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个不平凡的春秋。90年来，党领导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中华民族焕发了新的生机活力，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开始富起来了、逐步强起来了。在这经纬天地、重整河山的伟大斗争中，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党中央落脚陕北前，在极其困难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对自身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为党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落脚陕北后，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符合中国党建设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使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成熟起来，取得了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经验，汲取其政治智慧，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向前进。
　　一、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欺负过我们，山河破碎，金瓯伤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是世界民族之林所罕见的。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举行了大小数百次革命运动。“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②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主要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件大事，使我国相继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家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三件大事”和“三大历史性转变”，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这一切都离不开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成为历史的真实写照。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60多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使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6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断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和尊重人权。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充分实施下，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丰富的民主生活，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活得有尊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同时，坚持把党的主张转化成国家意志，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这三者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架构和发展方向。
　　在推进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健全和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它保证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这一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现领导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在这个制度中，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中国共产党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坚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发挥政协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毛泽东曾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③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把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协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行使当家做主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和广泛途径。通过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这四项制度，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建立的最闪亮的丰功伟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当今世界，谋发展、求振兴，迈向现代化是时代潮流，是所有欠发达国家的共同愿望。然而能找到实现愿望的正确道路，殊为不易。但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铸就了我们今天的辉煌，更预示着我们未来的光明。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什么别的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振兴中国，才能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出了高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④。这条道路，“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生机。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1952—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679亿元增加到397983亿元(约合6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60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超过8％。特别是改革开放32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近10％，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多。目前，我国粮食、棉花、肉类、禽蛋等主要农产品，以及钢、煤、水泥、化肥等210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均居世界第一。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从1950年只有6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3080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972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847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粮食总产量近年来稳定在1万亿斤的水平，人均占有粮食800斤左右，在人口比1949年增长1.5倍的基础上，实现了人均占有量的翻番。我们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多的人口，创造了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奇迹，也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基础设施快速发展，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发展日新月异。截至2009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8.6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2.9倍，铁路时速也实现了从43公里到350公里的跨越；高速公路从无到有，总长度超过6.5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949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足100元，到2010年达到19109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近20倍；1949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足50元，2010年达到5919元。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0年的35.7％和41.1％。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长。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广泛进入普通家庭，汽车也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
　　教育、卫生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80％，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1.6年。2009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8.9年；全国中小学生全面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事业长足发展，初步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国民健康水平得到全面提高，主要健康指标已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达到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均期望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73岁⑥。这一切辉煌成就，来自社会主义制度，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来自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诚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的：“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探索和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展开，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初步回答了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在继续深化、问答上述问题的同时，着重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我们党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探索真理、把握规律的结果”⑧。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正因为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这个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从容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问题，才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找到了改革开放这个发展中国的动力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⑨。这是对改革开放伟大作用的高度概括和评价。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追赶时代前进潮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跃上了新的水平。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的目的概括为三句话：“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⑩经过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洗礼，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们党昂首阔步走在了时代前列。
　　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成果，就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积累形成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七大把这“十个结合”称之为“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11)这“十个结合”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党90年来使中国相继实现的“三大历史性转变”，执政60多年尤其是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关键在党，在于党的建设的成功开展，在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继承、发展和成功运用。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创始人。他们在领导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在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第一国际、帮助欧美各国建党及领导第二国际的革命实践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1．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伟大解放，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中，并同社会主义相结合中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自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最初只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斗争，如破坏机器、怠工、自发罢工反对个别资本家等；斗争的目的也很有限，只是为了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工人的自发斗争，往往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破坏机器不能阻止机器的使用；举行罢工，资本家常常把警察请到工厂进行镇压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把它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由自发走上了自觉。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2)工人阶级只有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才能把本阶级力量组织起来，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才能制定正确的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提出具有长远意义的斗争目标，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公社失败的原因，认为最根本的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公社领导成员中多数是布郎基派和蒲鲁东派，这两派虽然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使公社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导致了公社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这一沉痛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3)马克思、恩格斯将此作为第一国际《共同章程》第七条附则，使各国工人运动共同遵守。
　　2．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最坚决、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
　　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反复强调和着力阐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首先，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和意志，为工人阶级的翻身解放而斗争。在全世界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14)这里所说的“特殊的原则”是指宗派的原则，就是说，共产党人不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宗派利益，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利益，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5)共产党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16)其次，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7)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高度及共产党人在这个解放斗争中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表现，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有机统一，是党的性质的本质内涵。共产党惟其是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实质；惟其具有其他任何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才能实现解放无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
　　3．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行动指南
　　19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18)共产党以这个理论为指导，才能了解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所以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19)这个新的科学的观点，“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20)。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一再申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1)就是对《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经典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他们强调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方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4．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的纲领是党诞生和发展成熟的标志，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是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制定一个明确而积极的革命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2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24)。“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并对实现党的纲领的基本步骤作了明确规定：“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6)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7)实现党的纲领，必须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党的策略原则，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8)同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实行联合时，必须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
　　5．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与其性质和纲领相一致的组织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要与党的性质和纲领相一致，以便使党的组织建设服务于党的纲领和斗争任务。他们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摒弃了当时流行的“密谋独裁”和“绝对自治”的组织形式，创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尚未提出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原则充分体现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国际《共同章程》等文献中。这些文献规定：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一律平等，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权讨论党内重大事务，有权批评党的任何领导人；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员都由选举产生，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领导人员；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决定修改党章和党内重大事务，对全党工作发指示信件、发表宣言、指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和下届代表大会开会地点，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总委员会)是党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对全党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并同下级组织保持经常联系；下级组织要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所有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服从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吸收党员要有严格的入党条件和组织程序，支部要对所吸收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尽管这些方面还不像今天这样完备，但它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组织纪律起到了奠基作用。
　　6．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9)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和资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都成为国际性的。特别是无产阶级，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受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它的民族独特性已经消失。“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30)《共产党宣言》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结束语，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但他们的建党学说，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无疑具有开创先河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曾概括了列宁创建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学说的特点，即“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所谓新的党，主要是指列宁建立的党和建党学说具有新时代的特点，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党和建党学说，因而列宁建立的党和建党学说被称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建党学说。所谓战斗的党，是指列宁建立的党和建党学说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论战、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饱含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所谓革命的党，主要是指它不是像第二国际后期的党走改良主义道路，而是坚持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写进党的纲领，具有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性特点。
　　列宁建党学说有以下主要内容：
　　1．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
　　这是列宁就党的性质而言的。列宁认为：“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31)这种先进部队主要是由两个根本条件所决定的：一是党是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体，这是决定党是先进部队的组织基础。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32)。所以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十倍，一百倍或者更多。二是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列宁指出：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33)。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列宁有两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4)正因为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集合点和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决定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
　　2．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
　　列宁建党学说一个突出特点在于，非常强调组织的重要作用。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就是对这一特点的高度概括。列宁认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他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35)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二大上，列宁坚持把“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作为党员必备的条件之一，批评马尔托夫“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36)。列宁提出党是有组织的部队，就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党组织起来。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四大上，根据列宁提议，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上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参加共产国际一个重要条件写入大会决议，明确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37)从此，民主集中制就成为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3．党是无产阶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
　　列宁用这句话表明党对人民群众、对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形式进行领导。“最高形式”这一概念的提出，其实质在于强调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仅组织了自己的政党，而且组织了如工会、合作社、青年团、妇女团体、议会党团、国家机关和军队等组织形式。党与这些组织的关系是什么呢?列宁明确指出：党是无产者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就是说党应该领导工人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形式。在俄国党内，曾经出现过几种关于党和工会关系的不正确看法。有的认为工会可以“独立”于党之外，有的认为工会可以“中立”，不必接受党的领导，等等。列宁坚决反对这些错误的观点，明确指出：“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38)。工会如果脱离党的领导，就会走上工联主义的道路。列宁认为，党作为工人阶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除了要领导工人阶级的一切阶级组织形式之外，还要对人民群众进行领导。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39)
　　4．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必须坚持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夺取政权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执政后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不是所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都是正确、明确的。十月革命胜利后，无论党内或党外，都有人攻击布尔什维克对国家社会生活的领导是“一党专政”。列宁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如果以为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一党专政”，那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基地。”(40)列宁坚决批评了党内一些人提出的把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错误主张，认为这是一种否认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列宁进一步指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41)当然，列宁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列宁认真研究了如何正确划分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职责。他说：“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强调“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42)。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总的领导”，就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而不是不分巨细地包揽一切。
　　5．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革命需要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执政后领导国家建设，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列宁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43)。如果只靠共产党的双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因此，列宁认为：“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44)列宁还清醒地看到，由于党的地位的变化，党掌握着国家权力，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列宁指出：“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45)列宁认为：脱离群众的主要根源是官僚主义。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6．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必须注重提高党员质量，纯洁党的组织
　　党员是党的细胞和行为主体。列宁建党学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非常重视提高党员质量，尤其在党成为执政党后，列宁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列宁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46)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力量和作用，不取决于党员的数量而取决于党员的质量。为此，列宁建议，必须规定更加严格的入党条件，并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入党对象，实行入党预备期。入党介绍人要对新党员违反党纪行为承担一定责任。如果新党员有违反党纪等等情况，介绍人应受纪律处分，如果他们在介绍新党员时一再采取不谨慎的和轻率的态度，就要受开除党籍的处分。列宁反复强调：“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的，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47)为了对共产党员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列宁提出“党员犯罪加重判处”，“法庭对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48)。此外，列宁还常用组织清洗的办法来纯洁党员队伍。列宁在世时，俄共(布)进行了三次清党。1921年，一次就清除了17万人，占当时党员的25％。经过几次清党，党员人数减少了，但质量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增强了。
　　列宁建党学说产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相比，列宁建党学说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深化内涵，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中的萌芽思想作了深刻的阐发和具体展开的论述，使其内容更加丰富；二是扩展外延，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中没有涉及的内容，作了许多新的添加，尤其是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是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中所没有的；三是修正观点，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俄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49)。
　　三、中国共产党落脚陕北前对自身建设的艰辛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党的建设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创新。这种创新，既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理指导下进行的，同时落脚陕北之前党对自身建设的艰辛探索也起了基础性作用。
　　(一)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及党的性质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后，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探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其中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1920年6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一起，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后改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继陈独秀、李大钊之后，毛泽东、蔡和森在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也作出了杰出贡献。蔡和森1920年初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他翻译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小册子，包括共产国际文件和《俄国共产党大纲》等建党著作。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在中国，“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50)。共产党应该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51)。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认为蔡和森关于在中国建党的来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进一步指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并告知陈独秀已在国内开始建党活动(52)。在毛泽东的筹划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冬诞生，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此外，武汉、广州、济南等早期共产党组织先后建立。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积极探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事宜。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等主张。要实现这些目的，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53)。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北京的《劳动者》、广州的《劳动者》、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长沙的俄罗斯研究会等，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划在中国建立共产党。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帮助下，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在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着50多名党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等。这个纲领虽然没有准确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但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二)对民主革命纲领及党的组织建设的探索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条件极其成熟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争中去。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敌人。这个文件，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奠定了基础。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大会宣言》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54)《大会宣言》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二大宣言还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改革，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织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转变(55)。
　　二大在制定党的纲领的同时，重点研究讨论了党的组织建设，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这些文件，进一步阐明了党的性质，指出：“我们的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56)大会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提出“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必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决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57)。大会还规定了党的组织纪律，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58)。为此，二大提出了加强党的纪律的具体措施：从中央到地方要有严密的组织体系，“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党员在行动上接受“军队式训练”；党员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要表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党员的言论和行动必须是党的言论和行动等等。这些规定，与一大党纲(一大没有制定党章)相比，它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四大则从理论上提升了对组织问题的认识：“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59)这是建党以来对组织问题的一个新概括。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成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
　　(三)对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探索
　　坚持无产阶级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60)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相联系，四大还提出了加强工农联盟及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实行领导的问题。大会认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
　　党的四大闭幕不久爆发的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又一次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却充分表现出它的两面性，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再次尖锐地摆到中国共产党面前。刘少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61)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软弱退让，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62)。然而这些正确的观点，正如李立三所说的，“并没有引起全党同志的严重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内的机会主义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63)。由于思想认识的不足，陈独秀等人在大革命中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认为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64)，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这段历史教训，认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65)
　　(四)古田会议对中国党建设道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产生、发展起来的。在欧洲工人阶级中建党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可能为中国在农民革命分子中建党提供现成的答案。中国党的建设，只能依靠党自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党的建设道路。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为此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农民革命分子入党。大量农民革命分子进入党内后，带来了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身处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线的毛泽东，深感“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66)。为此，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初步对自身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1929年，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对于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及其危害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把红军及红四军党组织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归纳为八个方面，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毛泽东指出：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67)
　　怎样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呢?毛泽东坚持从中国党建设的实际出发，他不是用当时党中央所主张的扩大党内工人成分的办法(在当时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而是用思想教育的办法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
　　第一，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68)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要求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决议还批评了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军事好就是政治好，或者以军事指挥政治，“司令部对外”等单纯的军事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69)。对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科学规定，为加强红军党的建设提供了前提和指明了方向。
　　第二，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把思想教育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地位。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70)党内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71)。决议列举了党内教育的十种材料，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等等，并提出十八种教育方法。党内教育的重点是要克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因此，“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72)。开展党内教育的武器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决议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开展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因此，“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73)。
　　第三，古田会议决议探索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古田会议前，红军在三湾改编时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决议专设“党的组织问题”一章，系统阐明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决议认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要求“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提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74)在党的组织健全之后，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经过详尽讨论后必须坚决执行(75)。决议严肃了党的纪律，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76)决议作出这些规定，奠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雏形。
　　第四，古田会议决议要求提高党员质量，严格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党员质量直接决定着党的战斗力。决议严肃批评了以往采取拉佚式发展党员的错误做法，指出：“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77)决议提出发展党员的条件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78)决议要求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入党。“介绍人首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需的介绍手续。”“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对于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79)。决议要求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还要担负党员教育的“重大责任”。支委会及支委以上的各级党部，都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学习、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要“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是要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80)。
　　总体上看，古田会议决议集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自身建设道路探索的经验和水平，为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此后，党的建设在长征途中曲折发展，特别是遵义会议上党内生活出现较大的变化，一些负责同志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所有这些，为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创新和发展打下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一句话，落脚陕北之前，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但是，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建设没有积累多少经验，因而在探索中出现了一些曲折和失误。这主要是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理同中国党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教条化、神圣化，致使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遭受挫折。这些不足，在党中央落脚陕北后，通过延安整风，得到有效的克服。
　　四、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邓小平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8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创新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提出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加强党的建设
　　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揭示的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来的建设经验，提出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82)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因此，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83)毛泽东还深刻分析了“三大法宝”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84)后来毛泽东反复强调：“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是我们“宝贵的经验”。(85)“三大法宝”，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共产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
　　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为指导，来建设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沿海沿江大城市敌人统治非常严酷，工人阶级无法自由地进行革命活动，只好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党要立足农村领导革命，必须向农民革命分子敞开大门，吸收他们入党，壮大党的力量。但是大批农民革命分子入党后，又带来农民小生产者思想意识同党的无产阶级化的矛盾。毛泽东身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线，尤为清楚地了解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大量涌入给党的建设带来的诸多影响。他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86)党中央到陕北后，由于要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又大量从工人阶级以外的阶级成员中发展党员，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通过对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教育，把他们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道路。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核心是要解决共产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在党内“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87)。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人，毛泽东尖锐提出“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88)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方针的进一步实施，克服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促进了党的先进化进程。
　　解决党员思想入党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加强党性修养。1939年7月，刘少奇向党员干部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党性修养，修养的内容、要求、途径和方法。1941年7月，党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提出了具体要求。此外，任弼时的《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丰富了党性修养内容，推动了党性修养的深入发展，从而把党的思想建设推向了一个新水平。
　　(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列宁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及民主与集中的相互关系尚未来得及探索。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基本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上，界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提出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89)。他还说，刘少奇把它概括为“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我跟他交谈过，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90)。1937年10月25日，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第一次阐明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他说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91)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我们党历来就讲民主，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不够民主。我们党历来也是讲集中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集中得不恰当或者集中不够。民主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集中也要很高程度的集中，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的，但是可以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两个带着矛盾性的东西的统一。”(92)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教训，毛泽东提出民主集中制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民主集中制上升到党内生活规律的高度，指出党是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依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93)。
　　党的组织建设中两个关键性建设，就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94)毛泽东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95)，也是“德才兼备”的标准。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发挥模范作用。“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96)建设好这两支队伍，就能提高党的战斗力，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四)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97)这三大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其实质是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98)。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99)怎样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呢?毛泽东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100)
　　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决定的。毛泽东有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1)“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102)他要求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他反复强调：“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103)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在延安，人们常用鱼水关系比喻党群关系。毛泽东对此却有更深一层的解释：“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104)正因为我们党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才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们党真正的优势。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解决党内矛盾，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端正党的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毛泽东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05)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毛泽东认为，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106)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有益格言，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康发展。
　　(五)创造了用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的新途径新方式
　　“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107)这是毛泽东对整风运动的高度概括。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都没有提出用整风的形式来加强思想教育，解决党内矛盾。整风形式能为我们党所创造，完全是由于我们党内的特殊矛盾(即：大批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入党后带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所决定的。对于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既不能用限制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入党的办法来减少，也不能用俄共(布)清党的办法把他们清洗出党，只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教育，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把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诚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说的，“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更大地开展党内的思想教育”(108)。
　　在整风中，党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109)毛泽东反复强调：“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110)这是造就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于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多次评价说：“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111)通过延安整风，我们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成熟，为顺利召开党的七大，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体现了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坚持从国情、党情出发，具有丰富的创造性。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复制和简单套用，而是结合中国党建设的实际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遇到过的崭新课题，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工人阶级中建党的经验，显然是不能解决中国党建设的特殊问题的。党中央落脚陕北之前，照搬俄共(布)在工人阶级中建党经验，在党内推行的“党员无产阶级化、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的建党路线，实践已经证明是不成功的。落脚陕北后，党必须摆脱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指示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羁绊，走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党的建设的新路子。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揭示了党的建设是要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这一规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完善、发展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概括党的三大作风，创造了整党整风的形式等，在马列建党理论及苏联建党经验中是找不到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党实践中的伟大创新。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创新，就没有延安时期独特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命题，其中就包含了创新的深刻内涵，实际上成为创新的动员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号召和指导下，解放思想和创新成为延安时期的时代特征，从而也成为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突出特点。
　　二是坚持用先进理论武装全党，具有突出的先进性。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为人民所拥护、被历史所选择，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最根本的是具有其他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纲领和革命路线，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理论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决定因素。延安时期，党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来之不易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集中体现在：思想理论上，党坚持用人类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这个历史性结合中，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成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成为全党的共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使党的先进性建设跃上了一个新的水平。在纲领路线上，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纲领路线。在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国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党适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党又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12)的总路线。党的纲领路线，是党在政治上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在组织上，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党的作风上，坚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使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党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为基本内容的延安精神，更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概括的：“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最能看清前途”(113)的革命政党。
　　三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生命之基、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揭示了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本质，从而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进了党纲党章。在延安，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共产党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共产党的行动和政策，要适合人民的需要；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14)，成为延安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懈追求。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讲《为人民服务》，他本身就是人民的公仆，身负全党使命，工作日理万机，还亲自下地种菜，推碾子碾米；他写《愚公移山》，他本身就是当代的愚公，坚持每天挖山不止，搬掉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其他中央领导也像毛泽东一样，“甘为公仆耻为官”。群众是“根”，民心是“魂”。正是延安时期党和人民一家人、一条心，才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不论过去和现在，人们之间流行的一句话是，延安革命根据地政权“是陕北人民用小米哺育出来的”。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访问延安后，把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群众鱼水般的关系称为“东方魔力”。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后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就连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也为延安的党群关系所折服、所感动。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在延安这个穷乡僻壤打败拥有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的秘密之所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中”(115)，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经验的历史价值是永存的。在新的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既要借鉴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又要紧密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④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⑥ 本节在写作中参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发表在《求是》杂志2010年第19期文章《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2009年9月1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文章《民族振兴的壮丽诗篇，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的观点和数据。2010年的经济发展数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3月1日。
　　⑦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⑧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求是》2008年第7期。
　　⑨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⑩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O—311页。
　　(31)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页。
　　(32)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项。
　　(33)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34)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312页。
　　(35)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526页。
　　(36)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3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38)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39)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40)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126页。
　　(4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624页。
　　(42)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43)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53页。
　　(44)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45)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4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4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48)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49) 本段在写作上采用了龚育之、石仲泉的观点，参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50)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51)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1页。
　　(52)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5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54)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55)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5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5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7页。
　　(5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1页。
　　(5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
　　(6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333页。
　　(6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62)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6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64)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页。
　　(6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O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67)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68)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69)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70)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71)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72)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
　　(73)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5页。
　　(74)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75)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76)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77)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78)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79)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80)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8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8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8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8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8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8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8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8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876页。
　　(8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90)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
　　(9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页。
　　(9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页。
　　(93)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
　　(9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9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9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9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9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9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0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10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10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103)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10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页。
　　(10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106)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10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10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0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828页。
　　(110)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11)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1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113)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1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115) 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