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24年曲折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对党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了科学的回答，制定了正确的实现党的主要任务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彪炳史册。
　　一、七大的长期筹备及会址变迁
　　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45年4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隔了17年。按照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的常规，1929年就应该召开党的七大。17年间，虽然多次提出筹备召开七大，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能如期举行。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规定：“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有对于工业中心党的工作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纲领和其他文件。”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使党在红区与白区的工作遭受严重损失，使七大的筹备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召开大会的计划无法落实。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938年召开七大，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严重的意义”，“党的七次大会应当对于自党的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①为此，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25人筹备委员会。在1938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由于抗日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尤其是中央高层内部对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使召开七大的计划又一次搁浅。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了关于召开七大的问题，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党的七大，对于抗战的胜利、中国的解放和党的工作“均有严重的历史意义”②。但由于日军飞机自1938年11月20日第一次轰炸延安起，经常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考虑到代表的安全，中央决定会议不放在延安开，而到安塞县李家塌举行，并在此动工修建中央大礼堂，作为七大会场。由于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相持阶段，许多领导干部无法离开工作岗位，加之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虽基本克服，但党内的认识仍未能统一，中央决定七大再次延期。
　　1943车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通知》，指出：七大准备在年底举行。同时中央政治局致电各地分局，决定彭德怀等人来延安参加七大，“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③。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调集重兵准备闪击延安，加之党内正进行“审干”工作，高级干部的路线学习尚未结束，七大只好再次推迟举行。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十大政策的指导下，也逐步渡过难关；同时，延安整风运动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切表明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要将近千名党的七大代表由各战区集中到延安来，绝非易事。各战略区代表的选举和回延安的时间、路线及必要的物资筹备就是一件十分繁重、细致、费时的工作。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会址的选择和筹建。因种种原因，会址曾三次变更。
　　初选安塞李家塌。七大会址最初选在距延安以外30公里的安塞县李家塌。当时主要考虑安全问题。因为从1938年11月20日起，日本飞机经常不间断地轰炸延安，而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都是各大战区党政军群的重要领导，代表的安全是首要的和重大的问题。而李家塌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一种特殊地貌，目标小，非常隐蔽，只有一条道可以通进去，因此安全是有保证的。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任弼时、李富春到安塞李家塌实地考察，认为这里虽然隐蔽，便于防空，但离延安较远，上千人在此开会，交通不便，运输就成问题。同时，中央决定七大因故暂不召开，回延安的七大代表均住中央党校学习，建在李家塌的会址也就派不上用场。
　　继选枣园后沟。七大延期开了，但会址的问题仍需要解决。负责修建、设计工作的张子良、杨作材等人从安塞撤回后，又在延安城周围各个山沟选择地方。当时，首先考虑的仍是防空、安全、保密等问题，终于在枣园后沟水草湾选定了会址。这里距中央社会部驻地枣园有两公里，距延安城有10公里。周围树木繁茂，下面还有一股泉水。大家认为，这是个理想的地方，决定在此修建一座大礼堂。为了省时、省工、省钱，礼堂四壁用石头砌筑，石料就地采集。主席台上方和正门都为大石拱，木结构上盖。延安城里有一座钟鼓楼，为重檐歇山式建筑，分上、下两层，为免毁于日机轰炸，便将木质部分拆除。这批木质上乘的梁、柱即用于大礼堂建筑。礼堂1940年6月开工，8月份建成。礼堂建成后，一些不足逐步暴露出来：一是地方狭小，如果七大几百名代表云集，不仅难以解决住宿问题，而且没有可活动的场地；二是水源不足，附近的泉水不仅水量小，而且水质差，不能满足千余人的需求；三是七大再次延期。这座礼堂只好弃之不用。
　　终选延安杨家岭。1942年初，最终决定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作为七大会址。这时延安的环境相对稳定，日机轰炸延安十多次后未能奏效，不得不停止袭扰。这样，安全问题已退居其次，主要是考虑方便了。一是中央办公厅等许多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为会议提供服务比较方便；二是七大多数代表住在杨家岭斜对面的小沟坪中央党校，往来很方便；三是距离延安城较近，物资采购、运输比较便利。礼堂地址选在进沟100米处的东山脚下。这里原有一座木结构的小礼堂，失火烧毁了。李富春和杨作材研究商量后，决定在小礼堂原址上设计个大礼堂，原则是规模要大，可容纳千人开会；要突破砖木结构，里边不能有柱子，以免影响视线；舞台要大一些，以适应上演大型剧目的需要；地面要有一定坡度，前后排互不影响。杨作材苦思冥想，决定在石头上做文章，运用了陕北窑洞的拱型结构。用石穹代替了大梁。一是石料可以就地采，既方便又省钱；二是陕北石工有建石窑的丰富经验，技术上不存在问题；三是可以节省许多大木料；四是结实耐用，维修简单方便，可以一劳永逸；五是内部没有柱子，空间大视线好。开工后，中央机关干部也参加了义务劳动。大礼堂的精巧设计和优良建筑为七大召开提供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场所，大礼堂也因这次中外瞩目的盛会而声名远播。
　　二、灿烂的延安整风之花，结成了七大的胜利之果
　　七大的筹备，首要的是做好政治上、思想上，特别是理论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较长的时间里，由于理论准备不足，虽然坚持和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并不能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尽管毛泽东早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论断，并开辟了井冈山革命道路，但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随着总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遵义会议的转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局面的开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为促进党的思想理论上的成熟准备了条件。从1938年10月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在长达七个年头的整风学习中，都是为七大召开所做的理论准备。因而时人称“灿烂的延安整风之花，结成了七大的胜利之果”。
　　所谓理论准备，就是要集中全党智慧，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被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加以系统概括，形成了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从而为引领全党树立一面理论旗帜，并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的现状，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号召在全党开展一场“学习竞赛”，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同时还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④。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项伟大的思想建设工程，提到了全党的面前。
　　这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从高级干部中开始，1942年又扩大到全党范围，1943年又回到高级干部中，从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解决历史问题。其实，这一过程就是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延安整风运动。学习中规定的22个干部必读的《整风文献》和在《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基础上编辑的《两条路线》，既是对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在艰苦探索中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正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持续不断的学习中，实现了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提出的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任务。同时，在不断地理论学习、探讨、创新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飞跃，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名为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伟大的理论成果。
　　走过了20多年的曲折道路，又经过七个年头的艰苦学习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党建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观点和具体的工作方针，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了对中国革命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化。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建设成了一个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完全成熟的党。在此基础上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然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大会主席台中央是毛泽东、朱德的巨幅侧面画像，两边各插三面党旗，主席台前台与左右两侧的长条桌后各陈放五把有扶手的软垫椅，供主席团15人就坐。台口一字摆了从山里采集来的五盆野菊花、马莲草。主席台前沿的石拱上书写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幅标语就是七大的政治口号。标语两侧挂有马、恩、列、斯四位导师的头像。礼堂两边弓柱上挂有六个V字型的旗座，即英文胜利的第一个字母，每个旗座上插四面党旗，并钉有一个标语牌，上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字。礼堂后墙上书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这些陈设标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已经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走过了24年的历程，这24年是胜利的24年。此次大会要贯彻延安整风的精神，通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达到“同心同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23日下午，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毛泽东作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明确地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⑤“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⑥“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⑦。
　　4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4月30日至5月11日，召开了七次大会讨论政治和军事报告，5月14日、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会议期间，除列入议程的报告外，还有许多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和发言。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讲话，陈云作了《要真理不要面子》的讲话。6月10日，在预选的基础上，正式选举产生了44名中委与33名候补中委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6月11日，为期50天的七大会议举行闭幕式。毛泽东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说：我和蒋介石打交道二十年，积二十年之经验，深知其人，坚决反共，对他是丝毫不能存在幻想的。讲到愚公移山的故事时，他情绪激昂地说：我今年52岁了，再过10年搬不完，儿子再搬，儿子搬不了，孙子再搬。并用拳头在空中有力地挥舞着。毛泽东的情绪使全场振奋，代表们决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⑧。
　　七大的历史功绩
　　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盛大、最圆满、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其历史功绩和深远意义是多方面的。
　　第一，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为建立新中国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概括为一条总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其一，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就是要组织队伍。党的力量源泉在于发动群众。从政治观点上说，所谓发动群众，就是要发动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如果忘掉农民，“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有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⑨。从军事观点来说，壮大人民的力量，就是要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的抗日武装，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就是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将正规军和广大的群众武装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动员全体人民支援军队，一切为着前线。其二，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党就是司令官、总指挥部。有了队伍就要有人去统率，去指挥，这个司令官不应该是别人，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出：为什么要有共产党?不是世界上小米太多，房子太多。而是要领导人民去打倒人民的敌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党以自己崇高的信念，严格的组织纪律，对敌斗争的勇敢顽强，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成了领导的核心；人民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共产党。加强党的领导，成为革命事业必然成功的根本保证。其三，打败侵略者，说明谁是我们的敌人。现时是要集中全力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将来就是要推翻美蒋反动派的统治。其四，建立新中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第二，根据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和党的17年武装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城市做依靠而依靠农村，没有国家政权做依靠而依靠自己创建的农村根据地，在17年的武装斗争中，由小到大，由弱转强，而且以弱胜强，以寡敌众，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八年抗战的实践，国共两党不同军事路线的对比雄辩地证明：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就是人民军队的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正是使抗战胜利的路线。朱德在军事报告中特别号召“同志们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一如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学说一样，所有部队，军事学校，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作为基本教材，作为教育的灵魂，以便于在思想上加强武装自己，战胜敌人”⑩。
　　第三，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党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名为毛泽东思想，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指出：24年来，“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11)。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必然选择。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所谓全党的团结，是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团结；所谓统一，是全党的思想必须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新党章体现的这一特点，正是党在七大最重要的历史标志之一，同时也标志着党已经成熟，标志了她是将要胜利的党。
　　第四，在充分酝酿、反复协商、高度民主、高度集中的基础上，按照选举规则，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新的中央委员会，标志着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巩固。在选举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改正，仍然可入选；二是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削弱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人物都选进中央委员会；三是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集中选出来。七大这种高度的民主，必然使党达到了高度的团结与统一。
　　第五，在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遵循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党自我完善，自我保健的有效武器。毛泽东对党的作风所作的系统概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任何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阐明了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一个整体，是党不断开拓发展并始终保持兴旺发达的原动力。
　　党的七大已经过去66年，但对今天执政党的建设，仍有十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启示之一：一个错误的或不正确的思想的形成发展清算或接受都有一个过程，这是符合认识论的。而要抛弃错误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而要靠长期的认真学习，在思想认识统一的基础上求的行动上的统一。七大的成功，就是之前的七个年头的整风学习奠定的基础。今天，党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要建立学习型政党，就是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经验的借鉴。启示之二，在复杂的情况下，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会不可避免地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问题不在犯不犯错误，而是在实践证明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勇敢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七大会场醒目的一条标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正是我们党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在改正错误中继续前进的法宝和动力。启示之三，既然在前进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就应该不要嫌弃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不是死不改悔者，就应该允许他犯错误，允许他改正错误，给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是七大形成团结大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依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极其重视和善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他号召全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针对有的代表感情用事，不愿意选举犯过错误的人，他在代表主席团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中，强调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当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为了说服大家，他用形象的比喻说，事情就是这样，过去“翻过车”，将来会谨慎一点，而过去没有“翻过车”的，可能变得骄傲自大起来。犯过错误的人更加“可贵”，因为他们想起所得到的惨痛教训，就不会再重复错误。而那些没犯过错误的人，却可能出于自信而容易犯错误。要是这样，车子就非翻不可。我们不能保证谁都不翻车。在他的说服动员下，王明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选举的当天，代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而毛泽东不走，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到王明的票过了半数，才放心地离开了会场。
　　七大的光辉将照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102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⑩《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