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①可见，延安时期党的建设是紧紧围绕党的历史使命和宏伟目标而展开的，其直接目标和历史功绩，就是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
　　(一)党创立的科学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竖起了思想旗帜
　　近代中国革命有一条重要经验：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一百多年来的革命运动和进步斗争可歌可泣，包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正确观察和改变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用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这样中国革命的面貌才能焕然一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具体原理和结论，不可能无条件地适合于任何时代和地域，必须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或丰富、补充。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坚决反对人们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学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情根本不同于欧洲国家，在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题更是独特而复杂，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单凭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现成结论或照抄照搬国际革命组织的指示和别国的经验，都是无济于事的甚至会把革命引向歧途。这已由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革命所经历的曲折历史所证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要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发挥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就必须解决中国化的问题，使其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并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融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自己过去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和挫折的反复比较，经过延安整风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最终形成共识，在党的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最核心、最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它是毛泽东思想所以能够成为具有独创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标志。这个理论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基本纲领，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等。同时，又通过对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解放区建设和新中国初期建设新民主主义经验的总结，不仅提出而且不断丰富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这个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②的指引下，我们党和人民不仅在延安建设了完整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把它推向全中国。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中国革命的探索、指导与经验总结，是理论提炼和实践指导的互动过程。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虽然中共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理论还是“左”倾教条主义，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在实践上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积蓄、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党对革命斗争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使中国革命开始逐渐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干预，走上独立探索发展的道路。
　　党中央长征胜利到陕北后，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面临的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使自己的理论创新更为紧迫。同时主客观条件和相对稳定的环境也给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得以系统化展开而走向成熟。正是在这一成熟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我们党战胜了党内“左”、右倾错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方针原则，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局面，大大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步伐。
　　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更是进一步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抗战胜利后我党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内战爆发后我解放区军民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国统区反蒋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与第二条反蒋战线的形成，特别是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以及国民党政权的迅速覆灭，这一系列过程中，无不体现着毛泽东思想的巨大指导作用。1949年3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建设转变的问题；同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建国之际党中央又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等，这些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
　　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延安时期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指导了中国革命之外，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对中国革命发展胜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更是不能忽视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并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理论和组成部分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和坚持马列主义理论，主要学习和坚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提出，要坚决反对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教条主义，强调要区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正确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才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特别强调和掌握，这是延安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点体现着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精髓与实质。正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并建立了独立统一自由的新中国。
　　(二)党确立的组织体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证
　　延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从瓦窑堡会议开始，以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界，可分为两个小阶段。前阶段主要是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扩大党员队伍，后阶段主要是开始解决“建设一个大党”的问题。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经历了两次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不足3万名党员，而且多集中在军队中，成了在狭小的圈子中活动的党。党组织的这种状况，与全国正在蓬勃兴起抗日救亡大局是很不适应的，它严重地影响着党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影响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鉴于此，党中央在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上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批评了党内过去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分论”思想，确定了“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党的建设新任务，提出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瓦窑堡会议关于党的性质的新表述和发展党员的新标准，为把党建设成广大群众性的党提供了理论和政策基础。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毛泽东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③。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大胆地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坚决的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与此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积极推动各地党组织建设工作的进程。如1938年3月24日在毛泽东致朱瑞并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指出：在晋察冀全区“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④4月21日又指示：党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⑤1939年4月19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组织部工作时，毛泽东强调：今后组织部要使党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要使延安的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⑥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以极大的努力解决如何对待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和如何对待要求进步的国民党党员这两个制约党的组织发展的瓶颈问题。这既适应了当时许多进步人士的政治需要，又扩大了党的组织力量，从而适应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需要。同时这也对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因为正是我们党延安时期成功地解决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才使更多非工农出身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的阵营，走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征程，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的历史进程。从当时条件和环境来看，党的组织已初步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
　　1938年10月，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围绕着党应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与所处的领导地位相适应的问题，也就是“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的问题，进行了全面阐发，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1939年5月，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⑦。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又明确指出，去年三月会议以来，“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⑧。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之后，各地党的组织迅速开展了巩固党的工作。各地都十分重视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陕甘宁边区有计划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在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大力整顿党的组织，审查党员成分，清除混入党内的叛变分子、投机分子等，并建立健全各种党内制度。这些措施，提高了广大党员的素质，党组织的战斗力得到很大增强，保证了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和全党在斗争中行动的一致。也正因为这样，七大才能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阅历深厚，革命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他们中有党的创始人和人民军队的创建者，有一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的主要领导人，有红军之父，有党的白区领袖，有党的卓越政治工作领导者。他们领导过工农武装暴动，发动过城市起义，从事过地下斗争，搞过农村工农武装割据。他们经历过创建中华苏维埃的辉煌，亲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右倾错误有教训，“左”倾教训更深刻。作为过来人，他们最懂得中国革命怎样才能少走弯路，争取最大限度的革命效益。二是几乎都是职业军事家。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历练出他们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造就了他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在战略上能得心应手地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向，战术上能把握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他们的军事经历对战争最后解决问题的中国革命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三是具有深厚的中国优秀文化底蕴，更有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使他们比别人更善于用马克思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进行理论创新，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四是正处年富力强的干事之年。七大时，毛泽东52岁，朱德59岁，刘少奇、周恩来都是47岁，任弼时41岁，正是革命家政治家经历最充沛，经验最丰富，政治最成熟的年龄段。最后是产生了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党的七大深刻地认识到了“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⑨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舵手和领路人。
　　正由于延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上述重大成效，才使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功地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而且使自身也得到成熟和发展壮大。正如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指出的：第一，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它已有121万党员，它的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它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他们唯一的救星。第二，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它领导的人民军队已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中国人民将依赖这支军队变中国为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第三，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9500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这里是新中国的模型，是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保障。第四，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第五，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毛泽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保证，中国人民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标志着经历过无数深重灾难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⑥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⑨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