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我国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西迁，使沿海、沿江地区的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大多云集于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昆明、桂林等地。一般地说，他们是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或与之有某种渊源。如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陈梦家等皆为著名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中上阶层，多抱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在思想情感方面与劳苦大众有着一定的距离；在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社会的探索中，常常局限在“主义”与理论的论证上，未能认识到民众的力量，未能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国统区文化人大多缺乏凝聚力，只有部分文人参加甚为松散的组织或民主党派。而以范文澜、艾思奇、丁玲、周扬、胡乔木等为代表的延安文化人，大都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有着强烈的革命激情。与国统区的文化人相比，延安文化人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在实际斗争中实现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全国各地大批的文化人奔赴延安，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从事战时文艺运动，促进了边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丰富了广大军民的文化生活。但是，延安文化人中也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如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主张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脱离实际；尤其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这种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对文艺与马列主义的关系，文艺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的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都层出不穷。毛泽东曾批评说：“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恩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①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对文化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中共中央于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中，还开展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恩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②是广大文化人从事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在此之下，毛泽东要求文化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时说：“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③据参加过整风运动的陈荒煤回忆，关于“作家为什么要改造世界观”，因为“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的论述，使他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经过整风，深挖思想，我也真诚地意识到，我这个‘左翼作家’还不能是无产阶级的，只能称之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整风运动使他“在思想上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④。通过整风不仅使许多延安文化人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而且通过整风运动，使文化人的思想统一到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增强了文化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为延安及其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活力。
　　二、在与工农民众结合中实现了立场的转变
　　延安文化人阶级属性的转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经过艰苦的革命实践而得以实现的。由于许多文化人刚刚从城市来到农村，从国统区来到抗日根据地，因此在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等方面，与陕甘宁边区广大抗日军民还有一定差距。因此，积极教育、引导延安文化人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就显得非常迫切。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文化人与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之间，在其革命目标方面的距离缩短了，这是延安文化人的阶级立场得以转变的一个历史条件。但是，由于文化人固有的缺陷，有不少文化人世界观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觉不自觉地时有暴露，并产生一些错误论调，一些人[当时形成了以丁玲为首，集合了艾青、萧军、陈企霞等人，以“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大本营的“暴露黑暗派”]主张要“艺术指导政治”，“艺术至上”，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暴露黑暗”，提出“还是杂文的时代，还要鲁迅的笔法”，⑤有的甚至还提出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力等。1942年三、四月间，王实味连续写出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也切身感受到这些问题对边区文艺运动发展的阻碍和对整个抗战和革命事业的消极影响。中共中央先后组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20多所学校，中共中央还选派凯丰、成仿吾、艾思奇、何干之、吴亮平、何思敬等优秀的教育家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校任教，使延安的文化人和大批的青年学员得到了较为系统的学习和教育。
　　为了端正方向，纯洁队伍，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为了促使知识分子阶级立场转变，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应当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对文化人阶级属性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学昭曾回忆说：“当座谈会之后，我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写作，认为以前写的东西纯粹是发泄个人情感，即使写了一点对旧社会的不满，那也是出于个人观点、个人立场的，与革命和工农兵简直是没有什么联系的。”⑥特别是在大生产运动中，许多的延安文化人“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⑦，走进农村，下乡劳动，实现了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他们用生产劳动来改变自己，“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⑧，促进了自身思想品性的改造，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性，逐步转变阶级属性，实现了由小资产阶级文化人到无产阶级文化人的转变。其中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为例，从1937年9月至1939年6月，“陕公”共培养学员6，000余人，其中约有3，000人被发展入党。“抗大”第二期共吸收来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609人，毕业时有427人加入了党组织。⑨
　　三、在发展方向上走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
　　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延安的特殊环境的磨砺下，延安文化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和立场的转变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但他们中也还存在许多缺点，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偏向。虽然也多次派遣艺术工作团到前线、到农村巡回演出，但有的没有能够亲身深入体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生活，因而直接创作反映这方面斗争的作品不够多，所以在抗日烽火正炽的情况下，一些文艺工作者，看不起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为群众所欢迎的短小精悍的节目，认为是“小玩意”、“豆芽菜”而不屑一顾。
　　延安文化人实现与工农的结合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中共的积极引导则加快了这一结合的进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发出后，1943年11月21日，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各剧团负责人开会，动员和组织剧团下乡。宣传部长李卓然说：自去年5月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界做了很大的努力。今后的任务是到实际工作中和群众中去学习，真实贯彻毛泽东指出的方向。要求鲁迅艺术文学院秧歌队到绥德分区；边区文协的民众剧团到关中分区；西北文工团到陇东分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的青年艺术剧院和部队艺术学校剧团到三边分区。延安文艺界面向工农兵的实践行动，揭示出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导下，延安的不少文化工作者纷纷要求深入实际，决心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诗人艾青、肖三，剧作家塞克赴南泥湾部队，作家陈荒煤去延安县工作，小说家刘白羽及女作家陈学昭去部队和农村，高原、柳青等去陇东等地，丁玲下到基层。“文抗”许多刚从前方回来的同志，本想停留一段时间从事创作，但参加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后，有些同志感到以往去前方，仍是处在“做客”的情况中，没有真正与群众为伍，接着又下乡了。陈学昭深有感受地说：“文艺从属于政治，应当由政治来领导，我在国外住得太久了，我很希望和祖国广大人民在一起生活。作家们投身到群众的大海，向群众学习，这是划时代的大事。”⑩
　　四、在队伍建设上形成了新型文化人“团队”
　　与国统区文化人抱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缺乏有组织的凝聚力，只有部分文人参加甚为松散的组织或民主党派不同，延安文化人则在中共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磨砺而习惯于“紧张、严肃、刻苦、虚心”(毛泽东为“鲁艺”题写的校训)的集体化“战斗生活”。他们不但有共同的精神信仰，而且有组织化的物质生活。在战时状态下，一切积极因素均被调动起来，实现了各界文化人的大团结，形成了文化人团队，极具战斗力。
　　延安时期文化人群体不仅队伍庞大、成分广泛，而且结构完善。从地域上，有的来自中央苏区及其他根据地，有的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还有的是陕北本地的文化人；从民族上，有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等十多个民族；在职业分布领域上，有文学家、理论家、史学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科技工作者等；在年龄层次上，既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也有学有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年逾花甲的学界名流。延安文化人的文化素质是优良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来延安之前，就已是我国某个领域或某个学科的专家和名流，其中会聚于延安的文学艺术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知名文化人不胜枚举，如周扬、高士其、徐懋庸、柳青、萧军、欧阳山、吴伯箫、艾青、何其芳、丁玲、萧三、贺敬之、冼星海、成仿吾、吕骥、贺绿汀、戈壁舟、艾思奇、范文澜、马健翎、陆定一、何干之、吴亮平、田家英，等等。
　　延安文化人的大团结是空前的，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有许多延安文化人回忆在延安的生活时，总是一往情深，称延安是温暖的大家庭，“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在延安，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彼此都很坦诚，谁也用不着戒备谁，你完全可以把心胸全部敞开”(11)。从延安岁月中走过来的“老延安”，之所以铭记和怀念延安时期的生活，正是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②《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④陈荒煤：《冬去春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40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2页。
　　⑥陈学昭：《关于写作思想的转变》，1949年7月6日《人民日报》。
　　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⑨参见夏宏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重视知识分子的理论与实践》，《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⑩1943年3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
　　(11)1986年6月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