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之所以能够成为指导民族抗战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共吸收文化人的政策，这使全国各地的文化人来到边区工作，他们对延安时期的文化教育、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培养了一大批文化建设的干部和骨干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深入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都感到干部的严重不足。抗战爆发后，大批的文化人和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这些干部的素质较高，但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加之中共干部绝大多数出身于工农，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尤其是基层干部，文盲占了绝大多数。由于文化水平低，影响理论学习，严重地束缚了工作能力的提高，很难适应抗日民族民主革命和边区建设的要求。为此，1939年11月召开的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强调：“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程度，是巩固、加强党，巩固边区、提高边区、争取全国抗战胜利的最重要保证。”①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加快培养干部队伍的战略决策。“边区的全部教育工作，以干部教育为第一位，干部教育又以在职干部的教育为第一位”②。为了推进抗战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正确地领导抗战伟大事业不断前进，需要大批的抗战领导干部。为此，培养干部问题，已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一环，也是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中的最重要内容。从事教育事业的主要有吴玉章、徐特立、周扬、江隆基、成仿吾、周文、沙可夫、李伯钊等人，他们按照毛泽东关于“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③的指示，在延安主持创办了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等20多所干部学校。在这些从事文化教育的文化人的努力下，边区各级领导干部，经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技术的学习和培养，提高了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增强了工作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我党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的抗日人才。正如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称赞的：“这些学校……培养了成千成万分散在全国各抗日战线的干部”。④
　　二、开创了边区先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所作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人口百分之一……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⑤中共意识到，“要创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满是文盲的国度里是建立不起来的”。⑥因此，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素质，调动广大农民参与抗战建国的积极性，便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边区农村大量文盲的存在，是文化建设的直接障碍，因此，进行普遍的识字扫盲就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的基础性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着力抓了社会教育这一重要环节。
　　针对边区文化落后的状况，中共中央作出了“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指示，并提出5到10年彻底消灭文盲的教育目标。为贯彻这一精神，边区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运动。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在青年、成年中扫除文盲，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其主要形式为：冬学、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班、识字组、民教馆等，学习内容以识字和军事训练、学习生产知识与卫生知识为主。与此同时，边区的教育工作者也纷纷走出机关，到农村去、到部队去、到前方去，开始积极恢复和发展普通教育事业。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进行得很广泛，发展也很迅速。其中，边区的冬学从1937年冬开始创办时，仅有382所，参加人数10，337人，到1940年冬学发展为965所，参加人数增至21，689人。⑦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从根本上改变了边区文化落后的面貌，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及边区各项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把文艺看做“一种很有力量的宣传训练组织的手段”。⑧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农村文艺的发展和繁荣。这一时期边区农村文化的繁荣，主要借助于专业艺术团体的文化下乡和发动农民自办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两种途径而展开。
　　在延安的文化建设中，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组织了各种文艺团体，早在1937年8月，由著名作家丁玲、吴奚如及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人，在延安发起组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就组织一批文艺工作者渡过黄河，到前线去进行巡回演出，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同年11月，由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发起成立的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了抗战文艺工作团、民众剧团等，在民众中教唱抗战歌曲，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刘白羽、周而复等作家也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宣传活动。冼星海、光未然等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等气壮山河的歌曲，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界整风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中共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化下乡运动，其中有不少文化工作者奔赴前线，有的深入工厂、农村，实践了文化大众化和文化下乡的口号，对于农村文化的繁荣和农民的文化启蒙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边区的许多村镇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街头文艺成为了很活跃的文艺形式。1943年春节开始出现了“新秧歌”运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参加的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布陕甘宁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山村。新秧歌剧中，以陕北民间秧歌为基础而创作的《兄妹开荒》是最为群众喜爱的作品之一，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⑨。春节期间是新秧歌剧的演出高潮期，“延安春节秧歌把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了”⑩。在新秧歌剧的基础上，文艺工作者又创作了一些大型的歌剧，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贺敬之、丁毅、马可编写的歌剧《白毛女》、马健翎编写的秦腔剧《血泪仇》等。其中《白毛女》成为当时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1945年5月，它被确定为中共七大全体代表演出的剧目。从事美术工作的艺术工作者，也自觉地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和生活的作品。代表性的作品有古元的《减租会》、《区政府亦公室》，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罗工柳的《学文化》，夏风的《从敌人运来的战利品》等。这些作品适应了伟大的抗日民旅解放战争的需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三、发展了边区的科学技术事业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在原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由李富春、徐特立先后兼任院长，陈康白(有机化学工科博士)担任副院长。多年以来，边区人民的食盐多来自三边盐池，但不能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陈康白采用筑田引水晒盐法，使食盐产量大增，解决了边区人民食盐短缺的问题。
　　在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边区的兵工企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38年，原红军兵工厂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由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副局长李强兼任厂长。工程师沈鸿等人担负军用和民用工业的机器制造任务，自行设计制造出小型车床、铣床、刨床、钻床、砂轮机等，奠定了机器制造业的基础。为边区新建和扩建印刷厂、造纸厂、制药厂、纺织厂、皮革厂、煤油厂、化学厂等提供通用和专用的设备三四百部。为发展边区兵工生产和工、农业生产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克服技术落后、经济困难等重重障碍，修理和制造了大批机械，生产了大量弹药。如自行制造设备，建成了水平较高的炮弹制造厂，造出了炮弹；用土铁制造出月产量为120门的60毫米口径的掷弹筒，比日本50毫米口径掷弹筒的射程还远200米，把作战性能差的麻尾手榴弹改制为木柄手榴弹，子弹生产月产量也达13.5万发，还担负大量火炮机械的修理任务。(11)
　　边区第一个玻璃厂，开始时用白土代替氧化铝，用土碱代替工业碱，工程师钱志道等人攻克了高温均匀锅炉和连续煅烧、半自动控温的技术难关，从而成功试制出玻璃。进而创建了年产针管14万支、痘苗管4万多支等医用针药玻璃器具和化学玻璃器皿的边区玻璃厂。
　　为了解决纸张供应的困难状况，边区政府于1942年筹办了振华造纸厂，开始用麻绳头、破布等作为造纸的原料。由于原料供应不足，产量小，仍解决不了边区纸张的困难。化学家华寿俊经过调查研究，发现长满山沟的马兰草是很好的造纸原料，遂运用化学方法反复试验处理，成功实现了用马兰草造纸，从而保证了边区书报、办公用纸的需要。后来的《解放日报》和毛泽东的不少著作，都是用马兰纸印刷的。马兰草造纸成功，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表扬，华寿俊等人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
　　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正确的科技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经过边区人民特别是广大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边区科研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科技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从1938年至1944年，创办的玻璃、造纸、化工、印染、纺织、制毯、皮革、制药等工厂就有近百个，从而推动了边区工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也使科技很好地服务抗战需要、服务经济建设。
　　四、对新中国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吸引和培育了一大批文艺、教育、新闻宣传，科技卫生等方面的人才，他们在延安及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文化机构、边区的文化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对当时延安及其边区的各项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后，延安文化人纷纷走出边区，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社会科学、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成为“领军”人物。就整体而言，延安文化人的理念、理论和实践，主导了新中国的文化走向半个多世纪，在共和国史上扮演了至为重要的角色，对共和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文化人中的领军人物大多走上领导岗位，在文学艺术界，以丁玲、周扬、张庚等为代表的延安文化人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50年文艺界领导的基本班底。他(她)们在新中国成立时大多数任职于中高级领导岗位，从事行政管理性的工作，占据了其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与延安时期相比作品数量有所减少，但仍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如周扬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及党组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扬出版的主要论文集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并和郭沫若合编了《红旗歌谣》一书。1964年主持完成了新中国革命文艺的经典杰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改革开放后，周扬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志上发表了上百篇重要文章或讲话，涉及的内容包括思想、文化、文艺等各个方面。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曾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并主持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讲习所)。但在繁忙工作之余，仍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大都收录在《丁玲文集》(共五卷)之中，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戏剧家张庚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戏曲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张庚对新中国的戏曲发展和戏曲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撰写了《中国话剧运动史》及《中国话剧运动大事编年》，还出版了《论新歌剧》、《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张庚戏剧论文集》、《戏曲艺术论》等著作，为新中国话剧史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同时还发表了多篇研究总结中国民族新歌剧及发展道路的文章。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时期内起着领导和主导作用，由他们所确立的一些文艺理论，成为数十年文艺理论和创作的基本框架，他们引领着中国文艺的走向近半个世纪，在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艾思奇是哲学方面的领军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他职务虽多，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撰写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1951)、《辩证唯物主义纲要》(1954)等著作，并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系统而准确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的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58)。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仍然以范文澜为领军人物。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实际由范文澜主持日常事务工作。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他是总编辑之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他和郭沫若一起领导全国的史学界活动。他虽然事务繁多，但他最为关注的仍是自己的著史事业。在逝世之前，范文澜仍在筹划将通史著作继续写下去，可以说他为新史学的发展奋斗到最后一息。
　　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延安新闻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负责国家的新闻宣传工作，其中胡乔木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他是新中国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者、参与者和修改者，在新闻宣传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直接领导和组织了国家新闻事业的建立，他起草、发表的一系列文件、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证和阐述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从记者的工作方法、办报的规律和艺术、新闻同读者的关系等多方面，提出了关于怎样办好党的新闻事业的一系列观点。
　　①西北五省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71页。
　　②1942年3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④《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⑤《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⑥1941年6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
　　⑦参见李桂林：《中国现代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⑧《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⑨1943年4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
　　⑩1944年3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11)参见唐正芒：《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