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由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延安时期，在从严治党方面，我们党针对自身实际，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制定并实行了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机制。比如，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廉政制度建设，1941年5月1日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1941年11月21日通过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还相继制定和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把廉政建设逐步纳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再如，依法严惩党内贪官污吏和其他腐败分子。1941年12月底，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萧玉璧(1933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曾任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因贪污公款3050元，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执行死刑。《解放日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在1942年1月5日评论中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萧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诸如此类的案例，彰显了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思想和行动。
　　再如，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和1939年先后两次长期访问陕北根据地和延安以后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斯诺称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1945年8月10日，此前访问过延安的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每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公务人员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狙犷傲慢样子，天天见面笑谈，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我们意外了。”“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同期访问延安的左舜生也对梁实秋说，在延安的各级政治机关门口没有警卫，任何老百姓都可以排闼(小门)直入。
　　为了达到从严治党的目标，从1942年开始，党领导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全党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检查思想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形成了宝贵的整风精神，克服了不良的思想作风，使许多同志达到了党员标准，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历史表明，运用整风精神搞好党性党风教育，是党的建设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贯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建设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1950年5月开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整风，从1951年到1954年进行整党。中共八大从加强思想教育、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提出加强党的建设，1962年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认真加以实施。从1983年开始，用三年半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整顿。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江泽民郑重提出“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原则。此后还在全党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在全国农村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在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十七大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作出了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战略决策。这些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举措，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要管党须臾不可懈怠，从严治党一刻不可背离。今天，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60多年，从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党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自身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首先，长期执政的最大危险是容易脱离群众，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容易滋生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惰性，产生各种腐败现象，等等。如果对这些危险视而不见，整治不力，党就有可能被人民抛弃、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其次，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需要我们立足国情，勇于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如何既能领导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摆在我们党面前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再次，洞悉发展先机，研判各种风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牢牢掌握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如何既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又有效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维护执政安全，既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拒绝一切腐朽的东西，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考验。此外，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都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新形势下，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从严治党的传统，把我们党建设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需要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首先要坚持党要管党，在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形成“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共识，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健全党委统一领导、部门齐抓共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不断增强党建工作的整体合力。其次，坚持从严治党，就要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这要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的各方面工作中，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中去：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弘扬正气，反对歪风；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依法惩处腐败分子，等等。要坚决摒弃那种对错误思想不批评、对错误行为不纠正的“好人主义”，切实改变执纪不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完善各种监督形式和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党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特别是要旗帜鲜明、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