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对新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期间，我们党形成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整风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扬和发展整风精神，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实事求是
　　延安整风的核心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这表明，坚持实事求是，不只是讲真话，尊重事实，而且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情况出发，探索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求是”，主要是探索中国革命规律、战争规律和局部执政规律。换句话说，出发点是“实事”，落脚点是“求是”。
　　党的革命斗争常常遇到从好的愿望出发，结果事与愿违的情况。这主要不是品德问题和立场问题，而是方法能力问题和认识规律问题。我们党总体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知之不多。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孕育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其后一段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党的干部革命激情饱满，但革命理性不足，理论准备更不足。毛泽东虽然很早指出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重要性，甚至在中央苏区时期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但这在党内不占主导地位，很多同志照搬照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结果我们党遭受了重大挫折，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苏区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为什么大革命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总体上不缺乏理想信念、不缺乏群众感情，不缺乏艰苦奋斗作风，但还是失败了?就是因为当时党的多数高级干部把握“实事”的水平不高，“求是”——探索规律的能力不强，在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革命时期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不是理想信念的失败和艰苦作风的失败，而在于没有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延安整风之后，我们党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五四精神，通过自我改造，思想得到解放，实事求是的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高级干部自觉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抗战后期，党对战争的一般规律、中国抗战的普遍规律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越来越胸有成竹，之后不断打胜仗，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延安整风使高级干部普遍认识到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最终全党统一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而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上来。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高级干部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集体智慧、集体力量，作出了符合实际的重大决策。正如刘少奇所说：“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就减少了”②。
　　实践表明，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偏离了实际就容易犯错误，而联系了实际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仅靠少数人坚持实事求是还远远不够，必须依靠党的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集体掌握真理，反对脱离实际，党的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党的七大召开时，党中央特别提出“同心同德”。这个“同心同德”，首先是在坚持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同心同德，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实现持久的同心同德。这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内涵，也是延安整风最重要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延安时期共产党的胜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胜利。
　　二、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整风精神的一个突出特征。1941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③。“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④。1941年7月，党中央明确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⑤。1943年党中央又提出：“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又证明着整风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与极端精细的斗争，必须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拿出极大的责任心，负责贯彻到底，并自己动手，以身作则，毫不夸张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务”⑥。
　　中央领导不仅这么说，而且身体力行。比如，整风学习时周恩来作了几天的学习检查，张闻天、博古多次深入检讨，任弼时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十分感人。他对自己评价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⑦。“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⑧。“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⑨。毛泽东还说：“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⑩。有一次，他听到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我提倡做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11)。正是这种带头担责、不居功、不诿过的领导作风，推动了整风的深入开展。
　　党中央领导和党的高级干部带头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的深刻把握和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郑重的标志，本质是通过正确的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达到党的团结。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这一明确目标，而且找到了实现党的团结的有效途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恩格斯曾指出，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列宁也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他还说，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延安整风时全党上下纷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眼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这有利于提醒自己增强忧患意识，防止骄傲自满，避免重蹈覆辙。延安时期正是广泛开展了深刻的、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视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后来总结说：“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12)
　　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延安整风是一次党内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在总结党的历史过程中，全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了思想。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了深刻阐述：“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13)“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4)正是靠着这种宽广胸怀和政治勇气，延安时期共产党人不回避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有效办法。
　　从延安整风整个过程来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精神贯穿其中。从党的领袖、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干部，都自觉纠错，以坦诚无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成绩和不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在政治局会议上，从不同角度对党的历史教训作了分析，并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针对有人以鲁迅为例否认要转变思想的论调，深挚地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明：“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1943年12月，张闻天写了整风笔记，对自己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的“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自我批评，毫不含糊承担应负的责任，对曾经参与的历史事件和与此相关的同志，负责任地一一说明事实真相，客观评价其功过是非。1944年12月，毛泽东给陈毅写信，要求他“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15)。1945年，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说明时，对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作了客观评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6)。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再次肯定了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说：“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17)。在起草讨论历史决议时，我们党也注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8)。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表现为勇于承担责任。对于延安整风中的审干扩大化错误，毛泽东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19)。正是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这种勇于担责的崇高风范，进一步推进了全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党少犯错误。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精神，从何而来?首先来自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将群众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20)其次，注重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凡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观念和措施，及时加以修正。延安时期高级干部见证过革命的惨败和重大损失，渴求革命成功的愿望很强烈，失败后内心有过自责，自我检讨的心情很强烈；他们曾经在路线问题上动摇过、茫然过，但一旦认识到正确的路线和观点，贯彻和执行起来很坚决。因此，他们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领导者，一旦转变思想、自觉抛弃错误观点，就会形成强大的榜样力量，对推动整风、端正党风，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再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辩证看待事件得失并且善于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1)“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22)这些论断告诉我们，共产党员是人不是神，党的领袖和高级干部也可能犯错误，必须自觉修正；人都有长短，要看主流，多看长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有掌握真理的一面。坚持真理，其中就包括肯定、尊重和借鉴犯过错误的同志曾经作出的历史贡献和体现的局部真理，团结各方面的同志。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坚持真理既体现为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服从组织原则，同时也要尊重少数人的真理，“讲真理，不讲面子”。
　　发扬民主，开门整风
　　发扬民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二字是其中的关键词。作为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体现了民主精神。当时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相辅相成，其中党内民主训练和培育了党员干部，并通过党员干部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毛泽东说：“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23)。1942年4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指出：“讨论及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同时并重，不可偏废。只有上面领导，而不启发下面积极性，是不能彻底讨论文件与检查工作的。只有下面的积极性，而没有上面的领导，会使讨论与检查脱离正确方向”(24)。整风期间，一些单位的整风检查委员会的成员组成，除了领导同志外，还选举若干名干部群众参加，这是发扬民主的重要体现。1943年，党中央号召全党“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25)。对此，陈云回忆道：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干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的指名道姓，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在所有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会议上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26)
　　1944年11月，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主动听取意见，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27)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热情洋溢地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你说对了就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说错了也不要紧，说错了还可以让人知道一条错误的道理，所以要实行高度的民主。”(28)由上可见，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形成，同发扬民主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延安整风涉及党内动员、全体党员参与、党内民主讨论以及群众民主监督等环节，它本身是运用党内民主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因此民主生活为延安整风的成功开展提供了很好的组织形式。后来，邓小平对这一精神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29)
　　事实正是这样。延安整风的精神使当时广大党员干部得到锤炼，获得教益。邓力群回忆说：“延安整风对我的影响和教育，终生受益。那历历如在眼前的事情，一直激励着我为党努力工作，而不知老之将至。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的思想在内)的许多本领，是在那个时候造就的。”(30)杨尚昆也回忆说：“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31)薄一波回忆延安整风的收获时说：“通过这次系统的、生动事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们提高了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32)而作为领导过北方局整风的邓小平从党的建设全局角度，对延安整风有过很好的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33)
　　整风精神的时代价值
　　延安整风的成功实践，培育形成了伟大的整风精神。这一精神尽管产生于延安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但整风精神这一珍贵的精神财富并没有过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弘扬整风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实践证明，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延安时期，面对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实际的方针政策，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同样靠的是实事求是。而其中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和挫折，从本质说都是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小康社会目标。但我们肩负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是十分艰巨的、复杂的。面对各种挑战，整风精神仍然是我们强大的精神武器和不竭的精神动力。首先，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需要整风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方法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矛盾和问题，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其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样需要整风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现在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初步的，只能是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前提而已。我们还要面对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发扬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精神，勇于创新的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问政、问需、问计于民，使我们的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群众的要求，稳步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弘扬延安整风精神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的现实要求。建党至今的90年，党员队伍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目前已发展到了7800万人。党员队伍的壮大，一方面增强了党的力量，另一方面，也给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增加了难度。我们不能不排除有少部分党员对党是没有感情的，对党的事业是没有责任心的，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是没有信心的。甚至有少数党员经不住各种诱惑，思想道德素质急剧滑坡，生活腐化，骄奢淫逸，直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党内有矛盾是正常的，也是不可怕的。毛泽东说：“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34)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实践证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最有效方法。要把党内存在的问题遏止在萌芽状态，不使小问题变成大难题，直至影响到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就要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邓小平指出：“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35)事实证明，要保持党的先进性，重要的是保持党员个体的先进性。而党员个体的先进性，主要来源于思想政治和作风品德的先进性，而思想政治和作风又是由党员的思想意识决定的。思想意识的培养又与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是有直接关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思想教育和改造的有效途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增进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是极其重要的，应长期不断地坚持和发扬。同时，今天的世情、党情和国情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刻了解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全面了解当前党的建设的实际状况，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在方法和形式上不断创新，才能进一步增强党的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才能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弘扬延安整风精神是有效应对当前各种困难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环境资源问题等等。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高水平、更加科学的发展，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模式，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但对科学发展观要真正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现实工作，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没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很难办得到的。因此，要有效应对当前遇到的各种困难矛盾和问题，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大力弘扬延安整风精神，这是现实的需要，历史的选择。
　　历史表明，延安时期的整风精神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党员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成为共和国大厦的栋梁支柱和骨干力量。不仅如此，“文革”结束后，我们党恰恰是通过重新恢复和确立延安整风期间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在继承延安整风期间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础上才制定、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我们党实事求是地分析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历次整党整风，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三讲”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全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都强调以整风精神搞好教育活动，都是对延安整风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不仅对新中国建设，而且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是过去和现在的对话。中国共产党今天所进行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延续和发展。延安整风留下的整风精神，随着岁月的推移，对我们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发扬整风精神，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规划处副处长、副教授，中共延安市委党校教授)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68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1097页。
　　(1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
　　(1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1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2页。
　　(2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
　　(2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2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2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240页。
　　(2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2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30)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32)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35)《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