅传染病就有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天花、猩红热、白喉、鼠疫、赤痢、霍乱。1942年5月13日，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将传染病划为两类：第一类是鼠疫、霍乱、天花。此类传染病诊断后，于24小时内要用电报电话报告该病；第二类是伤寒及副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猩红热。这类传染病应按周报告。如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防疫委员会确诊后，就必须即时限期断绝发病区的交通，将病人隔离，送进有条件治疗的医院治疗。三种烈性传染病，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经过积极防治，基本上得到控制，虽有局部发生，亦能及时治疗扑灭。1941年至1942年年初，府谷县刘家坪、麻地沟两村发生了10多例鼠疫感染者，1942年未见发生此疫。霍乱、天花虽个别地区偶尔发生，但未见普遍流行。
　　陕甘宁边区常见的传染病，有斑疹伤寒、回归热、痢疾、伤寒等。据统计，1941年、1942年陕甘宁边区传染病没有大范围流行，而为零散发生。就某些地区来讲还相当严重，1941年一月至三、四月，边区发生传染病，甘泉、富县、志丹三县最为严重。甘泉一、二、三区即染病876人，死亡186人，其中小孩占2/3。(12)对此，中央卫生处接连发出《关于猩红热预防通知》和《速防伤寒传染通知》，并派医疗防疫队赶赴防治，以杜绝疫情扩散，使包括伤寒在内的传染病虽有发生，但相对在减少。这些事实说明，边区防疫工作的开展是大有成效的。
　　常见病和地方病的防治。边区常见病和地方病，主要有流行性感冒，疟疾(俗称打摆子)、柳拐子病、花柳病、吐黄水、大脖子病等。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也相当高，仅延安市平均每年有528人。(13)1945年关中马栏区因染病死亡的男女50天就有60余人，占总人口的1.5%。特别是农村流行吐黄水、轻感冒和麻疹等。(14)据1945年5月关中分区一科统计，自1月以来全分区约有1，500人在春瘟流行中死亡。新正县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已有500余人死亡，约占人口总数的3%，(15)这对于已基本达到丰衣足食的边区人民来讲，亟待解决的是“人旺财旺”。为达到“人旺财旺”的目标，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广泛深入地进行常见病和地方病的防治，一方面派医疗队下乡治疗，另一方面教育群众自己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同时发挥中西医的力量，实行中西医结合，提倡公开秘方，扩大疗效，李鼎铭提供了救治麻疹验方，老中医杨在泉提供了加味藿香正气散用以防治疗吐黄水的验方。这些措施都对常见病和地方病的防治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边区的医疗工作。
　　伤员的救治。抗战时期边区的医疗工作，首先是为抗战服务，伤员的救治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对伤员的救治，主要通过火线抢救、伤员的转运、医院治疗等多种方式完成。
　　为群众治病。边区医疗工作在为军人公务员治病的同时，坚持为群众服务的原则，坚持为群众治病防病。边府卫生处规定：边区所属各医院及其他医院，必须以便利群众看病为原则。必须动员一切中西医和一切药铺为群众服务。因此在边区形成了一个以延安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医疗网络。据统计，和平医院1944年上半年为群众治病1，096人，中央医院5个月来群众占住院病人的15%，1944年边区卫生处派出八个医疗队到延县、子长、甘泉等地为群众看病3，500人，门诊病人5万人次，收住院病人2，000多人。(16)
　　①欧阳竞：《回忆陕甘宁边区的卫生工作》(上)，《医院管理》1984年第1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1012页。
　　③兰州军区后勤部编：《革命战争时期西北部队卫生工作史》(内部印行)，1993年，第24页。
　　④参见1943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
　　⑤参见1944年8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⑥参见1944年11月23延安《解放日报》。
　　⑦参见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⑧参见1944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⑨参见兰州军区后勤部编：《革命战争时期西北部队卫生工作史》(内部印行)，1993年，第111—113页。
　　⑩参见1944年11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11)参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
　　(12)参见1941年8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
　　(13)参见1944年7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
　　(14)参见1945年3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
　　(15)参见1945年5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
　　(16)参见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