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形成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作风的精华与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如果没有共产党，尤其是党如果不通过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使自己达到成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延安精神。所以，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一)党的思想建设及其成果奠定了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
　　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集中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尽管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革命精神与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反映中国革命规律的思想体系即革命理论是有区别的，但是很显然，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只能在党的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和成熟。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加之对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了解，因而当时全党总体上还不能很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不能迅速形成能真正解决自己革命问题而为人民所掌握的思想武器。由于党的思想建设还比较薄弱，导致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他们不是像党内个别主要领导人那样，把马列主义当作万能的教条或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当作一种认识工具和行动指南。从国民革命中期开始，毛泽东等人就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思想，对什么是中国革命这一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毛泽东等人又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初步回答了怎样进行中国革命的问题。但这些正确思想在全党并没占主导地位，而教条主义思想则使党的事业再次遭受重挫。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①。从这种认识出发，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全党掀起一个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通过延安整风这场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活动，党有效地加强了思想建设，充分实现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系统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彻底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个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理论成果，也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从萌芽、形成达到了成熟，并被全党公认为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伟大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逐渐发展、成熟为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党的思想建设历史进程中，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焕发和体现出来的群体意识与精神风范，是无产阶级政党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其个体成员身上的内化与展现。换言之，延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及其成果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党的政治建设及其成果塑造了延安精神的不朽灵魂
　　延安精神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其灵魂，而这一灵魂的塑造和保持离不开党的政治建设及其确立下来的正确政治路线。
　　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长期奋斗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而实现的。同样，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上，其政治领导能实现到什么范围、什么程度，是以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现实阶级关系的发展程度为转移的。因而，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而不懈奋斗；另一方面，应当正确处理当时当地的具体阶级关系，牢固确立无产阶级在斗争实践中的领导权，既完成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任务、实现现实目标，又在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蕴藏着运动未来的阶级力量，从而把运动推向朝着最终目标前进的新的更高阶段。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辩证统一、最终目标和现实目标有机结合，实现政治领导的关键所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历史建树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从而塑造了延安精神的不朽灵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首先在科学总结党领导民主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确立了既不同于“二次革命论”，又区别于“一次革命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正确解决了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权的重大问题，这才为全党和革命人民在斗争实践中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统一、把崇高理想与现实奋斗相结合，即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了鲜明的航标。
　　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科学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现实阶级关系，既指明了由这个关系所内在决定的当时的革命对象、任务、领导、动力、性质，也指明了同样由这个关系所内在决定的未来的革命前途和转变。毛泽东指出，中国当前革命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除此之外，革命对象中“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②。革命的动力，则是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其中，无产阶级是最基本的动力，并因其所具有的一系列特殊的优点而必然要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③。现实的阶级关系，加上客观的时代和国际环境，既决定了当时中国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又决定了它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新”，就是“新”在它由无产阶级领导，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源自现实阶级关系本身的“新”因素，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才内在地衔接起来，才使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才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其次是根据革命形势和主要任务的变化，及时修正和调整党的政治路线，以使全党和人民在实际斗争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抗日战争时期是激烈的民族矛盾与复杂的阶级矛盾交织的特殊时期，它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尤为重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就给当时中国的一切阶级和主战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民族革命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大革命失败以后，它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动，但未获得什么好处，当日本的侵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他们的政治态度可能发生变化，其左翼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其右翼也会由动摇转为中立。地主买办阶级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因而产生了依附于不同帝国主义的地主买办集团，当日本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时，亲英美派的地主买办集团就有可能遵循主子的叱声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明争暗斗。基于这种认识，党中央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和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路线。这一正确政治路线的确立以及中央对过去实行的一些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方针政策进行的必要调整，开辟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崭新局面，为全党和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伟大事业中把握主动权，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随着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途的到来，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又面临两种前途和命运：一种是光明的前途和命运，即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另一个是黑暗的命运和前途，即在日本投降后，中国继续保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团结领导全国人民，全力争取实现光明的前途和命运。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再次为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努力实现光明的前途。大会制定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以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新的政治路线制定为主要成果的党的政治建设实践，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和正确政治方向又一次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塑造了延安精神的灵魂。
　　(三)党的作风建设及其成果孕育了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
　　任何良好品质和浩然正气，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长期养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也要经过党长期教育培养以及个人刻苦的学习和实践、艰苦的磨练和砥砺，方能养成。所以，无论是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践行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的发扬，无一不与党的作风建设紧密联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就认识到正确的思想作风的重要性，并对其内涵作了萌芽式阐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科学总结，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进一步分析和批评党内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作风的理论基础。同时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任务，指明了在斗争实践中坚持正确思想路线应解决的根本问题。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进一步得到系统阐发和培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对实事求是作了最科学、最完整的阐释，号召全党要反对主观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尖锐地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④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在对延安县的工作进行表扬时，提出了延安县同志的精神的概念并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县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可见，延安整风运动本质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习教育运动。实事求是也因此成为延安精神的精髓。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和核心。它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所决定的，也是与党的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思想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从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之中。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提出了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同年，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⑤。这是对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提出的重要道德要求。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942年5月，毛泽东又强调我们的文艺要成为“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此后，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了“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正是因为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使其成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同志的自觉行为规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本质和核心的延安精神才能得以孕育和形成。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突出标志和显著特征。这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着直接联系，与党的作风建设紧密相连。陕北本来就是一个土地贫瘠，经济十分落后的地方。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十分简朴，有段时期连温饱都成了大问题。所以，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就成了坚持和推进革命事业的基本保证。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科学概念，并把它与我们党历来倡导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联系起来。1939年9月，毛泽东在同中央社、《扫荡报》和《新民报》的三位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边区党政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时间形成了边区军民都参战，男女老幼齐动员的壮观景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林伯渠等党中央和边区领导带头开荒种地、纺棉纱。大生产运动既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也是一次行之有效的党的作风建设实践。这场伟大运动不仅使我们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奠定了革命胜利的物质基础，而且使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得以弘扬和升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63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83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