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版属于以新学术观点研究革命中国的首批著作之一。它使用了中国台湾、美国和日本保存的有关党和思想界的档案文献资料；首次对单一根据地进行了“微观”观察；试图从中国政治社会国际力量的双重角度考察革命过程；它摆脱极权论和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主流范式，探讨了革命变革的创造性与民众主义的源泉。
　　本书也是60年代主要发生地美国、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动乱事件的产物，是全球改组和重新思考时代问题的产物。美中之间一度不断冲突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年以前，从美国干预中国内战，到朝鲜、(经过代理人的)越南、东南亚的战场，再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南北关系的全球意识形态及政治和武装冲突。这些冲突塑造了美国学术界，影响了人们对革命中国和全球革命进程的看法。
　　1963年，当我为后来发表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埋头档案研究时，美中关系和全球权力关系正处在变动之中。美国因越南势力的活动正在准备全面武装干涉越南战争，之后不久，中国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美国则出现了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新左派运动，战后各地的国际秩序资源似乎正在释放。美国在越南代价高昂的失败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加上中苏联盟的崩溃，这两个因素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也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国革命。
　　时间提出了，或迫使我们提出了新问题。我试图理解一个贫穷的技术落后的农业国家在面临殖民主义侵略者为什么能够坚持15年的抗战，而那个侵略者有足够的力量把已经取得殖民成功的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从这一地区赶开。我尤其关注在贫困农村率领广大民众运动的抗战力量为什么能够战胜当代后殖民世界所面临的贫穷、不平等和不发达。
　　在本书初版序言中，我以展望更有希望的新时代的方式提出了这一问题：“这是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人民怎样才能打碎压迫、贫穷和恐惧的枷锁，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变成开拓人类自由和潜能的积极行动?人们怎样才能站起来?”当时，另一个贫困农业国家的革命力量正在对表面上不可战胜的侵略进行最后的打击，这个打击导致了美国和国际政治文化精神生活的危机。
　　1971年，也就是美国封锁、反对中国和试图将其当作国家贱民来孤立的20年后，这两个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然后重新划定了冲突和结盟的全球版图。这些过程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一般意义的战争与革命和特殊意义的漫长的中国革命。《延安道路》发表于1971年，只是因为美国和中国在建立正常关系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同时也因为两个国家彼此对对方的看法进入了急剧变化时期。
　　当我开始准备这一批判性的版本时，美中关系又经过了动乱的20年。昔日的文化革命已屈从于市场、私有部门和外资潮——虽然毛泽东的遗产表面上以得杂的方式仍然决定着中国的道路。80年代以来，邓小平中国在世界上是以有活力的经济贸易地区的中心出现。共产主义在前苏联和整个东欧的失败，以及冷战的结束，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这些事件改变了国际政治和美中关系最基本的平衡。现在应当重新思考推动这一研究的前提问题。
　　新版再次确认了初版著作奉本的前提和观点。尤其是，它把革命和抗战置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之中；发现了延安道路在革命变革及社会改造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给予中国的几个基本贡献；肯定了1941～1942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由此产生了对战争和革命方式问题的新的综合；重申了延安道路的重要特征根植于敌后根据地的命题。
　　1937～1945年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抗战和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动员纲领成功地联合了各个阶层。正如第一版所作的概括：“共产党能够根据统一战线的战时需要，改变土地革命纲领，大胆地创造性地着手解决农村压迫和瓦解的问题，是延安时期的特点。”民族主义和改革的结合使党能够从不同社会阶级那里获得支持并改变这些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而最终可能打败日本和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而夺取政权。
　　中国的抗战是先导性的，在许多方面最大程度地影响了本世纪的反殖斗争，它是战后横扫亚非大陆和最终改变全球政治面貌的运动的先驱。本研究注重单一根据的共产党人的抗战，详述了以1500～2000万条生命为代价不可抗拒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7年战争与革命。①我最近20年的研究和许多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使我们现在可以更权威地比较构成战时抗战的各个点的众多根据地，亦可将此方式扩展一下，用于国际案例的研究。
　　本书的再版根据社会科学几次批判性的辩论重新思考了《延安道路》初版提出的问题。这些辩论包括：关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概念及其与革命的关系的论战；关于道战—经济—理性—农民的论战；关于革命变革应以党为中心还是应以农民为中心两种观点的论战；20世纪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观点与分配主义观点之间的论战。在新写的结论一章中，我评价了关于抗战时期革命变革和农村发展的各种观点。
　　我所使用的“延安道路”一词具有两个不同的而又相互联系的含义。首先，它特指中国西北黄土地区因生态政治条件而形成的共产党统治下的特殊的军事政治方式和综合性的制度，这一地区逐渐被并为以延安为首都的陕甘宁边区。本书对陕甘宁边区战时经济、政治、社会纲领核心特征所做的详细描述在一些临近的根据地也能看到，尤其是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不过它们具有重大的地方差别。简单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发展理论实践体系的缩影和关键，它塑造了战时抗战，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以后的共产主义路线。尽管各根据地受到封锁、自给自足和各有不同，但是它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共同点，即发展抗战，广泛地处理共同的问题，如农村贫困、经济封锁与进攻，以及改善党、农民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新民主主义和群众路线为地理上分散的战时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视角从根本上打开了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高层领袖特有的视野。这一时期的教训和遗产包含着许多根据地的经验，后来又在人民共和国时期以复杂和矛盾的方式反映出来，本书结束语将涉及这一主题。
　　《延安道路》不仅涉及中国战争和革命，也涉及20世纪的革命变革和殖民时期后的发展。初版强调延安道路的创新是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解体和外国入侵的反应，认为战时体制适合中国和许多后殖民农业国家所面临的发展挑战，否认西方中国学的基本范式和60年代对革命的理解。尤其是，它打破了把中国共产主义视为苏联共产主义盲目模仿者的见解，而以苏联共产主义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化理论从合并和技术扩展的角度看待边缘的基本问题，主张不同于具体社会纲领的大民族主义概念。
　　新版在风格和史实上对原来的研究作了少量增改，并坚信原来的研究及其所基于的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素都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是，在这一新的序言和结论中，尤其在已扩展的结束语中，我按照有关一般意义的革命变革和特殊意义的中国革命的其他观点，批判性地重新评价了原来研究提出的问题和自己的见解。我根据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世界结盟的复杂过程，简要地考察了以前的结论，并利用我后来对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革命的研究，重新评价了《延安道路》和农村革命的动力学。②
　　结束语根据人类自由、共同体和农村发展的观点重新评价了抗战。最重要的是，从50年代的反右运动，到60年代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我根据民主要求不断受到压制的这一现象，探讨了大跃进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政治警觉主义等政治社会灾难的根源是否可以追溯到广义的延安时期和狭义的延安道路。从而，结束语提供了评价延安道路和中国后来曲折路程之间的关系。
　　《延安道路》首次进行战时根据地的研究，它决定了后来的一系列研究，从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经过抗战、内战时期，(以当地和地区研究的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方法使我们可以从基层角度观察地区、全国和全球社会变革的尺度，从国际体系的角度观察根据地、县、村和家庭的微观世界。这使我们能够探讨政策和纲领的人类尺度，它们的形成和变化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这些方面往往被全国或全球研究忽略了。这一方法尤其适用于战争时期，当时许多在地理上孤立的根据地构成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战的点，但是它也能广泛地应用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其他历史时期的研究。单一地区的研究便于观察其生态、人口、阶级、文化和其他特征，但是不能推断每个根据地的情况都是相同的，更不能断言根据地代表了全国的情况。相反，根据地一般都远离大城市和铁路，位于各省边界的多山地区，在单一的全国运动中构成了相互联系但又高度自治的点。
　　本书追溯了社会经济缓慢瓦解的根源，这一根源是陕甘宁地区30个革命斗争的前奏，而战时首都延安又是1935～1947年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性中心。在这些年代，运动从位于中国社会边缘的两次失败的力量，变成了有能力统治和改变中国的力量。我希望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这一农村地区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力量，阐明革命变革的强度和方式，并理解其变革的潜力和限度。
　　让我们从社会瓦解和沉默的绝望开始，它引起了陕西省最早的革命呼声。陕西省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在这里，秦国一度崛起，创造了第一个统一帝国。2000年后，该地区又产生了一个革命中国。
　　(罗燕明译)
　　① Lloyd Eastman，“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in John Fairhank and Albert Ecuerwerker，eds.，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Vol.13，Pt.2 of The Cab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1986)，p547.同样的数据出自William Kirby，“The Chinese War Economy”，in James Hsiung and Steven Levine，eds，China’s Bitter Victoy；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Armork，N.Y.，1992)，p85.但是战争不限于1937～1945年。如果从1931年算起，到1945年就是15年，如果从1895年算起，到1945年，就是50年。50年的死亡人数差不多可以肯定超过了2000万；大多数死亡者都是平民。
　　② Edward Friedman，Paul Pickowicz，and Mark Selden，Chinese Vil-lage，Socialist(New Haven，1991)；Mark Selde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Armonk，N.Y.，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