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民众提供公益性医疗保障
　　陕甘宁边区医疗工作的公益性，是指发展公益医疗事业，为边区军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特征明显，具体表现在为边区军民服务，没有赢利的性质和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特征，而且免费为军人、公务员和群众防病治病。
　　第一，加强医疗卫生建设，为边区军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抗战前边区的医疗服务机构几乎没有。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在边区设立了四所后方医院，分住永坪、下寺湾、清涧、吴旗，后来又在陇东庆阳设立了后方医院。除后方医院之外，另辖十几个卫生所，约400名工作人员，可收容1，500名伤病员。①随着抗战前线战场需要，医护人员陆续派往前线，已有医疗机构不能满足边区卫生工作需要。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建立新的医疗机构，先后组建了以下三个系统医疗机构：一是中共中央系统，属中央卫生处领导，有延安中央医院(1939年11月创建)、中央门诊部、学生疗养院等。二是中央军委系统，属军委卫生部领导，有原第一后方医院改编的第二兵站医院、第三后方医院、八路军军医院(1939年12月1日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门诊部、八路军制药厂、抗大卫生处及一、二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延安药科学校、八路军留守兵团卫生处及野战医院等；并于1936年创办了《国防卫生》期刊。三是边区系统，属边区政府卫生处(后改为卫生署)领导，有边区医院、边区门诊部、结核病疗养院、边区医专、干部休养所、卫生材料厂、荣军疗养院以及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这些机构的设立，为边区军民的健康提供了保障基础。另外，为做好牲畜的治疗和防疫，又成立了八路军兽医医院。
　　第二，实行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保证医疗卫生公益性的实现。边区当时医疗卫生机构分中直、军直和边区三个系统。凡住在延安的卫生机构，不受中央和军委的限制，在防疫上统一由边区政府管理，由边区政府民政厅和卫生处具体执行，各县、市卫生行政管理由公安局管理，民政厅指导。三大系统和基层医药组织相互配合，在整个边区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健全、灵活的医疗卫生网。各医疗服务单位，除积极收治前来就诊的军民外，还经常组织医疗队下乡巡回看病，为百姓防病治病。仅1944年，边区政府卫生处派出八个医疗队到延安县、子长、甘泉、富县等地为群众看病3，500人，门诊、初复诊病人5万余人次。
　　据统计，到1944年10月，全区有医院11所、卫生所75个、保健所7个、西医270人；群众中有中医1074人、西医6人、兽医24人；药铺930家；保健药社26个，接生员61人。另外，各地举办助产员训练班，培训410人②，这些机构和人员基本满足了边区军民的基本就医需求。
　　第三，良好社会反响，广泛的赞誉支持是对公益性的公正评价。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在边区军民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得到了边区内外的广泛赞誉。党中央对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1942年11月边区医疗中心——中央医院建院三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大有成绩。③1944年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撰文，表扬了68个先进医务工作者和3个卫生模范村。医疗机构免费治疗，送医下乡，送药上门，也赢得了群众的好评，称赞“除过边区，那里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医生”④。1944年5月25日边区卫生合作社开幕，公开表扬了清凉山卫生所模范医生阮雪花和白浪，延属分区副专员兼延安市长马豫章亲手授予阮雪花“面向群众”、白浪“治病救人”锦旗。
　　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也赢得了国内外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赞同和支持。国统区主要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从国内外捐助大量款项和医疗设备。中国红十字会公派7个救护队来边区支援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国际上主要有加美援华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和公谊救护队(中、英、日、美、加、新西兰等国基督教友组成)。直接参加的外国专家有马海德(美)、米勒(德)、付莱(奥)、山田(日)、阿洛夫(苏)等。他们以热血和努力支持了边区的社会医疗事业。
　　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工作
　　陕甘宁边区从实际出发，广泛动员全社会各阶层力量，还采取了民办公助的方式，积极建设、推动、享有这一社会公益事业的有效成果。
　　第一，广泛动员。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军委卫生部就号召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打扫街道、打防疫针、帮助群众解除疾病痛苦。边区政府成立后，领导群众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1939年4月7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把卫生运动广泛开展起来》的社论，号召军民把“卫生运动广泛地推动起来。这是不可缺少的伟大的抗战工作的一部分”。从此，经常按季节性或遇重大节日都要打扫卫生。1940年5月26日，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在中央礼堂举行了防疫动员大会，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部署开展防疫工作。1944年6月30日，在中央礼堂举行了三千群众参加的卫生动员大会，广泛动员党、政、军和群众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第二，广泛参与。边区军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认真开展卫生运动，打扫，清理环境，改变不卫生的生活习惯。边区卫生处组织秧歌队，戏剧团，以“卫生歌”、“勤婆姨”、“怎样养娃娃”等喜闻乐见的题材和形式，开展卫生常识宣传，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崔岳瑞运动”，唤起群众反巫神、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广泛的群众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卫生面貌的改观。至1944年上半年，延安市共挖厕所783个(平均4户挖一个)，挖垃圾坑76个，添修猪圈100多个、牲口棚130多个、水井19个，食品商店、食品摊也都做到有纱窗防蝇设备。⑤
　　边区政府还动员群众积极参与保健药社和医疗合作社。保健药社和医疗合作社是一种小型、民办公助的医疗保健机构，由个人和团体入股集资，加上政府的投资与贷款，工作人员施行供给制，家属吃优待粮，群众免费治疗，既减轻了政府负担，又有利于人民群众。合作卫生社从1944年6月开业至1945年8月，已有社员3，500人，股金约15.9万元。在治疗方面，从开业到7月底，西医门诊1，813人次，中医门诊1798人，中西医出诊195人，兽医治疗骡、马、牛96头。⑥
　　第三，广泛享有。边区除设立医院、诊所为群众看病外，还面向基层设立保健药社、大众医疗合作社。治疗门诊不受时间限制，随叫随到，看病免费，药价低廉，深受群众欢迎。党和政府重视疫情防治，发现疫情立即上报，无代价扑灭，杜绝传染病的流行。1941年，延安北区发生猩红热。边区卫生处即派医疗队下乡防治。两个月共打防疫针43人、种痘325名、治疗1199人，制止了疫情扩散。据1944年11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至6月为群众出诊看病1，096人次，全部免费，有的还免收饭费。1943年，为老百姓节省医药费1，832，000元。1944年6月至1945年7月，免费治疗群众380人，值边币10，138，500元。保健药社将公益金1，015，480元投资于公益医疗事业。
　　三、实行战时性医疗工作政策
　　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工作也按照战时斗争的要求，制定了适合战时性要求的政策。
　　第一，管理体制突出战时性。抗战时期，边区医疗机构实行军事化管理，具体运作方式为：军委总卫生部为最高领导机关，并负责有关医疗卫生工作制度。1937年5月中央组织部卫生干部会议通过的《卫生部门暂行工作条例》规定：军委总卫生部为卫生部门最高行政指导机关。八路军卫生部于1937年11月颁发了《暂行卫生法》，内容包括医院管理条例，医院规则，病室规定，医务工作条例，卫生人员条例等，颁行全军和边区执行，是医疗工作的重要法规。陕甘宁边区的三大医疗系统的医疗卫生工作领导机关，均在总卫生部的指导下工作。
　　大医疗机关也纳入军事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边区主要的医疗机构有和平医院总院、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总院第二部(陕甘宁边区医院)、和平医院总院第三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第一兵站医院、第二兵站医院、八路军留守兵团野战医院、各军分区(旅)医院和晋绥军区医院。中央医院、边区医院虽是边府领导，但同部队医院一样，设政治协理员(政委)，主要领导亦由老红军担任，穿军装、实行供给制。承担的医疗任务首先是为送到后方各部队伤病员服务。
　　第二，服务思想强调战时性。各医院为提高服务思想和医疗质量，积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医务人员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帮助伤病员开展各种文娱活动；提高工作人员的友爱和责任心，克服对伤病员漠不关心的态度；克服医务人员的雇佣思想和官僚主义错误，提高工作热情，努力使为民族解放而流血的将士，早日治愈重返战场。加拿大援华医生白求恩在抗日前线牺牲后，各大医院以他的名字命名，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各分部、分院，医务工作者以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为宗旨，精益求精，钻研业务，为伤病员服务。
　　为了全心全意支持抗战，为伤病员服务，各医院均制定了服务公约，有的还谱写了院歌。如和平医院总院制定了十项公约：1．体贴伤病员同志痛苦，重视伤病员同志生命；2．想尽一切办法，忠诚地为伤病同志服务；3．到伤病同志那里去，不要等他们来叫；4.工作要大胆、敏捷、沉着，亦要仁慈、温和、细心；5.面向工作，不怕做得多，只怕做得少；6.团结互助，虚心学习，绝不自满；7．接受同志批评，勇敢改正错误；8．忠于职务，不见异思迁，不好高骛远；9．服从命令，严守纪律；10.舍己救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⑦和平医院总院的院歌是：“战士们拿着宝贵的生命，抵抗日本强盗的猖狂。我们拿优良的科学技术，保障战士的健康。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们忠实热情地医治战士的创伤。研究新方法、培植新力量，使科学的种子生长再发芽，环境越艰苦难当，我们要越加努力。学习白求恩的榜样，消灭人类的痛苦，做和平战士的保障”。⑧
　　在对医务人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各医院也对伤员进行教育，鼓舞斗志，配合治疗，共同战胜伤病，为此各医院采取了多种方法。主要是：对伤员进行慰问，组织文娱活动，读报纸，讲时事传达胜利消息，鼓舞斗志，增强战胜伤病的信心；对入院伤病员举行欢迎会，出院举行欢送会，发动部队、群众、团体进行慰问伤员等，以此激励其重返前线杀敌战斗，再立新功。
　　第三，伤兵的救护体现战时性。为了做好伤兵的救护工作，八路军总卫生部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在延安两次颁发了《救护工作条例》，此后又相继补充了相关规定。《救护工作条例》对伤员的火线抢救、手术实行、收容、入院治疗，都做了详细规定。为加强伤病员的转运工作，使之规范化、有序化和效率化，总卫生部又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两次颁发了《转运工作条例》，1939年又进行补充，对转伤员的编队、供给、途中的治疗和转运等都做了具体规定；边区政府从拥军优属支援前线的高度出发，也做了相关规定，于1941年4月5日颁布通字13号文件，即《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规定护送伤兵颁发的通令》，通令规定转送伤兵的具体办法，使护送伤兵工作有法可依。
　　在这些规定指导下，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做前线伤员的援救运送和治疗，多次成功地将大批伤病员安全转送到了后方医院，如1937年平型关战役后，历尽艰险将1，200余名重伤员全部送到边区各医院；1938年12月至1940年1月，八路军一二〇师开赴河北作战，其伤病员多次千里送到边区。⑨
　　广大医务工作者为了前线负伤将士的早日康复，不辞劳苦，不计得失，不仅冒着枪林弹雨进行火线抢救，不顾艰险转送，而且对入院伤病员夜以继日进行治疗，为伤病员检查、换药、喂水、喂饭，照顾伤病员，遇到重伤员需要输血时，争先恐后，主动献血，不少医护人员甚至为了保护、抢救伤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①参见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②参见雷云峰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③参见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5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④赵炎：《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⑤参见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44年版，第140页。
　　⑥参见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44年版，第83页。
　　⑦参见兰州军区后勤部编：《革命战争时期西北部队卫生工作史》(内部印行)，1993年，第98页。
　　⑧兰州军区后勤部编：《革命战争时期西北部队卫生工作史》(内部印行)，1993年，第98页。
　　⑨参见兰州军区后勤部：《革命战争肘期西北部队卫生工作史》(内部印行)，1993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