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作风，即所谓党风。党风是一个政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行动上的反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长期革命实践和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作风。这主要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在延安时期伴随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和整风运动的成功开展而形成的。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而且成为我们党兴旺发达的重要动力，成为领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
　　一、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优良作风的根本要求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认识和实践相统一。它要求共产党员研究问题，开展工作，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①。历史证明，什么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得好，党的事业就健康发展、胜利前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②
　　(一)延安时期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形成的历史环境与条件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是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形成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在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究竟如何举这个问题上却经历了长期艰难的探索。刘少奇曾指出：“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③中共中央完成长征落脚陕北走进延安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过程中，成功解决了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诠释和文化解读问题，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正确方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使党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理论上的成熟又是政治上成熟的前提。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理论创新巨匠，在陕北简陋的窑洞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博览群书，艰辛探索，奋笔疾书，写下了卷卷雄文。《毛泽东选集》1至4卷收入毛泽东的著作159篇，其中在延安13年中撰写的多达112篇，占到70％以上。《毛泽东文集》共8卷，收入其著作共802篇，其中在延安写作的达385篇，占到近32％。《毛泽东军事文集》共6卷，总篇数为1628篇，其中在延安写作的达938篇，占到50％以上。经过整风运动到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表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思想解放和思想统一的双重任务。刘少奇《论党》的报告，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④。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⑤
　　从延安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要发挥精神变物质的力量，非要有一个理论与国情、现实相结合的过程，否则不仅不能结出美好的果实，反而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现象，成为阻碍革命前进的绊脚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不照搬苏联模式的道路，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及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和拓展。历史表明，毛泽东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凝结和理论概括，因而也成为全党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形成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的旗帜与典范。
　　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生动丰富实践和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形成的实践基础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党通过对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历史比较，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认识更加深刻，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引领中国革命航船的航标和灯塔，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的党的建设规律，坚信只要遵循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党的建设，就一定能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发展、壮大，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党就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认识到无论是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前进目标，或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等，都必须符合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各项党建工作的部署、安排、检查、落实，都必须把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决不能违背或偏离党的政治路线，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实际效果是检验党的建设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正因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住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两大规律，形成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全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怎样建设一个坚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性课题，开拓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卓有成效地推进党的建设新境界，为作风建设理论走向成熟提供了客观条件。可以说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成功解决，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进革命结出的胜利之果。同样，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的紧密结合，成功破解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时代课题，就难以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领导革命走向成功的伟大实践。而所有这些历史性成就创造的思想基石，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以往培育形成的优良作风的继承与发扬是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形成的直接渊源
　　近代中国面临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两大历史任务，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则是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开辟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的新时代。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程中，党始终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成为捍卫民族利益的脊梁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柱石。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践中形成宏大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培育出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事业紧密相连的独具特色和魅力的系列精神财富。在延安时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实践中就已经形成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创业、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敢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和以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为主要内容的长征精神。这些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直接来源，而延安精神则是对这些革命精神的外延拓展与内涵深化。精神是内化在作风中的灵魂，而作风则是精神的外在反映。从一定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就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培育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如果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固有的教条，没有勇创新路的气概，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开辟；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结束“左”的错误统治，就难以以独立自主、不屈不挠、毫不畏惧的意志和品质，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在延安时期，正是在传承以往形成的优良作风基础上，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环境中，党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清醒地判断中国革命面对的国际国内政治局势，把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纲领的依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干成了看起来干不成的伟大事业，使“几乎不可想象的”胜利变为现实。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风的成功实践
　　1．在思想理论上从认识论的高度正确解决了理论与实践二者的关系
　　首先，明确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⑥正确的理论必须经过实践检验，也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理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因此要实现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实践作为沟通的桥梁。人的正确认识不仅是从实践中来，而且要回到实践中才能得到发展。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在意识本身的范围内是得不到证明的，客观事物本身也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它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认识的是与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得以解决。
　　其次，科学揭示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认识规律。毛泽东指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⑦毛泽东的论述科学阐明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及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感性认识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初级阶段，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在掌握大量感性材料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内的改造制作功夫，就能达到对事物全面的、本质的和内部联系的认识，这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而理性认识还必须回到革命实践中去，即实现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因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却不用它指导实践，而是放在那里空谈一气，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运动在认识论上的升华，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问题，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为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形成并进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一切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正如张闻天所讲：“客观的实际，并不因为我们的‘熟视无睹’，我们的不理会或不承认而消极退休。相反的，我们愈是不理会它，愈是不承认它，它愈是积极的同我们捣乱，使我们到处碰钉子，到头来只弄得我们头破血流，家破人亡。我们在很久的时期内，简直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一样，受了这许多痛苦，还不知道这钉子从何而来。只在经过许多牺牲与损失之后，经过毛泽东同志许多次的指出以后，我们才开始觉悟到，这钉子是客观的实际的钉子，如果我们再不理会它，再不承认它，我们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⑧
　　再次，深刻回答了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不仅遭受了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而且更遭受了连续三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第三次“左”的错误统治党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大、危害更烈。究竟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是从本本里来还是从实践中来?究竟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事实表明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⑨党旗帜鲜明地把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作为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⑩
　　2．把调查研究作为实现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中心环节。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11)而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
　　首先，延安时期进一步丰富了调查研究的思想和理论。为了真正从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高度认识理论联系实际的极端重要性，彻底冲破主观主义的土壤和温床，中国共产党以调查研究为武器，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基础上，使调查研究的理论更加系统化。一是认识到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毛泽东早就强调：“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2)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强调：“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13)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毛泽东不仅从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和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层面强调调查研究问题，他还特别指出：“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14)二是阐明正确的决策来源于调查研究。系统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关在房子里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打不出什么好主意的。只有通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吃透客观情况，把握其中的规律性，才能做出正确的决议和指示。毛泽东指出：“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15)三是强调调查研究是转变领导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基础一环。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指出：“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16)这才是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只能危害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四是提出了调查研究应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毛泽东指出：“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7)那么，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调查研究呢?这就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要甘当小学生，真正联系群众，和群众做朋友；要下马观花，不能蜻蜓点水浮在表面；要突出中心、抓住重点，善于抓典型，解剖麻雀，避免胡子眉毛一起抓；要做好准备，有调查纲目，学会开调查会的方法，等等。这些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理论，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提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与水平，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优良作风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其次，延安时期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脱离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阐明解决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是调查研究的同时，在实践中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1941年3月，毛泽东把他在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农村调查》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跋，在延安出版。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决定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下设党务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全面研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中央调查研究局的设立，为全党全面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在此期间，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还向全党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还对调查研究的具体办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当时的延安，从中央机关到地方组织，先后成立了各种类型的调查团，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1942年1月26日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和晋西北的兴县进行了一年半的实地调查。张闻天调查研究结束回到延安后，向中共中央写出了此次调查研究的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一书。在书中他深切地告诉大家：“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18)他认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所以决不要梦想，以为一年半载的工作，就可使自己有了实际，联系了群众。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19)调查团写出的《米脂杨家沟调查》一书是当时延安调查研究成果的一个代表作。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组成30多人的考察团，他们赴绥德、米脂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写出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材料和调查报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蔡树藩、于光远、彭平三人合著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于1942年9月在延安正式出版。该书对绥德、米脂两县的农业生产概况、土地变革历史、土地分配现状、土地租佃关系、土地变动及趋势、土地纠纷、农村阶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该书是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的代表性调研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延安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广度和深度。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20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1943年1月下旬回到延安，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提出了改进政府工作的一系列意见。中央青委和中央妇委也都组成调查团开展调研活动。八路军政治部成立了100多人的战地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中央党校组织党员到延川等地进行调研。当时文化宣传和研究领域也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由艾思奇任主任的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积极转变研究风气，对于中国哲学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艾思奇在对“五四”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的思想文化界的发展和现状进行详细调查基础上，写出了《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于1941年8月20日在延安的《中国文化》上发表。毛泽东本人在百忙中挤时间针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面临的困难进行调研，提出一整套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就是调研成果的集中体现。这些调查研究活动的开展，不仅为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实施正确领导和作出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全党上下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4页。
　　⑤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十六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⑧ 《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7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8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14)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16)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790页。
　　(18) 《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19) 《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