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人民夺取解放斗争胜利的工具。这就必然要求党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也只有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党才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和道德观，系统形成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及其群众工作方法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党形成了如何代表人民利益和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准则。在延安时期这些主张和准则更加完善和成熟，并且在实践中同人民群众建立起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关系。正因为我们党有了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并在政治上代表他们的利益，才能够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事业，获得人民群众的信赖、爱戴和拥护，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强大敌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首先，延安时期党明确提出并进一步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提出来。他在信中对陈伯达的文章《孔子的哲学思想》写下这样的意见：“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①这是目前从毛泽东的著作中能见到的最早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论述。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一切文艺工作者要为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使我们的文艺成为“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②。1942年10月在延安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在会上为二十二位先进模范人物题词，充分体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如“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谋福利”、“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等等。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备团为追悼张思德的大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演讲内容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速记室主任张树德做了符号速记，后来李克农要罗青长和许立群两个人整理毛泽东这个讲话。他们一字一句整理出来后，在中央警卫团团报《战卫报》上登出。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第一版报道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摘要发表了讲话内容。当时，报道题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1953年，这篇文章以《为人民服务》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泽东在演讲中开宗明义地强调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个演讲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党、我军一切革命同志的普遍要求与行为规范。1945年七大召开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深刻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内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观的确立，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的根本体现，是由我们党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以及伟大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决定的。从政治取向上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动体现，反映了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活动，都是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根本政治标准和价值选择。从道德修养上看，它是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批判继承，科学回答了共产党人的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等根本性问题，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无私奉献、廉洁奉公的道德品质和价值体现。
　　其次，延安时期党系统形成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一大法宝。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③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报告中讲，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④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载入党纲和党章中。与此同时，我们党还形成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一系列群众工作方法。这些为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并且充分体现在延安时期党制定的大政方针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中。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深入实际、力戒空谈的工作作风
　　工作作风直接关乎党的形象，也直接反映着党的形象。人民群众评价一个党主要是看其路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他们的利益，看党员干部是否真心实意为他们服务，看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所展示的风貌。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掌政权的实践中，始终把培育优良的工作作风放在重要位置上，形成了一系列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好传统。
　　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是党对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基本要求。赢得人民就赢得胜利。基于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深刻领悟，毛泽东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⑤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和边区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联系群众。毛泽东本人就是联系群众的典范，表现出非凡而伟大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1941年11月13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招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的宴会，《解放日报》报道说，毛泽东在宴席间与诸老“纵话乡土风情，笑谈国际局势，状如家人，一种亲爱精诚之气象，感奋四座”⑥。这些报道，生动而形象地展示了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动人情景。毛泽东还非常重视教育自己的子女。1946年他送长子毛岸英到吴家枣园去上劳动大学。在毛岸英动身前，毛泽东讲：在苏联吃牛奶面包，在延安要吃小米(讲吃饭)；到农村称呼人，不要叫名字(讲称呼)；农村有虱子，有水你多洗几次，没水就多捉几次。他要求儿子同群众打成一片，言之切切，感人至深。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张贴在床头的座右铭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年年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这是对林伯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群众排忧解难风范的生动写照。林伯渠个人的生产计划上附着一首诗：“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菜增良田。……”这首诗被一位美国人发现并抄写，后来这个美国人又来到延安，亲眼看见林伯渠种的菜和节约的衣服，他信服了。有一天傍晚，这位美国人在延河边散步，看见一个青年挑着一担马草从小路上走过来，后面跟着个戴旧草帽的老头，也背着一捆马草，走到跟前他发现是林主席，他张开双臂，放开嗓门，对林伯渠喊道：“主席先生!我在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1946年，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不到延安实在不能深触到中国问题的内脏；到了延安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深化了。我觉得在延安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⑦美国友人斯特朗也说，她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大量谈话中，“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往往总要提到世界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它们的含义似乎比口号要深远的多，似乎是表达了一种最根本的爱和最终的信念。”⑧林伯渠曾指出：“为胜利地实现建设任务，政府人员应该经常努力加强为人民勤务员的民主作风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请求各级人民的代表经常密切地督促行政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督促和帮助我们成为名实相符的人民勤务员。”⑨在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和干部争做人民的勤务员，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以“甘为民仆耻为官”的价值追求，在人民群众中塑造了令人称道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崇高形象。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局部执政的根本目的，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
　　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和精神文化产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效彰显，也是能否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崇高形象的根本所在。正如毛泽东所讲：“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⑩“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11)
　　首先，把推进经济建设、切实改变民生作为局部执政的根本任务。能否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一大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旧政权，使人民翻身得解放，过上幸福生活。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革命是难以成功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如何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又给人民以切实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解决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仅仅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搞了多年的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如果不发展生产力，不去搞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调整生产关系，制定经济发展的基本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构建公营经济、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坚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形成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良好氛围和有利于边区经济发展的平台。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组织党政军民学进行大生产运动，繁荣根据地的经济，通过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安置难民等途径和措施，推动边区经济发展。同时我们党大刀阔斧地“精兵简政”，解决“鱼大水小”问题，减轻人民负担，使边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也使得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事实证明，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不断走向胜利的铁的定律。
　　其次，把使人民接受文化教育、提高文化素养作为局部执政的重要一环。能否使人民接受文化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过程中的又一重要任务。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始终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使边区的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并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上学一律不收学费、教育费，在大专院校上学免费提供衣、食、住等条件。边区的人民或来边区的人，除汉奸外，任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第二，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兴办适合老百姓生产与生活条件的各种社会教育(冬学、识字组、剧团等)和对党、政、军、经济、文教等工作人员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文化、政治、业务教育，使得一般老百姓和广大干部，都可以普遍地受到教育。从国民教育看，据统计，1937年春，边区有小学320所，学生2000人，到1940年小学发展到1342所，学生41230人。在抗战前边区只有3所中学，到1940年有中等学校7所(12)。从社会教育看，据统计，1937年边区创办冬学382所，有学员10337人。1939年，有识字组3852个，组员24107人；夜校535所，学生8086人；半日校202所，学生3323人；冬学643所，学生17750人。1941年，有识字组1937个，组员12259人；夜校505所，学生7907人；半日校393所，学生5990人；冬学659所，学生20915人。平均每450个人中有一个读报组，有秧歌队949个(平均1500人有一个秧歌队)。有自乐班114个，皮影戏62班，旧戏25班。板报668块，出版各种报纸、杂志六七十种(平均每70人有一份报)(13)。各种类型的读报识字组，在1943年至1944年发展较快，最高时达五六万人。1944年共办了3470所冬学，入学的农民达5万余人。延安各单位派下去支援办冬学的就有1千余人(14)。边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使边区成为社会教育的大学校。边区在财政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办教育，1945年的教育投入占了边区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以至于边区财政厅在当年的财政报告中说：“在目前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政权能像今天边区政府这样，用它的经费的25％以上的钱来从事教育事业。”(15)边区真正形成了包括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三位一体的完整教育体系。
　　再次，把开展社会改造运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作为局部执政的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之前，是一块荒山遍野、地广人稀、农业粗放、灾害频发、交通不便、封建迷信盛行、文盲率极高、卫生条件极差的贫穷、落后、愚昧地方。全边区基本上是农民终日劳作不得温饱；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文盲率高达99％；缺医少药，婴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巫神多达两千余人。(16)1937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仅延安市就占人口数的11％，延安县占人口数的5％，如果按延安县的比率推算，全边区就高达7万余人左右；成群的土匪多达48股。(17)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一方面大力推动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改善民生，开启民智；另一方面强力开展社会改造运动，铲除匪毒，移风易俗，优待移难民，救贫扶难，鼓励劳动互助，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倡导文明新风，创造出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到1938年基本肃清了匪患，1942年毒患也基本消除。以延安市为例，1936年登记的1500名烟民，至1941年已有1398名戒了毒，戒毒率达93％。开展以废除包办买卖婚姻、严禁妇女缠足和鼓励妇女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解放运动，据统计仅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有17名妇女当选为边区参议会议员，167名妇女当选为县参议会议员，2005名妇女当选为乡参议会议员。到1943年底全边区“二流子”的改造面达到94.4％。(18)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各级政府共安置移难民63850户，266619人。(19)在医疗卫生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普及医药卫生知识，教育群众破除迷信、反对巫神，提高健康防病意识；健全机构，1940年在政府机构里设置卫生处(后改为卫生署)，统管边区卫生行政工作，创办边区医院、边区医药学校、边区门诊部以及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不论在行政管理上，还是医疗机构设置上由上而下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医药卫生工作网；坚持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根本宗旨，救死扶伤，防治群众疾病，使边区呈现人才两旺、兵强马壮的新气象。
　　当时国统区的著名法学家陈瑾昆教授曾这样概括了延安风貌：无论上层领袖、下级干部、政治见解、经济措施、行政效能、人员真挚(工作紧张、无官僚习气、无贪污情形)、军队训练、士兵精神、教育普通、文化提高、金融巩固、异负减轻、秩序安定、盗匪绝迹(夜不闭户、且警察极少)、生活向上(乞丐绝迹)、民主发达、乡村自治、官兵合作、官兵互爱、奖励生产、组织民众、加强自卫等任何点考察，均觉共(共产党)与国(国民党)有天壤之别。两句结论：解放区虽非天堂，非解放区确为地狱。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⑥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11页。
　　⑧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9页。
　　⑨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0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12)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37页。
　　(13)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新华日报》1944年6月6—8日，第4版。
　　(1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79页。
　　(15)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
　　(1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17)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06页。
　　(18)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11、114页。
　　(19) 《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资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