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历来重视干部的培养和干部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①过去张国焘实行“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企图另立中央，最终走上了叛党出逃的道路，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②“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③
　　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同时还应当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和“五湖四海”的原则。
　　什么是“德才兼备”?毛泽东认为，“德”就是“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不谋私利”，“才”就是“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强调二者应当“兼备”。
　　陈云也认为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并将其具体细化为四条。一是要“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就是领导者要有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二是要求领导干部要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先了解群众，帮助群众，群众才能帮助我们。他告诫领导干部不要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要尊重他们。三是在业务方面要“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忠于职守，必须能独立工作但又不是拒绝上级的领导，并希望领导干部要有进取心，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进行学习，单凭实践经验是不够的。四是要求领导干部要守纪律，他强调纪律是保证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武器④。
　　概括起来说，干部选拔应坚持德才并重，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相统一。
　　对于“五湖四海”的原则，一方面，延安时期，面对来自全国各地、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建设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需要坚持这一原则；另一方面，自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干部队伍的问题上存在错误的指导思想，过于注重工人出身等阶级成分，使得许多非工人出身的优秀干部未能参加中央工作。而被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出的工人出身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非但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更在1931年6月被捕后背叛了革命。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党逐渐认识到社会成分不应当成为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或唯一的原则，纠正了干部工人化政策的片面性，主张在选拔任用干部上，应避免片面化，注意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培养和吸收干部，并善于从部队、学校、工厂等不同地方发现干部。
　　延安时期，由于党坚持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才获得较为全面的发展，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党的七大选举出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其选举原则充分体现了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七大在选举中坚持了三个原则：一是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是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中央委员会；三是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集中选出来。根据这些原则，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一个由各个地方、各个岗位、各种经历的优秀人物汇集的、有威信的空前团结的领导机构⑤。
　　随着“任人唯贤”干部路线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较为具体的干部政策。
　　第一，坚持全面考察识别干部。毛泽东认为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⑥。陈云也认为，“了解人的时候，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⑦，是不能对干部有一个根本的全面的认识的。他以毛泽覃的事例说明：“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⑧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在江西苏区工作时曾经有人说他犯过错误，好多人便认为他不能用，后来因为扩大红军需要地方干部才将他派了出去，结果毛泽覃把任务完成得很好，人们又把他抬得很高。而当他再次去做扩大红军的工作没有取得好成绩时，大家又说他不能用了，最终严重打击了毛泽覃。
　　陈云在总结干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干部是制定干部政策的基点，考察识别干部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必须区别好坏，了解优点和缺点”，其次，“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结论应该是不可反驳的。切忌以主观的推测为根据。不单看言论和态度，主要看本质和实际。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不决定于家庭，决定于个人。不怕复杂的社会关系”。再次，“必须对党对干部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疏忽大意，不能冤屈好人”。第四，“必须采取正当的方法，切忌耍手腕。”最后，“必须做出符合实际的书面结论”⑨。
　　第二，确立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双重干部管理体制。延安时期，党管干部的原则进一步得到确立。1937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要求在政治部(处)主任指导之下设组织部(股)，“专负党的工作和干部的审查与政治干部的配备之责”⑩。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明确规定，区委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要分设组织部等各部办事，其中组织部负责“管理组织的发展，党员登记，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及征收党费等”(11)。1942年中共中央明确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之后，各级党委直接指派干部和分配行政干部的做法就更加趋于制度化。
　　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之下，党在干部工作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双重干部管理体制。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2)，它的干部管理体制是双重的。地方领导干部既受上级政府及党委管理，又受同级党委管理；一般干部既受本级政府人事部门的管理，又受上级政府人事部门的管理；各部门的干部既受本级政府的管理，又受上级业务部门的管理。各级政府的主要行政领导和政府内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主要是通过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政府各部门的一般干部或工作人员由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直接挑选和任命。此外，除各级政府实行双重管理外，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在管理上也是双重的。
　　第三，规范选拔任用程序，推行选任制、聘任制、任用制等干部任用制度，建立干部交流制度。延安时期党对干部的选拔任用程序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1940年8月14日，中央组织部在《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中提出，干部的选拔任用要由干部科根据自己的考察结果向党委和政治部提出意见，党委和政治部在调动和配备干部时要尊重干部科的意见。11月7日，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干部工作的第三号指示》，对干部的选拔任用程序作了相应的规范，比如对连、排、班级别干部的任用，要先由支部提出意见，后经旅、团级军政委员会讨论，提交由旅团级首长委任。11月29日，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指出：“提拔干部是经常的有步骤的工作。要有准备，预先审慎考虑过的才提拔。”“先从日常工作中认识之，证明能胜任较繁重的工作；尤须于斗争中考验之，证明政治坚定，主动得力，作风端正。”(13)
　　延安时期，在各根据地的各级行政干部的任职方式上采用了选任制、聘任制、委任制方式。比如，各县的正副县长由县的参议会选举产生，再由上级机关批准；各级参议会的参议员除了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外，也可以聘请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担任。而对于干部的任职采用任期制，要求干部能上能下，对于配备的不恰当的干部，“就及时地调换这种不恰当的干部，用称职的恰当的干部代替他们”(14)。
　　由于延安时期根据地环境相对稳定，一些干部出现了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影响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1943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干部交流的决定。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要求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并提出干部的交流“应把自己最好的干部调出来，反对本位主义，借交流之名，以坏干部换好干部，或者只要人家交流，而自己则一毛不拔，应识大体顾全局，对本位主义的应严加纠正”(15)，从而能够从工作中更好地培养干部，加强部队的干部工作，提高党的战斗力。
　　第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大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由于“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虽然经过瓦窑堡会议的纠正，但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仍然存在偏见，还有不少干部仍然用“左”的观点去看待知识分子，还存在着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为此，193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要求“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16)。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该决定还提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17)12月6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要求“澈底纠正一切排斥与拒绝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军队的倾向”，“就地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军队”。(18)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政策的指示》，明确规定，对待工程师、医生、技师、军事家等专门人才的选拔标准是他们的专业学识而不是他们的政治认识。这些政策转变了中国共产党排斥知识分子干部的态度。在中央的要求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开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使得党的干部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分子干部的比重大大加重，党政机关和部队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获得了大大提高，弥补了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不足。
　　在大量吸收和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重视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教育引导工作，发挥其长处，克服其缺点。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干部，则应培养自己实事求是的观点和群众观点，去掉唯心观点与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观点，并努力去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19)
　　第五，强调在群众斗争、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干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要通过实践培养教育干部的任务：“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20)延安时期，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培养干部。1942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与使用的决定》提出，对于很少或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包括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的干部都要求调去参加下层工作，同时适当吸收有下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参加领导工作。9月17日，《总政治部关干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也强调，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是培养知识分子成为优秀干部的重要关键。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党的干部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累了实践经验，培养了一批能文能武的优秀干部，对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开展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教育和培养干部是延安时期干部队伍建设一大特色。延安时期，在职教育是培养干部的重要形式。自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机关、军队、基层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掀起了干部学习的热潮。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闻天为书记、李维汉为副书记的干部教育部，专门负责这一工作。1942年2月28日，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21)，从而确立了在职干部教育第一的战略方针。
　　延安整风是全党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干部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学习，一大批干部迅速地成长起来，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政治觉悟、工作方法、领导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大力创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和培训班是延安时期干部培养的又一重要形式。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不久，就在瓦窑堡恢复了中央党校。之后，又创办了红军大学等学校。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在延安及其周边地区创办了大量干部学校，比如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都是当时创办的，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干部学校系统。
　　为了加强负责干部对学习的指导，中央规定，学校所在地的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地到学校作报告，能够讲课的必须讲课。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不仅亲自出任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与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一起发起成立了“鲁艺”，同时还经常到中央党校、抗大、马列主义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为学员们授课，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一些名作，如《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来自毛泽东在干部学校和干部会议上的讲课、讲话，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中的名著。在抗大总校成立后的3年时间里，毛泽东曾22次到抗大讲话、作报告，4次为抗大题词，其中1938年3月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为抗大的教育方针。毛泽东还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训。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也经常到干部学校上课交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同时，延安时期还注重对少数民族干部和妇女干部的培养。1937年中央党校开办了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1939年又开办了回族干部训练班，陕北公学成立了民族部。1941年，中央创办了民族学院，通过这些机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这一时期，中央相继发出了《妇女工作大纲》、《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指出要重视对女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并通过延安女子大学等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妇女干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一批各级各类学校，加大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也是为干部继续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仅抗大在各抗日根据地就设立了“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1所附设中学”(22)，培养了10万余名军政干部。从延安走出的干部，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的成了将军、元帅，有的成了理论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他们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④ 参见《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21页。
　　⑤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⑦ 《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⑧ 《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⑨ 《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1页。
　　(12) 自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一直驻在这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干部管理体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13) 《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14)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3页。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19页。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19)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页。
　　(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22)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