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①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输送到前方。为此，培养干部的问题，就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一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②
　　一、创办干部学校，造就抗战人才
　　1．抗战时期延安的干部学校及办学方针。抗战初期，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深入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党和军队的工作范围迅速扩大，工作的性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但需要从事党政军工作的干部，而且需要大量从事文化教育以至经济技术等各类专业技术工作的干部。这就给党提出了创办院校、培养各类干部的任务。同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海外侨胞，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冲破重重阻拦，纷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延安成为各路英雄云集的圣地。大批外来教员、教育专家、艺术家、科学家，以及革命的知识青年的到来，使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帮助边区办学，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推动了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科学文化知识，但缺乏系统的革命理论和艰苦斗争的磨炼。就其世界观来说，绝大部分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本身需要加强马列主义教育，转变世界观，使其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能够自觉地为民族革命斗争献身的抗日救国的人才。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造就抗战人才，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先后在延安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军事研究院、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民族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延安大学，以及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边区农业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警政学校、边区医药学校、鲁迅师范学校、边区党校、纺织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和荣誉军人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这些干部学校教育的主要对象是从全国各地云集到延安的爱国人士、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除陕甘宁边区建立大批的干部学校外，华北、华中等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适应干部教育的特殊情况，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创建了多种形式的干部学校、训练班。在晋察冀边区有华北联合大学和白求恩卫生学校，在华中、晋冀鲁豫及山东根据地，也都办有抗大分校、鲁艺分院和军政干部学校以及各种短训班等。这些干部学校的开办，对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理论水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延安的干部学校中，创办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抗大的前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长征期间停办，1936年在保安恢复，改称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春，抗日红军大学迁入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它是一所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学校。毛泽东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抗大也是当时在延安创办的干部学校中，唯一经国民政府正式审批成立的一所大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前线需要的军事、政治干部。学制分预科和正科，预科两个月，正科六个月。毛泽东为抗大制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实现这一教育方针，1939年5月26日，抗大编制《抗大组织条令》。条令规定：本校之教育中心基于革命的传统，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使之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抗大的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设置的主要课程有：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哲学、战略战术学、炮兵、测绘、地形、筑城、射击、救护、群众工作等，密切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学校的师资主要由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干部兼任。毛泽东讲授哲学，每周两次，每次四个小时，并亲自参加座谈讨论，历时3个多月。抗大总校共办了8期，培养干部29072人。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另有12所分校，连同总校培养的干部总数达10万人。这支强大的力量，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抗大齐名的另一所干部学校是中央党校。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13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长征期间停办。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瓦窑堡以后恢复，改名为中央党校。1936年6月迁到保安，1937年3月迁入延安桥儿沟。校长先后为：董必武(至1937年5月)、罗迈(至1938年4月)、康生(至1939年底)、邓发(至1943年3月)、毛泽东(至1947年3月)。学员最多时达六个部3000人。中央党校专门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办学方向是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学员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设置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战争、游击战争等，并设有相应的研究室，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中央党校讲演和授课。
　　这两所学校，容纳不了大批云集延安的爱国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为了满足他们要求学习的愿望，1937年7月，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等发起成立陕北大学，下设政治经济、师范速成、医学、国防工程、日本研究等五个系，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但是国民党当局以陕甘宁边区地域小，文化落后，而且已经有了抗大为由，不予批准，于是决定改名陕北公学，简称陕公，由成仿吾任校长，邵式平任教务长。10月19日，正式开学。毛泽东提出，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学制分普通班(四个月)和高级班(一年，培养师资)，最初开设的课程有：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等。主要由校行政领导和专职教员授课。以后中央把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如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李唯实、李凡夫等从国民党统治区聘请来陕北，还请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的领导同志讲演或授课。在陕公学习的学员既有中学生，又有大学生，甚至还有留洋回国的留学生，以至学者、专家、教授和老干部；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年过半百的老大哥、老大姐，也有十几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后来成为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上陕公时才16岁)；有汉族，也有藏、蒙古、回、彝等少数民族的学员，还有远从泰国、朝鲜等回国的华侨。陕公在教育过程中，在信仰上不强迫学员，但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革命理论来培养他们，使他们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陕公毕业的学员，响应学校“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的号召，绝大部分到敌后从事宣传、组织与武装民众的工作。陕公后来越办越大，最多时学员有几千人。从1937-1940年的4年间，共培训学员11000多名，为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8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联名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吴玉章、周扬先后担任校长。4月10日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宣告学院正式成立。鲁艺的《成立宣言》指明办学的宗旨是：“为了服务于抗战，服务于这艰苦的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创造新中国的艺术”。它的任务是：“培养抗战艺术工作干部，研究艺术理论，接受中国与外国各种的艺术遗产，以至创造中华民族的新的艺术”。鲁艺是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创建之初，设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以后又增设文学系。课程分为必修、专修、选修三种。鲁艺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且也是研究、创作和演出的机构。因此，鲁艺的教员多达二三百人，仅知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就有五六十人。鲁艺是一座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熔炉，造就文学艺术家的摇篮，为抗战的需要培训了大批的艺术干部，成为团结和培养新时代艺术人才和实现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总结了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成果，为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
　　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简称马列学院，洛甫任院长，王学文任副院长。1941年7月改为马列研究院。这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从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校。它专门吸收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经过抗大、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学校培训，又具有学习和研究理论能力的共产党员入学。教学组织以班为单位，最多时为六个班，约三四百人。学习期限较长，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并设有相应的研究室。专职教员主要有王学文、陈昌浩、艾思奇、吴亮平、杨松等。毛泽东写成《新民主主义论》后，首先在马列学院讲授，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在马列学院的演讲，院长张闻天讲授的《战略与策略》，陈云讲授的《党的建设》都很有影响。马列学院还成立了一个编译部，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马列学院对于培养党的理论干部和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在延安成立。王明任校长。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工作干部的学校。毛泽东在女大开学典礼上说：“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③
　　女大以培养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的知识妇女干部为主要目标，担负起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妇女解放三种任务。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问题、三民主义、妇女运动、军事教育、医药卫生和各种职业教育等。
　　延安自然科学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理工农综合性大学，开党领导自然科学高等教育的先河。1940年9月1日学院成立，李富春任院长(后为徐特立)，副院长由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有机化工学博士陈康白担任，学院云集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自然科学家。学院以培养边区急需人才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人才为目标，开始设有物理系、化学系、地矿系、生物系，后又调整增加了机械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农学系。课程分为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开设政治课和外国语课等。自然科学院历时6年，共培养了500余名科技干部和专门人才。
　　行政学院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的一所高等干部学校，是培养边区行政工作人员的学院。1940年7月1日学院正式开学，院长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李六如担任副院长。学制一年半，分设行政、财政经济、法律、教育四个系。学校的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廉洁奉公、新民主主义的行政工作干部；教育方针要求课程要与政府工作沟通、与社会现实沟通，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学员均来自各级政权机关，毕业后又回到实际工作中去，先后为边区培养了2000多名行政干部。1944年学院与延安大学合并。
　　中国医科大学是在原八路军卫生学校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一所医科高等学校。1940年9月正式开学，王斌担任校长。1940年秋，毛泽东为医科大学第十四期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医科大学的目标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现代革命医务人才。主要开设政治教育、专业教育和临床实习等课程，坚持边学边实践的教学方法，培养了大批的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高水平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在抗日战争年代里，出入火线，救死扶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以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医科大学晋察冀分校和晋东南分校。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开办的干部学校，仅1938年在校学员就达万人以上。到1939年6月，已结业和在校的学员超过3万人。为了加强对干部教育的领导，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1939年1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张闻天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机构有党内干部教育科，曹轶欧任科长；国民教育科，何定华任科长。干部教育部的任务是：统一领导和决定中央所属干部学校的教育方针、教育计划与教学方法；适当地调剂各学校的教员、教材和课程；有计划地进行招收新生工作；领导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在职干部教育；总结各干部学校教育的经验等。
　　中央干部教育部的成立，加强了对干部教育的领导，对干部学校教育的正规化和在职干部教育的经常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干部教育质量的提高。
　　2．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抗战时期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春抗大成立起到1940年初，是干部学校大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师院、延安工人学校、延安农业学校、安吴青训班、军委通校、回蒙学校、步兵学校、边区党校、延安中学、外籍抗属妇女学校、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华北联合大学、八路军卫生学校等。这些学校的教育大多属训练班性质的。为适应抗日前线，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干部的迫切需要，培训时间大都只有三个月，少数为半年，极少数为一年。学员所学课程一般都是抗日战争最需要最实际的内容。所学的马列主义理论课也大都属于启蒙性质，但对他们来说又是极有意义的，足以帮助他们奠定基础，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道路都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1940年到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前，是干部学校教育向正规化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一方面继续创办干部学校；另一方面努力提高办学质量，使学校教育走向正规化。这个阶段创办的学校有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行政学院、延安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八路军军政学院、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军事学院、延安医药学校、部队艺术学校等。在前一个阶段，干部经过短期培训，即奔赴抗战前线，是迫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但短期培训对于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受到限制。1940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经历了大发展之后，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都相继收缩，能够抽调干部集中较长时间学习。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提高其质量”。④至此，中央干部教育部和各级党政组织，着重抓各干部学校教育的正规化：延长学制，一般为一年、两年，有的甚至三年；建立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要求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通过努力，干部学校教育的质量得到提高，但是伴随着正规化教育而来的是教条主义习气的滋长，出现了像毛泽东所说的“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⑤的情况。这种教条主义的方法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必须予以纠正。
　　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以后，延安干部学校教育既保持了正规化，又纠正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真正实现了干部教育的高要求、高质量。这个阶段除创办朝鲜革命军政学校、边区艺术学校、中共西北中央局在职干部学校和延安外国语学校(俄文学校)、警政学校等少数学校外，主要是结合延安整风运动，整顿学风，纠正干部教育中的偏差，提高干部学校教育的质量。
　　第三个阶段，从1942年到1945年，结合延安整风运动，对干部学校教育进行整顿提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要求对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进行一次改造，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反对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要求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41年7月，马列学院率先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在改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新成立的研究院一定要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作风。马列研究院开始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中心的方向。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批评了那种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敌我友情况去指导工作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决定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高级机关，各抗日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构，“收集该地的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这个决定还强调要“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⑥为了贯彻这一决定，马列研究院作了进一步改组，于同年9月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下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教育、中国文艺、中国历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等研究室，进一步确立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各研究室分别制定了一年至三年的学习和研究规划，例如，历史研究室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计划集中主要力量编写《中国通史》。
　　中央研究院的经验对于其他干部学校具有指导意义。为了进一步改造干部学校教育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发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同时，决定认为：“各学校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具体目的，亦是缺点之一。为此特规定：(甲)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乙)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丙)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丁)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上述各校的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必须与各校具体目的相适合。”⑦决定还对各学校与中央工作部门的隶属关系，招收学员的条件，改善教员待遇、提高教员质量，专门学校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时间比例，教授方法，学校管理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这个决定的贯彻，对于延安的干部学校纠正教学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提高干部教育的质量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③1939年7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176页。
　　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258页。
　　二、干部教育第一，在职干部教育第一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十分重视在职干部的教育，把在职干部的教育放在首要地位。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①中央把在职干部教育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是符合当时实际需要的。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及各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在职干部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当时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他们有工作经验，同民众联系密切，但一般缺乏文化知识，理论水平低，很多带有狭隘经验主义的作风，迫切需要通过学习提高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艰难困苦的物质条件，不可能开办许多干部学校，边区现有的干部学校所能承担的培训数量有限，绝大多数干部不可能脱离工作岗位到学校学习，只能利用战争间隙在其工作岗位上进行学习和教育。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需的与可能的教育，实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我们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的”。②中央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上面。决定对干部教育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定位和在职干部教育在整个干部教育中的定位，提高了全党对干部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的认识，推动了干部教育尤其是在职干部教育的开展。
　　1.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延安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分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个方面的内容。
　　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不论从事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宣传、组织、民运、锄奸、财政、经济、金融、医药、卫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与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其学习范围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如军事部门精密调查敌友我三方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择其要点，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军事干部。二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如财政工作人员应熟悉财政政策与财政法令，锄奸工作人员应熟悉锄奸政策与锄奸法令。三是关于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如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的经验，加以分析和综合，抽出要点，写成文件，教育所属干部。四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如党的宣传部门将我党20年宣传鼓动工作及其政策的变化发展，加以叙述与总结，编成教材，教育宣传工作干部。五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科学知识，如军事干部研究军事学，医务干部研究医学等，每一部门均须研究自己的理论。
　　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两项。进行时事教育主要督促所属干部看报，对所属干部讲解时事问题，及以地区或部门为单位召集干部作时事报告等。进行一般政策教育主要是督促干部阅读中央和边区有关文件，加以解释及讨论等。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和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树立大局观念。
　　文化教育，主要针对文化程度低的干部，提高文化水平。其学习内容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程，宣传教育部门负责解决课本和学习辅导。
　　理论教育，为高中级干部开设。其学习内容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依次逐步学习。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加以集体的讨论与指导，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中国共产党20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
　　为了落实上述学习内容，各地普遍采取了分类编组学习的形式。具体方法是不论干部的职位高低，一律按其文化理论水平分类编组，定期召开学习讨论会，或将同类干部集中上大课。如文化学习组按文化程度分初级(相当于小学)、中级(相当于中学)两种。在学习编组时还注意做到：第一，按行政单位和地区接近的原则编组；第二，按同类干部和水平相近的标准编组；第三，同一机关、同一部门的同类小组不宜过多，以便容易解决合适的辅导人员，对在本机关或附近机关找不到教员的小组建立巡回教授制度；第四，让非党干部与党员干部编在同一小组内，以发挥党员干部在学习中的骨干和保证作用。据统计，当时延安附近40公里以内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中的干事、科员及班长以上干部直至中央负责人都按编组参加了学习。参加的人数由1939年春天的2000多人发展到1940年5月的4000多人。
　　延安时期，干部在职教育还建立了学习辅导制度，每日学习制度、督导检查制度等，建立干部在职教育中教员的辅导制度。各级党组织都把配备专任的或兼任的教职员、辅导员和学习顾问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党内的负责人都担任讲课和辅导；建立每日学习制度，保证在职学习持之以恒。中央还规定，干部的在职教育以促进发展干部的本职业务、不妨碍干部的健康、不妨碍战争为原则。要求各机关、各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只是在条件不许可的地方和部门，学习时间才允许有适当的伸缩。将学习时间算入正规的工作时间之内，作为工作的一部分。这个规定明确了工学关系，使之制度化；建立严格的定期汇报与检查总结制度。1940年中央确定把每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为学习节，届时总结全年的学习经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总结推广经验，使干部在职教育不断深入发展。
　　2．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发展过程。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在全党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同年12月13日，在中央组织部召集的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①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学习，不仅是指干部学校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指在职干部的学习，也就是从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到各机关事务人员的文化学习。
　　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开始由中央组织部直接领导，1939年1月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后，归干部教育部领导。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成立中央宣传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在职干部教育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教育制度。它的发展大致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8年冬到1940年上半年，这个阶段的中心是普遍地发动延安的各级在职干部开展学习运动，建立经常性的学习制度。
　　在职干部的学习，真正开始是在1939年春。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以后的工作重点是抓在职干部的教育。3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根据各级各类干部的不同状况，规定了学习要求、内容和安排。但当时正在开展机关学校的大生产运动，各机关单位都忙于完成生产任务，学习运动实际上未能按照计划进行。5月20日，当生产活动的高潮过后，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了一次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再一次进行动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和意义，指明了学习的方法，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②在这次动员会以后，延安有2000多名在职干部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学习。8月，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增加到3022人。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开宗明义提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并规定了学习的主要课程：初级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中级为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为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等。在职干部依其水准及其他条件选择学习课目，每人以学习一门课为原则。为了保持学习的持久性和经常性，指示规定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③3月20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作为1月3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的补充。指示把在职干部依据文化水准和工作状况分为四类，即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为甲类，文化理论水准较低的老干部为乙类，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为丙类，工农出身的新干部为丁类，并分别规定了所学的课程和学习的组织形式及方法。在这两个指示发出以后，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走上了正轨。到1940年5月，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达到4082人。
　　第二阶段，从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前，中心是提高在职干部教育的质量。
　　经过第一阶段的学习，调动了最大多数在职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又把这种积极性组织引导成为经常性的，并创造了一些切合实际的经验，如小组讨论与大课辅导、讲演相辅进行，指导员与支部教育干事制度的确立，巡回教育制度与顾问团制的采用，以及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的推行等。但缺点是学习不够深入，学习的内容同工作实践的距离较大，同工作实践相联系的内容较少，同干部学校的教育一样，也有教条主义的影响。为此，中央宣传部于1940年10月20日发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强调：“目前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加倍提高学习的质量。”为此，要加强对干部进行党的策略教育，以提高干部的策略思想和观点。“必须有计划的进行中央负责同志的大讲演，高级干部会议的传达，并认真的讨论这些会议的报告。”同时参加学习的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以求学习的深入，必须在学习上力求咬得烂、懂得透。”④反对形式主义。必须充实和加强对于学习的指导，注重对在职干部教育的教授方法、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的检查，提高教学质量。
　　决定发出以后，中央宣传部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关于策略教育的报告会或演讲，还专门组织了策略教育干部会，吸收延安党与宣传教育的领导干部参加，研究和讲授党的策略及其具体运用等有关问题，先后组织了十几次报告会。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极大地提高了在职干部的学习积极性、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水平。
　　第三阶段，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始，中心是结合延安整风运动，改造全党的学习，进一步改进在职干部教育。
　　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成立高级学习组。”高级学习组以中央、中央局、省委委员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为主，共300人参加，其中延安占1/3。主要“研究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与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⑤。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总结以往在职干部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对在职干部的学习作了全面具体的部署。决定规定：“在职干部的学习应该分为两部分：一是本身工作(职务)以内的学习，一是本身工作以外的学习。第一种学习对在职干部是主要的，第二种学习是补助的，但是必需的。”“在职干部的学习，首先是在自己所担负的实际工作中。”要做好所担负的工作，“必须能够做到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极大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职干部的学习中，首先应该强调学习这个主要方面。……如果不在这个方面努力，他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不可能的。”工作以外的学习“应该包含文化的，时事与策略的，理论的。这种学习对在职干部带补助的性质，其目的，在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政治与理论的水平”。根据干部的文化、政治、理论、经验水平的不同，决定根据不同类型的干部，提出了在职学习的原则：“1．凡实际经验多而理论缺少者，以学习理论为主。2．凡缺少实际经验者，以学习实际知识为主。3．凡文化水平很低者，以提高文化为主。4．所有干部，均应了解时局动向与当前党的政策。5．一切学习，均应使之同自己本身工作有直接间接的联系。”⑥决定还要求加强对在职干部学习的领导。这个决定强调了在职干部的学习要从实际出发，要密切联系在职干部本身的工作，即使是带补助性的学习也要直接或间接地联系本身的工作，这对提高在职干部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质量，以至改进工作，都有决定性的意义。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并把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分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范围。对每个方面的学习内容，都提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个决定发出以后不久，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纳入了整风学习的轨道。通过整风运动，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有极大改观。广大党员干部结合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界限，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全党树立起来，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了普遍提高。
　　①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347页。
　　③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0页。
　　④1939年5月26日延安《新中华报》。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228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
　　⑧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243页。
　　三、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特点
　　1．重视干部政治思想素质的培养。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干部政治思想素质，把德才兼备作为干部教育标准。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对干部的要求：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有的性格和作风。延安的干部学校都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①这不但是陕北公学的办学方针，也是边区一切学校的办学方针。
　　延安的干部学校的共同特点，都是从抗战的需要出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培养干部，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主课，把世界观的转变作为主要内容。通过学习教育，使干部逐渐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并深刻了解党的政治路线、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使之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各学校还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首要地位，在组织上配有专职政工干部，进行具体扎实的思想工作。中央军委曾明确指示抗大：“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一环。”抗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以阶级教育、纪律教育和党性锻炼为主要内容，使学生树立了牢固的阶级斗争观念、党的观念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献身的精神。这是抗大的也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和光荣传统。
　　在干部在职教育安排中，都明确规定了政治理论的学习任务，要求联系思想实际，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1年7月1日发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在学习中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不应该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②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原则，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突出特点。
　　首先，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延安时期最大的实际就是抗日救国，干部教育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曾指出：“我们的干部教育，无论名目过去叫做中学、师范、大学、学院或训练班，都应该把指导战争和生产实际需要的知识列为课程。”③干部教育具有明显的抗战教育的特点，不仅表现为让学员参加实际革命斗争，而且表现在课程设置上，对学员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军事教育，设置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战略战术、炮兵、测绘、地形、筑城、射击、救护、群众工作等课程。如抗大的军事化与战斗化、军事组织与学校教育组织合一的体制，完全是适应抗战的需要，培养了一大批勇于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干部。
　　其次，重视从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干部。毛泽东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④抗日战争开始后，党培养和教育干部的主要场所，仍然是在抗日的第一线。党中央提出“在职干部教育第一”的口号，就是党重视从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干部这条基本原则的写照。实践证明，“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不能专从学校里训练。”⑤当然，不是说学校教育不重要，是说干部教育培养的主要途径是斗争实践。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谈到反对主观主义时指出：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⑥就是说，让有实践经验的人进学校学习，提高理论水平；让有书本知识的人，走到工作实践中去锻炼，使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具备完全知识的人。这就是党对干部培养和教育的方针。1942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与使用的决定》中指出：有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干部，必须认真学习，以提高文化水平；文化水平虽高，但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必须首先参加工作，以便获得工作经验；党龄虽长，但很少或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必须参加工作，以增补其工作经验之不足；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但没有或很少下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在不妨碍该机关工作的条件下，应将一部分干部调去参加下层工作等。⑦其基本精神也是使干部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
　　再次，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发生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它们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因此，在干部教育上提倡什么学风，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1937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在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授。这两篇著作不仅是制定干部教育的方针、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依据，而且是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材。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泽东批评了有些同志“理论和实际分离”。指出：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毛泽东和党中央强调要从书本中走出去，从机关、教室、书斋中走出去，到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中去。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以及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之后，在延安时期形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工作部门、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先后组织了上百个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获得许多第一手材料。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张闻天率调查团，于1942年1月离开延安到陕北的神府、米脂、绥德和晋西北地区进行调查，于次年3月返回延安。在调查过程中，张闻天亲自主持调查会，访问农民和基层干部，同各个阶层的人物谈话，并收集了有关地租、高利贷等账簿，查阅了大量的契约、家谱、碑记等材料，最后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写出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3．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抗战时期边区的经济极端困难，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抗击日军，需要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当时，党对经济和教育两项工作都十分重视。1939年1月和5月，中共中央曾先后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6月，毛泽东发表《反投降提纲》，提出了干部学习与生产结合的号召。他在1942年12月《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部著作中，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和教育这两项工作在边区各项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毛泽东还进一步精辟地分析道：“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制度的实行，使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生机。无论是陕甘宁边区还是敌后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机关干部到各干部学校，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处处可见到热烈的劳动场面，远近可听到嘹亮的歌声。
　　延安的干部学校，都把生产劳动作为必修课。春播秋收季节，组织学员下乡帮助农民播种、收获，在生产劳动中锻炼意志，增加同农民的感情。组织劳动建校也是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抗大第三期的学员，不到半个月就开出170多个窑洞，解决了全校近2000人的上课和住宿问题，还修出一条3000米的抗大公路。延安自然科学院自办了一个机械实习工厂，学生在实习工厂的劳动，创造出延安地区工业和卫生部门需要的工具、模具等，基本满足了边区军民的需要。
　　实行干部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既克服了受教育的需要与参加生产劳动需要的矛盾，使干部学到了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推动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创造了干部教育的条件，促进了干部教育的普及与发展。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还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⑨这样做的结果，使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4．教育干部与使用干部相结合。党的干部，不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不论是党政干部还是部队干部，不论是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为此，延安时期党把教育培养干部和关心爱护、识别使用干部结合起来，具体做法是：“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⑩
　　敌后抗日根据地度过最困难的阶段后，党中央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的反攻，同时鉴于一部分干部由于敌后长期的艰苦斗争，身体素质严重下降，难以再坚持敌后工作的实际，于1943年1月1日作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学习的决定》，要求华北和华中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限度下，下“最大决心抽调一大批干部送延安保留与学习培养”。“为着将来发展需要，因此应该坚决的选送质量好的干部。”(11)这次到延安保留培养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军队营级及营级以上、地方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干部，以及专门家和优良的技术干部，选送的干部质量都比较高。
　　5．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是人类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文化教育的发展离不开革命知识分子。延安时期党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事业中的作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论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2)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这一客观评价，从他们自身的价值、相对革命的态度，对于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给予了正确定位。抗战爆发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一些干部对知识分子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某些部门发生轻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党中央及时提醒全党，必须认识到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批评那些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干部学校不敢大量吸收青年学生的现象，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应允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党的争取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为充实边区师资队伍提供了理论依据。尤其延安的一些干部学校，为了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在选择业务课的教师时，请来一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有影响的学者、教授和知名人士任教。如抗大的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等。陕北公学的张如心、李培芝、徐冰、杨松、何定华等。鲁迅艺术学院更团结、教育、组织了一支坚强的艺术教育队伍，有贺绿汀、何其芳、周立波、沙汀、李焕之、赵树理、刘白羽、柯仲平、萧军等，有的还担任了学校领导职务。
　　在相信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同时，党中央提倡知识分子应自觉改造自己，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要到实际斗争中与工农相结合，了解他们，增强对工农的感情。许多知识分子自愿到工农群众中去，到艰苦的斗争中去，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变化，成长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杨忠虎)
　　①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③1944年7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⑤《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
　　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369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8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528页。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