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及时调整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也开始了局部执政的新时期。共产党在局部执政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不断破除旧的制度和观念，勇于创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其中在文化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堪称党的历史上的创举。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成熟为延安时期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文化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它的成熟，为延安时期乃至未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五四运动之后，面对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以及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思想文化界都在努力探索中国的出路，围绕着如何才能赢得民族独立，如何才能进一步发展，即民族独立和近代化问题，各种派别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延安时期，面对抗日战争以及局部执政的双重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和吸收其他文化派别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了江西时期文化理论的成果，积极探索，与时俱进，最终形成了全新的文化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从而为党的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第一，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和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风云变幻、各种文化思潮纷呈的年代。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借抗战期间民族情绪高涨和自身地位巩固之机，不思积极动员全民力量去抗战，而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复古和反共运动，鼓吹所谓“力行”和“诚”的哲学，妄图建立绝对权威的文化价值取向，以维护其独裁统治。出于权威主义的需要，他们提出了一套所谓的文化政治模式，来抑制民众的民主和自由，蔑视和忽视民众的力量。蒋介石让民众盲从并信仰“力行哲学”的做法，在国统区乃至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能不能正确地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回击国民党的文化宣传，成为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第二，由于受王明右倾错误以及国民党文化宣传的误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也一度出现了文化工作的“误区”，许多同志在党的文化属性、功用等方面迷失了马克思主义方向，往往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正确的文化主张。延安时期，一大批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以及海外侨胞等爱国志士，为了寻找抗战建国真理，纷纷冲破各种阻力和困难，潮水般涌入延安及各根据地。这些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但就其世界观而言，绝大部分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根据地实际情况知之甚少。这些知识分子在文化的取舍、定位、选题、服务方向等方面，要么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单纯义理文化和形而上的理论着手，阐述自己的文化见解；要么从“旧知识分子”的角度宣扬自己的文化理念，不能够真正有效地和当时我党坚持的政治方向、政治策略紧密配合，一度出现了迷惑和彷徨。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能否旗帜鲜明地提出正确的文化建设方针，直接关系抗战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第三，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一切抗日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民族独立。这就要求党必须改变和调整苏维埃时期文化的基本主张，使我们的文化中包含进更多的爱国和民族色彩，以激励广大社会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鼓舞民众团结一致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另一方面，尽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已成为抗日的友党，但阶级立场和利益的根本不同，决定了抗战胜利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必不可免。中国共产党能否高瞻远瞩，未雨绸缪，首先在文化战场上取得胜利，并为自己未来政权的建设奠定一个较为科学的文化方向和文化框架，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在文化上的反映，是在长达30年的革命历程中党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的总概括，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重要里程碑。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发表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话会上的讲话》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革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以及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及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等理论，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体系，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事业指明了正确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使中国新文化得到了又一次重大增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理论。在上述论著中，结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以及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国情和近代文化论争的实质，解决了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本位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科学地提炼和总结了中国新文化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论述，体现了文化的民族形式与科学、民主内容的统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从文化的角度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
　　首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②，它带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①这不仅要吸收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包括外国的古代文化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期的文化，只要对于我们有用，都应该吸收过来。但必须采取“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态度，决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地吸收，更不能全盘西化。“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③
　　其次，新民主主义文化又是科学的，这种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④根据科学的原理，毛泽东提出了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态度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⑤毛泽东还强调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古代文化的联系，“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⑥
　　最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还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⑦要把教育干部和教育群众的知识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在论述革命文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⑧为了真正做到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毛泽东要求文化工作者必须对文字加以改革，语言应更贴近群众。因为“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头”。⑨
　　总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2)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和方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革命文艺运动，初步形成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⑩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主要集中在他于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篇讲话，进一步发展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引起了文艺事业上的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总结了“五四”以来我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回答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此，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即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政策的立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还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之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同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面貌和心理，以使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他强调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总之，毛泽东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作为无产阶级的发展方向，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中国文化服务方向的厘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3)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革命性及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理论。与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相联系，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也十分重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曾出现过严重的偏差，知识分子一度受到排斥和打击。1935年遵义会议后，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对“左”倾错误的否定和批判，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延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党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和特点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对知识分子的理论及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纠正了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首次涉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及作用问题，成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政策转变的开始。决定指出：现在是革命时期，特别是民族革命战争紧迫的时期，不仅工人与农民参加斗争，而且广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卷入革命的潮流。因此，对于那些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们是欢迎的，他们应该受到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而肯定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并对其他阶级成分的知识分子持欢迎态度。随后，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进一步纠正了党内长期以来在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对知识分子问题给予了重新认识和评价。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是最可靠的同盟者和革命的基本动力的新观点，确立了投身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等同地位的原则。与此同时，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还多次强调了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具有“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工农没有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党、治国、治军”，“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11)正是基于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正确认识，延安初期，党中央就将吸收和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作为一项紧迫任务，并确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进一步向全党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中来”的号召，并强调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2)这是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把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革命作用的问题，提到关系革命前途的战略高度。决定同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特点、阶级属性以及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又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强调在根据地的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中，都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使用和放手地提拔知识分子。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性质及其地位问题的论述，为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开展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②③④⑤⑥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707、707-708、708、708页。
　　⑧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⑩《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1)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二、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文化建设及其成就
　　1.狠抓教育事业，进军文化荒漠。延安时期，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大多处于偏远山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水平低下，文化也极端落后，文盲占很大比重，封建迷信盛行。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创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满是文盲的国度里是建立不起来的”。①因此，为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在极其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党仍竭尽全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一，制定了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把培养大批革命干部的任务摆在突出的地位。“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②延安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但是，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的状况却很不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战建国的需要出发，利用延安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创造性地开展了培养干部的工作。
　　1941年12月17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两个指导性文件，不仅把干部教育看得特别重要，而且对教学指导思想、办学目的、课程设置、教育方法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在党的关心、组织和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兴办了大量干部学校，主要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军事学校、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民族学院、行政学院、俄文学院、延安大学、航空摩托车学校、延安药科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卫生训练学校、气象训练班等30余所院校。在当时环境艰苦、物资匮乏、战争频繁的条件下，创办如此之多的学校，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对于干部教育的重视和远大的战略目光。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抗战培养了数十万人才，仅抗大一校就先后培养了10多万革命干部。这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开展各种类型的群众教育，为消灭文盲而斗争。在干部教育以其特有的方式蓬勃开展的同时，各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教育也呈现出崭新的发展局面。
　　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激发群众的爱国抗日热情，使群众掌握抗战和建设所必需的基本常识和技能，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社会教育为中心的群众教育。
　　针对各根据地文化落后的状况，党中央作出了“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指示，并提出了用5到10年彻底消灭文盲的教育目标。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开展识字运动，并开办了冬学，建立了以小学为中心的半日校和夜校，组织不脱离生产的成年男女进行识字教育，为边区的社会教育拉开了序幕。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大农民(包括失学儿童)，是一种不脱离生产的教育。其课程主要有文化、政治、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军事常识等。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则根据生产的不同季节和革命斗争的不同形势而灵活变换，在教学内容上坚持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原则。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社会教育的内容以群众的生产、生活常识和抗战的相关知识为主。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因整个边区变成了战场，人民群众都投身于战争之中，为了从思想上武装民众支援战争，社会教育的内容以时事政治教育为主，以战时实际生活为教材，以生产节约、拥军优属、争取俘虏、自卫防奸、坚壁清野、救护防毒、担架运输等实际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为主。除了教学内容之外，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上也体现了灵活多样、贴近群众生活的特点，民众教育馆、俱乐部、读报组、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午校、冬学、轮学、巡回教育站、文化棚、读书会、自乐班、说书、演戏、秧歌等多种类型的组织形式及教学方式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创造才能，适应了分散的农村特点和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适应了边区人民群众传统的生活习惯，因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办学和参加学习的积极性，使社会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及边区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
　　此外，延安时期，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儿童教育即初等教育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使边区小学教育逐年有所发展。1941年2月1日，边区公布实施的《小学建设实施纲要》明确规定：边区小学教育，应依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以促进儿童的民族觉悟，养成儿童的民主作风，启发儿童的科学思想，发展儿童的审美观念，提高儿童的劳动兴趣，锻炼儿童的健壮体格，增进儿童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培养儿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这个教育方针的实质是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既满足了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人才的政治需要，也为建国后的教育方针打下了基础。
　　根据当时战争条件下边区人力、物力、财力困难的实际，边区政府在小学教育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办与民办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在大力增设公办小学的同时，奖励群众自办小学，鼓励人民群众不拘形式，按照自己的意志，创设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政府主要予以指导和帮助。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先后创办了公办学校、民办公助、农民自助办学、“一揽子”学校、巡回学校(即轮学)等多种类型的办学方式，使边区的小学教育得到了发展，使大多数儿童受到了初步的教育，明显地改变了边区教育落后的状态。
　　2.广聚中华英才，繁荣学术文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问题，把能不能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看做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引下，陕甘宁边区乃至各个根据地形成了重用、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良好风尚。
　　在政治上重视和关怀知识分子的成长。党的大门向广大知识分子敞开，大量优秀知识分子被吸收为中共党员。陕北公学创办不到两年，培训的6000多名干部中，就有3000多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抗大第四期有学员5562人，其中知识分子达4655人，原有党员530人，到毕业时党员增加到3340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2%。③延安时期是继大革命时期之后，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知识分子大量入党的兴盛时期。在政治上信任关心的同时，边区政府对于知识分子进一步的大胆使用和合理安排，使一切进入边区和各根据地的文化人不会感到生活工作没有出路，不会产生失落、苦闷和徘徊情绪。延安时期，许多知识分子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共议国家大事。一些学者、名流被安排到中央研究部门工作或学校任教，如艾思奇、何思敬、王学文、徐懋庸、任白戈、何干之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经常和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中央军委规定，对专家的安排，一律以学识专长为标准，不以政治为标准，尽可能把知识分子放到领导岗位上，使干部中的知识分子的比例逐步增长。对于青年知识分子，边区则一律给予学习深造的机会，并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同时，适时地提出了提倡科学知识、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奖励自由研究的政策，给广大知识分子予以充分的保护与鼓励。对于文化人自发组织的各种学术团体和文艺组织，只要不违反政府法令，一律给予登记，以保障其合法地位。对于他们的活动，一律不予干涉。因此，在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几乎所有门类的每一位文化人，乃至某一门艺术的爱好者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组织，“学术研究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浓。”④
　　广大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得到关心爱护的同时，物质生活方面也享受到当时比较优厚的待遇。党和政府在物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在生活上给予知识分子以必要和可能的照顾，甚至不惜重金延聘特殊人才，并为他们购置科研设备。⑤1942年，在边区财政经济状况稍稍好转之后，中央书记处发布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和《技术人员待遇标准》，规定文化技术干部按资历、现职、服务年限、实际能力等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每人每月津贴费15～30元，这比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每月仅有的津贴费还要高。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吃小灶，单人住宿。衣服每年发特制单衣和棉衣各一套，勤务员及乘马以尽量方便工作为原则，其家属应安排工作或进学校学习。由此可见，延安时期尊重知识分子，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政策，并不是只喊在口号上，而是落实到了实处。
　　总之，延安时期，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创新开放的气魄，对知识分子实施了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政策，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边区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可谓硕果累累。
　　文学艺术繁荣昌盛。在延安自由民主空气的滋养下，一大批文艺组织、文艺社团、文艺院校和文艺期刊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使陕甘宁边区的文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生气勃勃。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在“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奔赴前线、深入农村、走向工厂，深入生活，面向群众，创造了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戏剧方面，首屈一指的是大秧歌剧运动，1943年春节，秧歌剧《兄妹开荒》第一次走向延安街头，令成千上万的观众心花怒放，笑逐颜开。新歌剧《白毛女》的问世，则将我国歌剧艺术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等代表了新时代戏剧的方向。诗歌方面的街头诗运动、诗歌朗诵运动开全国之先河。柯仲平的《保卫我们的利益》、田间的《假如敌人来进攻边区》、张季纯的《给我一支枪》等都充分发挥了匕首、投枪和号角的作用。随着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小说《高干大》、《种谷记》、《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边区自卫军》，报告文学《延安生活》、《南泥湾》等的优秀文学作品相继问世。音乐方面，则出现了民歌《东方红》、《十绣金匾》、《翻身道情》以及革命歌曲《黄河大合唱》、《延安颂》、《游击队歌》等久唱不衰的传世佳作。美术方面，边区最著名的美术形式是木刻，形成了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中心的延安学派，代表性作品有《减租会》、《丰衣足食图》等，均以明朗活泼、线条简洁而著称。
　　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事业欣欣向荣。为了宣传抗战主张，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新闻出版、广播电影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报纸约有近百种，杂志也多达60余种。在众多的报纸中，除了曾先后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外，《边区群众报》影响最为广泛。这些数量众多的报刊，如同一条条红色的纽带，把党领导下的一个个分散的城镇乡村，凝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面，它们是党的喉舌，党中央的声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它们传播到了各个角落，在动员、激励群众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们又被称为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也通过它们反映了出来。此外，《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学习导报》、《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杂志的创办，在传播新文化、新知识，提高人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开展学术研究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从此，延安之声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使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的广大人民都可以直接听到中共中央的声音，它仿佛黑暗里的一盏明灯，激励着广大军民的抗日爱国斗争。在党的关心指导下，电影事业也从无到有发展起来，1938年4月1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是抗日根据地最早的电影团体，该社拍摄了不少抗战素材和边区生活的影片。1938年9月成立的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等纪录片。1942年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被誉为纪录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1945年拍摄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成为唯一的历史文献资料片。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喜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哲学、史学和文学方面较为突出。毛泽东在1937年7月和8月写成的《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力作。史学方面，由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现代史学会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黄松龄的《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史论纲》、陈昌浩的《近代世界革命史》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边区的文字改革从1937年后广泛推广，吴玉章写的《新文字与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胡蛮的《新文字运动和拼音字母问题》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动下，边区的新文字运动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对后来的文字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自然科学研究出现了良好的开端。1940年2月，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9月又创立了自然科学院，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志道、沈鸿等人在这里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许多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名牌院校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学习、研究、成长。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时，就有会员320人，随后又成立了农学、化学、生物、航空、气象、土木工程、地质矿冶、机械电机、医学等10多个分会，采取办展览、编刊物、开年会等形式，活跃研究空气，交流研究成果和心得。随着科学的发展，边区政府先后建立了10余座工厂，每月累计生产棉布600匹以上，毛呢100匹以上，纸6万张以上，肥皂60万条，毛巾200打，制皮革600～1000张。⑥科学工作者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研究生产出了一大批军工用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如枪支弹药、三酸、烧碱、马兰纸、火柴等，编著了一系列科技书籍，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
　　3.加强思想理论建设，重铸民族精神支柱。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理论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提供强大的理论依据。重铸民族精神支柱，不仅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显著特点。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地位的确立，进一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属性及文化建设的方向。
　　延安时期，毛泽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在对中国社会深入调查研究并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系列光辉著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理论、纲领、政策形成完整的体系，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高度统一和团结。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被正式写入了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和人民在多次失败和胜利的比较之后，在长期革命实践的检验之后，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和对党的历史研究之后，所作出的必然的历史选择。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的成熟，同时也是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众所周知，教条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大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摆脱教条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虽然在遵义会议上，党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其后的瓦窑堡会议上，进一步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但当时的环境使党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左”倾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通过整风运动，党才彻底清除了“左”倾错误，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真正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赋予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在东方的中国深深地扎下了根。同时，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带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广义的文化角度而言，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是中国文化在近代社会的又一次重大增益，它赋予了中国文化以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内容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由衰败走向复兴开辟了正确的方向，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最辉煌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光辉旗帜，同时也是激励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走向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思想，指导和激励着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毛泽东思想中所倡导和确立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成为亿万人民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思想所体现的同民族的敌人血战到底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气概，已经化为中国人民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人、不怕鬼、不信邪的伟大民族品格；毛泽东思想中所阐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愚公移山等精神，已成为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的座右铭。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方向和文化性质，才能教育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健康的情操、高尚的品德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下，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开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而前仆后继，努力奋斗。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是、永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的伟大精神支柱。
　　①1941年6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③转引自齐鹏飞：《抗日战争期间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调整及其成效》，《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1期。
　　④1941年6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
　　⑤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⑥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
　　三、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文化建设的创新及其特点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史上灿烂辉煌的时期，而它辉煌灿烂的不竭动力，就在于紧跟时代步伐，不断的革故鼎新。综观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文化建设最突出的特点是鲜明的人民性。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文化建设，是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近代启蒙，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斗争历程中，一代代仁人志士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化及政治主张，不断推进着对中国民众的思想启蒙。但遗憾的是，这些思想文化的精英们要么是中体西用，要么是全盘西化，他们大多只是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义理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之争，而缺乏向民间社会的拓延，缺少结合民众衣食住行实践活动而进行的近代观念的启蒙。即使有个别人做了一些局部实验，也绝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这些启蒙尽管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广大的工农尤其是农民感受到了多少近代观念，思想意识前进了多少，却值得怀疑。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十分注重对民众的启蒙，但由于自身理论的不成熟、险恶的军事形势以及右倾和“左”倾错误的影响，收效十分有限。遵义会议之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理论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需要长期扎根于农村，中国要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依靠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支持的观念，也逐渐为广大革命者所接受和认可。随着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对于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甚至包括抗战启蒙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国民党的权威文化宣传此时也甚嚣尘上。这些都在客观上逼迫着中国共产党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文化方向及服务目标，以此来启蒙民众，使广大民众从旧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正确认识蒋介石政府的“愚民政策”，积极投身于全民抗战的大潮之中。这就决定了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从《新民主主义论》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文化方向问题。从陕甘宁边区到各抗日根据地，面向工农大众，实现大众化成为革命根据地文化的终极价值取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当前的文艺就是“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同时，还指出：“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②由此可以看出，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领会和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本质是农民革命这一特性。只有将广大民众从封建蒙昧中解放出来，对其进行有效的近代思想与民族独立观念的启蒙教育，并且与民众自身的解放结合起来，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革命激情才能加倍地爆发出来，而这正是革命的最深厚资源。
　　为了对文化素质相当低下的普通民众进行近代启蒙，并促使他们理解和接受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从而转化为自觉拥护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必须采取一系列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文化形式进行宣传，于是文化的大众化成为延安时期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中，一方面人民群众成为文化建设的接受主体。文化创作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于火热的革命和建设热潮之中，努力地变更着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情感兴趣，创作出了大量的贴近人民生活、为工农兵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教育形式也采取了大众化的形式，延安时期普遍创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等充分体现了大众化的办学模式。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本身也成为文化的实践主体。广大群众被动员起来，积极投入到文化建设的行列中来，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大众化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活力。在文艺创作方面，工农兵群众的业余创作成为文艺作品的重要来源。部队广泛开展了“兵演兵、兵唱兵、兵写兵”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农村，由农民自编自演的新秧歌剧更是热闹红火，别开生面。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民大众不再只是被动的受教育者，他们也成为实施教育的主体，有着丰富生产和生活经验的老农，被请做教师，走上了学校的讲堂。
　　2．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文化建设的政治寓意更为浓厚，民众启蒙与政治使命的联系更加紧密。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③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中国革命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进行的，必然打着革命战争年代的烙印，因而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政治实用性特征较为突出，这一时期对于民众的近代启蒙也必然含有更为浓厚的政治寓意。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进行全民抗战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头等任务。因此，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日启蒙，以调动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去，成为共产党这一时期文化建设所担负的民众启蒙使命的中心环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④“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⑤这一论述向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当前文艺工作的救亡主题，指明了民众是民族救亡的取之不竭的力量之源。文艺工作者只有坚持不懈地对人民大众进行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教育活动，人民大众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才能被唤醒并充分激发出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抗日潮流。
　　为了适应抗战以及革命战争的需要，延安时期在继承苏维埃时期文化教育阶级性和群众性的基础上，大大增强了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开始接纳五四教育遗产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如教育对象方面，在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基础上，宣布拥护抗战的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分的要求也开始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苏维埃时期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而是允许予以保留。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宣传、教育、组织群众，从而结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争取革命战争的早日胜利，同时巩固革命政权。当时，有人曾撰文指出：“我们的文艺反映抗战中民众的英勇光辉的斗争，来鼓舞最大的民族战斗热情，来争取胜利；我们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的文艺通过所刻画的各阶级人物的典型，和他们相互联系，来指导新民主主义的具体道路，我们必须团结和组织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同战斗，我们的文艺，也面向人民大众，用自己的特殊形式来发挥宣传动员的作用。”⑥
　　延安时期，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勇敢地奔赴前线，深入农村，走向部队，创造出大量新文艺，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更加积极地为抗战和边区的建设事业而奋斗，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文化教育领域也表现出了教育与抗战、生产和边区的实际紧密结合，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融为一体的基本特点。这从当时党中央的教育方针就可以清楚看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了文化教育的四条具体政策：第一，改定学制，废除不急需和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要实施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方针；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这四条政策充分体现了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方针。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文化建设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对广大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和教育，使广大民众认识到参加反蒋爱国斗争是一场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斗争。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迅速高涨，自觉地加入到反对美蒋的斗争中去。
　　历史证明，广大民众如果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并将之转化为革命的行动，党的政治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反抗外来侵略和打倒蒋介石的任务绝不可能完成。由此可见，对于民众力量的评判以及对广大民众在自己革命追求中的定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政治集团的前途命运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符合实际、顺乎民意的文化取向和政治目标，能够将对民众的启蒙与自己的政治目标紧密相联，因而得到了社会最大限度的理解、声援与支持，军事上自然捷报频传，革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3．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文化建设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的特点。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除旧布新、创家立业的时期，表现在文化方面，也是个破旧立新、开拓创新的时期。为了达到文化面向人民大众，服务革命战争的目的，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在实施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创造性的变革。
　　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其阶级出身及长期所受教育所致，在思想情感方面与劳苦大众总有着一定的距离。在创作内容上，要么沉迷于单纯的理论论证，要么热衷于描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际遇、生活琐事和苦闷消极情绪，对于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工作兴趣索然，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丰功伟绩更是知之甚少。而延安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结合创造了良机：民族危亡的共同命运和抗日救亡的共同任务，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在炮与火的环境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朝夕相处，使得原有的隔阂和距离在共同的生活、工作、战斗中逐渐得以消除。同时，共产党适时地积极引导，也加快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这些都在主客观上使广大知识分子努力调整自己的兴趣爱好，将自己的创作方向转向工农兵方面来。
　　由于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生活，一大批反映革命战争、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等新主题、新题材的文化作品相继面世，在这些作品中塑造了大批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形象，劳动人民成为作品的主人公。其中比较有名的文学和文艺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欧阳山的《高干大》、《黑女儿和他的牛》、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夫妻识字》、《回娘家》、《送公粮》，秦腔《血泪仇》、《穷人恨》等。据统计，仅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收录的177篇作品中，以抗日战争和军队为主题和题材的就达101篇，以农村土地斗争和其他反封建斗争为主题、题材的作品也有41篇之多，描述劳动人民工农业生产的作品占16篇。
　　为了易于为人民群众接受，这些文化作品大多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从文艺战线的街头诗运动、新秧歌剧运动、戏剧改革运动到教育战线上的新文字运动以及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等灵活形式的出现，都是文化形式大胆创新的体现。既有旧形式基础上的新内容，如秦腔《血泪仇》、《穷人恨》，说书《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秧歌剧《夫妻开荒》、《黑牛耕地》；又有新形式、新内容的珠联璧合，如《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英雄刘四贵》等。总之，延安时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和文艺运动的一道异常繁荣、兼容并蓄的奇观。
　　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或大或小，或稚嫩或成熟，无不体现着从内容到形式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呈现出区别于过去任何时代的崭新风貌。不少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饮誉海内外的乐曲《黄河大合唱》是中国音乐艺术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划时代之作；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被毛泽东称之为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白毛女》是我国第一部新型歌剧；《高干大》是延安最先出现的长篇小说，正确反映了党所领导的农村经济改革；《原动力》首次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王贵与李香香》是我国革命长篇叙事诗的开山之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曾最早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为我国革命文艺最早争得了国际荣誉。这一系列文化成果的取得无不与延安文艺紧跟时代、大胆创新的独特品质紧密相联。
　　（西北大学 张颖）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86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848-849页。
　　⑥《谷雨》，1942年6月15日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