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很重视妇女工作。1943年2月2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了妇女工作，并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由于狠抓了妇女工作，使妇女在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成效卓著，成为全国妇女工作的榜样。
　　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培养妇女干部。陕甘宁边区过去没有女子教育。中共中央到达延安以后陆续举办的20多所干部学校中，如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边区党校、陕北公学、鲁迅师范学校、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院、卫生学院、通讯学校等，都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女学员。特别是抗大和陕公，专门组建了女生队。各地还举办了各种训练班，经常有计划地抽调妇女干部短期轮训。1938年4月16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正式开学，由于女学生数量剧增，学校将600多名女学生单独组成一个女生大队。女生大队成立时，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亲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勉励女学员们积极抗日，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女生大队毕业后，许多学员被分配到前线、敌占区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参加通讯、救护和做群众工作。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全国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强调加强培养妇女干部。毛泽东在1939年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全党全国呼吁：“我们要培养几千几百个妇女英雄，几百几千个妇女运动的职业(家)和博士”。这个呼吁，得到全党的重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但加强领导，而且捐赠款物支持妇女教育工作。如：毛泽东拿出自己的300元给女大购买图书；林伯渠捐赠煤气灯给女大学员用。
　　1939年7月25日，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正式成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女大一成立，就吸引了全国许多女青年。仅在开办之初，就招收了近500名女学员。她们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包括台湾省)，还有从朝鲜、南洋暹罗回来的华侨女青年。她们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出身、信仰、文化程度，但是为着抗日救国这个共同的目标，背着行李，步行数千里，历尽千难万险投奔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学校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设立了普通班、高级班、陕甘班、特别班，对学员授以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和妇女运动的基本理论以及进行各种职业技能的训练。在这个红色的大熔炉里，许多工农劳动妇女和身经百战的女战士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水平。许多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女青年和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女知识分子得到了锻炼和改造，抛弃了旧的世界观，提高了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战士。中国女大从1939年创办到1941年秋结束，共招收了两期学员，约2000人左右。
　　此外，边区还举办了妇女干部学校和妇女干部训练班。1937年11月，边区大批抗日将士不断奔赴前线，为了加强对抗日军人家属妇女的文化教育，培养抗战妇女骨干，同时也为了解决抗属的生活问题，边区创办了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有300多名工农妇女在这里受到了训练和教育。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妇女干部非常兴盛的时期，延安培养出的大批妇女干部成为既懂理论，又会做实际工作的妇女骨干力量。有的被输送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有的被分配到抗日前线，或国统区、敌占区，有的留在边区深入基层开展妇女工作。她们不仅在抗日战争，而且在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培养出的妇女干部遍布祖国各地，她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延安时期大批妇女干部成长的实践，积累了培养妇女干部的极其宝贵丰富的经验，对促进全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有着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意最大限度地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积极建立广泛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激起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的民族义愤和救国热情，抗日的怒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族共同抵御日寇。在这样的形势下，陕甘宁边区各阶层妇女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为了建立更加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妇女组织，把边区各阶层的妇女组织到抗战行列中来，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工作大纲》的精神，作出了《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提出边区妇联的紧迫任务就是要把各阶层的广大妇女群众更广泛地团结与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抗战动员的各方面工作，加强并扩大抗战力量。决定立即改组和扩大乡妇女代表会的组织，在乡以上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这一决定下达后，半年时间，大部分县、区都成立了各界妇女联合会。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大会确定边区妇女运动的总方针是：一方面使妇女民众和整个民众救亡运动统一起来，成为整个民众运动的一部分，配合各种救亡团体，坚决为保卫边区、西北、全中国而斗争。另一方面要发动边区妇女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动员工作，使边区妇女运动成为全国的模范，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机。大会还向全国姊妹发表宣言，指出：“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此，要争取妇女的彻底的自由解放，首先要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宣言还表示：陕甘宁边区妇女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即使到了任何困难的境界也决不屈服，决不投降，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于自己的生命。宣言呼吁全国姊妹迅速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共同担负起妇女在抗战期间艰巨伟大的任务。
　　边区妇联直接受中央妇委的领导。它不仅广泛地团结了边区各阶层妇女，而且还广泛地团结全国务阶层妇女。边区妇联经常致电全国妇女，呼吁中国妇女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边区妇联并和全国一些妇女组织、妇女抗日团体，如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等组织都有联系，努力促进国共两党妇女工作的合作，团结一切爱国妇女共同抗日。1938年5月21日，邓颖超等代表陕甘宁边区妇联出席了国民党妇女领袖宋美龄在庐山召开的妇女座谈会，在会上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概况。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对外公开活动的身分便是“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邓颖超任团长，成员有张晓梅、廖似光、张玉琴、卢竟如等。代表团参加了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开展党的各项妇女工作。她们经常慰劳被敌机炸伤的妇女和儿童，开展抗日募捐和宣传，介绍并帮助爱国青年去延安。1940年，重庆召开了上万人参加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边区妇联驻渝代表团举着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参加了大会和游行。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三八节工作指示，提出要在广大妇女群众中，广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国际主义教育宣传工作，建立中国妇女和国际妇女反帝反战的亲密联系；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发表文章，号召妇女团结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上来。陕甘宁边区妇联多次致电苏、美、英各国妇女以及欧亚沦陷区各国妇女，声援她们的反法西斯斗争。边区召开的三八节纪念大会，邀请了外国妇女参加，共同谴责法西斯的暴行，加深了我国妇女和各国妇女之间的友谊。边区妇联还经常举办图片展览，向边区妇女介绍各国妇女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英勇斗争的事迹，以及苏联妇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和反抗德国法西斯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妇女反抗日寇侵略，争取妇女解放的信心和斗志。
　　其次，动员妇女，支援战争。
　　延安时期，边区的广大妇女和全体人民一道为保卫边区，支援人民军队坚持长期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广大妇女满怀抗战到底，保卫边区的信念，积极响应号召，动员和支持自己的亲人参军参战。由于她们的模范行动，保证了征兵扩军任务的顺利完成。据不完全统计，边区共动员了3万名青年上前线，妇女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保证前方抗日战士安心打仗，奋勇杀敌，延安还成立了以邓颖超为校长的抗日军人子弟学校。妇女们在边区政府和妇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做好抗属工作，组织了义务代耕队，为抗属耕地；逢年过节，深入抗属家庭进行慰问；为抗属募捐衣物和钱粮等。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企图消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向全国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立即发出指示，朱德总司令号召全边区60万青壮年男女，紧急动员起来参加自卫战争。广大妇女为了保卫民主自由，保卫丰衣足食的生活，保卫自己的土地，提出了“男人参军，女人光荣”、“男人上前线，女人在家当模范”的口号，全区顺利完成了扩军19万多名的任务。
　　广大妇女节衣缩食，积极支援抗战。在边区几次大的交纳救国公粮和献金活动中，妇女们热情很高，将省下来的粮食交给政府，公粮碾得细，扬得净，并经常为驻军炒制干粮。在献金活动中，妇女们纷纷把自己推磨碾米、纺纱织布挣来的钱，或自己的薪金、金银首饰慷慨捐献出来，支援正义战争。从1937年10月至1948年2月，边区妇女共做军鞋92.8万双，捐献手套、袜子15万双。仅1947年为解放军做棉衣3.4万套，棉被1万多床，碾米、磨面24.6万担，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在临战区，不少妇女帮助解放军铺路、运料、埋雷管，坚壁清野，帮助公家藏运粮食、食盐，推磨碾米，为军队赶制军粮等。
　　边区妇女还积极参加自卫军。1939年，女自卫军人数达4.6万人，和男自卫军一道承担起保卫边区的任务。她们经常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侦察敌情，涌现出千名模范女自卫军。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时，边区职业学校的师生和当地妇女群众自动护理解放军伤员，给他们洗伤口，喂饭喂水，奶孩子的妇女还把奶水挤出来给重伤员喝。1947年6月，胡宗南以9个旅的兵力扫荡陇东时，华池的伤兵医院来不及转移，白马庄一带的群众，就地疏散掩护了1000多名伤员。不少妇女群众拿上红枣、鸡蛋慰问伤病员。
　　1940年至1941年，由于国民党连续发动两次反共高潮，边区的经济十分困难，特别是穿衣问题更大，布匹奇缺，布价飞涨。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的方针，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在大生产运动中，妇女是一支伟大的力量。大批青年男子出征前线后，更多繁重的工作便落在妇女肩上，她们打破过去妇女不参加田间劳动的旧习惯，树立了劳动光荣的思想，投入农业、副业和纺织生产，组织了锄草队、变工队，上山开荒种地、喂猪、喂牛、养羊、植桑养蚕、纺线织布。仅1939年就有10多万妇女走上农业生产第一线。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颁布后，在中央妇委和边区妇联的领导下，又有更多的妇女投入农业生产。全边区妇女，从城镇到农村，从领导到群众，从干部到家属，从女工到农妇，从80岁的老太婆到七八岁的小女孩，都投入到纺织运动的热潮。1938年到1945年，近20万妇女共纺纱约600万斤，织布约46万大匹(一大匹等于24×104尺)。 1940年后，妇女织出的布占全边区军民需用布总数的1／3，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胡宗南进犯延安后，边区的纺织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延安光复后，边区政府和有关部门贷发了50万斤棉花下乡，积极恢复纺织业，不到半年时间全边区纺织业工具恢复到战前的2／3，生产的土布也恢复到战前一半以上。全区涌现出了300多名妇女劳动英雄和模范，其中有边区劳动英雄马杏儿，她打破了陕北妇女很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旧习惯，和父亲一起开荒种地，一年辛勤劳动，收获粮食42担，高出当地平均亩产的1／4。边区政府奖给她一面锦旗，上有林伯渠主席的亲笔题词：“妇女光荣”。还有纺织英雄黑玉祥、刘桂英、张芝兰，抗属英雄刘金英，军属模范陈敏、柳明辉等。她们都是广大妇女学习的榜样。
　　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后，逐步摆脱了封建的束缚，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家庭地位都得到很大提高。在边区的几次选举活动中，妇女们扬眉吐气，积极参加选举。1946年就有70％以上的妇女直接参加选举活动。边区、县区、乡各级都有了一定数量的妇女代表和女参议员。有不少妇女担任了村长、乡长、区长。24岁的女青年邵清华被选为安塞县县长。
　　最后，发挥妇女们在保护和教育儿童方面的主力军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到处烧杀掠夺，使无数儿童丧失了生命，无数儿童失掉了父母兄弟姐妹，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终日挣扎在饥寒与疾病中。更使人痛心的是每年都有大批儿童，被日寇运出国去，施以奴化教育，企图让他们将来到中国杀害自己的同胞，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阴谋。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抢救儿童、保护中华民族后代的呼声震荡着全国。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也成为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处于全国妇女保护和教育儿童的领先地位。全国妇女在延安妇女的带动下，共同开展了保育儿童的工作。1938年3月10日，由邓颖超、宋美龄、李德全等300余人发起，在武汉正式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成立后，许多省市和地区的妇女纷纷响应，相继成立了保育分会。在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就有延安、广东、四川、安徽、福建、贵州、广西、湖南、山西、甘肃和陕西等19个分会相继成立，连香港、荷属南洋群岛望加锡也建立了分会。
　　陕甘宁边区保育分会成立后，积极努力推进边区保育事业的发展，对边区儿童的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将延安市托儿所扩建为保育院，招收了数百名难童、烈士遗孤和抗日将士以及工作人员的子女。为提高保育质量，开办了保姆训练班，培训了一批保育专职人员。还设立了运输总站，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群众团体处设立了分站，抢救转运山西、陇西、平汉沿线受难儿童；组织宣传队、歌咏队及小先生教育团，向广大群众宣传卫生常识、儿童保育知识及抗战保育的意义；并协助边区医院设立了保健科，专为保育院的儿童和保教人员检查身体，治疗疾病。
　　在保育总会和各分会号召下，全国各地还成立了许多保育院。从1938年到1945年7年时间内，全国共设立了50多所保育院，使无数饱受战争之苦、无饭吃、无衣穿、露宿街头的孩子得到了生存下去的条件，也使无数因父母参加前方抗战而无人照顾的孩子得到抚养。
　　陕甘宁边区的保育工作，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极大关怀和支持。1938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1940年朱德题词：“耐心培养小孩子”；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题词：“新战士在孕育中”。1940年儿童节，邓颖超题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题词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边区的军民和保教工作者。陕甘宁边区的保育院、托儿所曾以其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冠称全国，影响和推动着全国的保育工作。
　　陕甘宁边区，从中央、边区政府到各机关、工厂、学校共设立了近30个托幼组织，其中有3所规模较大，这就是第一保育院、第二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这3所保育院、托儿所，共收养了近3000名幼儿。和全国其他保育院所不同的是，除了收养战争中的受难儿童外，主要招收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前线抗日将领和战士、中央直属机关和边区政府的干部、工作人员的子女，以及烈士的遗孤。
　　保教人员大都由女同志担任，她们把保育儿童，培养民族后代看成是自己神圣的职责，不辞劳苦，精心抚育下一代。在医药和医疗人员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保育院、所建立了严格的生活管理和卫生保健制度，保教人员努力开荒生产，千方百计改善儿童的生活条件。她们还自制玩教具，自编教材，授给孩子各种知识，耐心教育和启发孩子们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在保教工作人员辛勤培育下，孩子们得以幸福健康地成长。几年中，延安第一保育院收养的2000名孩子，只有3名因病医治无效夭亡，洛杉矶托儿所无一孩子死亡。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能取得如此的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正因为如此，凡是来边区参观过保育院、托儿所的中外知名人士和友好人士无不对此赞叹不已，他们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爱护人民、爱护儿童的。
　　1946年秋，国民党胡宗南准备大举进攻延安，第一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分别提前转移。在行军前，保育员们为孩子赶制了棉被、干粮。全体工作人员，发扬“一切为了孩子”的精神，历尽千辛万苦，分别行军20个月和两年时间，跋涉数千里，沿途得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关怀、支持与大力帮助，保证了340多名孩子的安全转移，无一伤亡，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6年7月，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儿童保育委员会主席蔡畅，指示洛杉矶托儿所负责人，系统总结保育工作经验，以此做为解放区保育工作的表率，推动解放区保育工作的发展，使全国的革命后代都得到良好的集体教育。全国解放后，陕甘宁边区保育院所培养的孩子，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条战线的有用人才和骨干。他们当中有探索宇宙的科学人员，有解放军的指挥员，有党政部门的负责干部，有教师、医生和艺术家等等，边区保育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办好新中国儿童保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延安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