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时期党重视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原因
　　第一，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乡村极端落后的文化现状是中国共产党重视乡村文化建设的直接原因。延安时期，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大多处于偏远的山区乡村，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水平低下，文化也极端落后，民众识字率不高，文盲占很大比重，很多成年青壮年都是文盲，封建迷信十分盛行。以陕甘宁边区为例，除城镇外，常常方圆数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1939年1月所作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人口百分之一……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①与这种文化的极端落后状况相对应，封建迷信、赌博、吸食鸦片极为盛行。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也对边区所辖下的广大乡村的文化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乡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人畜的死亡率很高，婴儿的死亡率达60%，成人亦达3%，全区巫神多达2，000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②大量文盲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掌握对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更不会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工农业生产，从而影响了人民群众在边区建设与抗战工作中的革命热情。长此以往，既不利于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中共政策在抗日根据地的实施，从长远来看，更制约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创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满是文盲的国度里是建立不起来的”。③因此，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把广大农民从文化荒漠中解救出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进而调动广大农民参与抗战建国大业的积极性，便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第二，抗日战争的民族文化呼唤和国共两党斗争的需要。“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个弱国抗击法西斯强国的反侵略战争，它将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持久战，只有动员整个民族尤其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抗战才有胜利的希望。因此，为了唤醒广大农民的民族觉悟，“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④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将其作为动员民众抗日的有效手段必然成为中共工作的重要一环。
　　延安时期是中国社会风云突变、各种文化与思潮纷呈的年代。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继续掀起复古和反共逆流，鼓吹所谓“力行”和“诚”的哲学，妄图建立绝对权威的文化价值取向，以维护其独裁统治，他们提出了一套文化政治模式，抑制民众的民主和自由。这种让民众盲从并信仰“力行哲学”的做法，在当时全国甚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能不能正确地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宣传，将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从国民党顽固派的宣传迷雾中解放出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之一。
　　第三，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近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灾难，中华民族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抗外来侵略和国内压迫的革命斗争。然而，这些可歌可泣的革命，包括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其结果却都以失败而宣告结束。究其原因，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在总结自己40年的革命经验时指出：“欲达到此目的(指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旅，共同奋斗”。⑤基于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教训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早就认识到唤醒民众尤其是唤醒广大农民对于革命成功的决定性意义。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广大农民的支持，在中国，谁拥有了农民，谁把握了农民的思想，谁就拥有了主动权。在中国，唤醒民众，主要就是要唤醒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要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改造他们，将他们从几千年来的各种压迫和剥削中解救出来，使他们从封建的保守、落后、迷信、愚昧和无知中解放出来，启发他们革命的觉悟。唯有如此，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希望。由此，毛泽东就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⑥而要完成这一乡村大变动，就必须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给他们以先进的思想、科学的思维方法。
　　二、延安时期党开展乡村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敌后环境为乡村文化事业的繁荣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发展乡村文化教育事业，但由于国民党频繁的武装“围剿”，根据地处在反“围剿”的战争环境中，文化教育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和薄弱的。延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所在的广大地区处于相对稳定的敌后环境中，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直接战争，这为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时间。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决打退了日军向边区黄河防线的23次进攻，保障了边区的和平与安定。另外，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边区的南部、西部和北部，与相邻的国民党统治区也基本保持着相对的和平状态。这些都从大的方面保障了边区的外部安全，给边区开展大规模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较为安定的运行环境。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成熟为乡村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抗战和局部执政的双重考验，在总结和吸收其他文化派别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继承了苏维埃时期文化理论的有益成果，不断探索，与时俱进，最终形成了全新的文化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在文化上的反映，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共产党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的总体概括，是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延安时期共产党文化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话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毛泽东在这些论著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革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等理论观点，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体系，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政治上的民主是边区乡村文化事业发展的保证。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和平民主的环境，而和平民主的环境须有政权作保障，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就提供了这种保障。首先，政治上民主制度的建立，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陕甘宁边区在政权建设上实行民选政府，边区的公民特别是广大农民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他们并没有因为不会写字被剥夺选举权，他们用“掷豆子”等方法投出神圣的一票，享受到了过去从未体验过的政治权力。农民有史以来普遍参与了政权的管理，有权监督政府工作，真正当家做了主人。这有利于发扬民主政治，从而保证了边区各级政权有着广泛而牢固的群众基础，为边区文化事业的普及发展提供了前提与可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其次，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事业中去，这也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力量源泉。因此，政治上的民主，是延安时期乡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器。
　　土地问题的解决和一系列新政策的实施使农民获得了生存的基本条件。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的土地问题实际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内实行了土地改革，已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另一种是在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不再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是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两种情况在边区大体上各占一半。边区政府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改善民生，对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保护农民的既得利益，人民群众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生活状况的改善有了最根本的保证。对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要求地主、农民双方都要遵照边区政府法令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通过减租减息，使贫苦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
　　与此同时，为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边区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采取公粮抵征收、减低税率等措施减轻农民负担；通过组织起各种不同形式的互助合作劳动组织，开荒种地，种植棉花，兴修水利帮助农民发展生产；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兴办工商业、发展合作经济等措施，解决财政供给，从源头上根本减轻农民负担。以上措施的实施都为改善边区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快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从而为边区乡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参与政权的管理，当家做主，在经济上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精神文化的需求。他们渴望摆脱愚昧，学习文化，增长知识，乡村文化建设也就成了势所必行的事了。
　　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③1941年6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
　　⑤《孙中山选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