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精兵简政的效果
　　陕甘宁边区经过三次精兵简政，特别是第三次精兵简政之后，改变了兵不精，政不简的状况，出现了兵精质高、政简民便的新局面。
　　(一)精兵方面。根据兵贵在精而不在多的原则，暂停正规军的发展，用加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民兵的办法，做到了部队人数不超过边区人口总数2％的要求。在干部内部，精简、裁并了一些骈枝机构，一部分人员充实到战斗岗位，主要加强战斗部队的力量；一部分人员送到学校去培养与深造；一些老弱病残人员转到生产战线及地方机关去工作，或由地方作适当的安置。比如，八路军留守兵团在第一次精兵简政时，精简了3000人，转入生产战线；1943年，留守兵团直属队又缩减了1400人。与此同时，在部队内部加强了军事政治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因为部队人员减少而削弱力量，相反却使部队更加精干、机动灵活，易于适应战争环境的变化，从而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二)简政方面。基本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第一、实现了精简。首先，精简了业务。根据党和政府的不同任务，在政权机构内，重新划分和审定了各部门的职责与业务，做到了政务和事务分开，明确了政府工作的中心，第一是生产，第二是教育，党政军民齐动手，基本克服了“以党代政”、“以上代下”的工作方式，大大提高了下级干部的积极性。其次，精简了机构。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1/4，如取消了各厅、院的秘书室、各厅管理科、银行研究室，民政厅由四个科合并为两个科等等。边府直属机关由35个减少到22个。税局、税所由95个减至65个。各系统缉私机关和保安处检查机关合并等。专署及县府的内部机构，从原来的八、九个减至四、五个。这样既避免了“头重脚轻”的积弊，又达到了“政简民便”的目的。再次，精简了人员。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及其附属机关的干部，大都如数精简，个别机关还缺人。比如，合署办公前，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和物资局共有469人，合署办公以后，只有279人，减去190人，占原有人数的40％。各厅处院原定编制数为261人，整编后只有246人，缺编15人。附属机关原定编数为197人，实有190人，尚缺7人。再其次，调整了干部。提拔了少数干部到专署和边区政府工作，例如，提了5名县长到边区政府担任处长、科长等职。也选派了许多得力干部加强下级，比如延安县，就有10名县级干部调到区上，20个区级干部调到乡上，其中柳林区的4名助理员，全部派下去当了乡长。也实行了县长间、科长间、行政干部与生产干部间的互相调整。此外，还选送了150多名高中级干部去学校培养与提高。所有这些，说明“精干上级，加强下级与生产部门”的方针，基本实现了。
　　第二、加强了统一领导。为了克服过去工作中政策不统一，政令不统一，干部管理不统一等现象，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制度，坚持和巩固了民主集中制，从而加强了统一领导。在政治上，政策、法令、命令和重要的指示，在决定之前，都经过酝酿、协商、讨论和征求意见，这样做的结果，上下形成了自觉的统一，纠正了“政出多门”和“阳奉阴违”的现象；在组织上，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局过去不经专员、县长，直接指挥下级各科，或彼此对立，互不相谋的现象，大体上得到了纠正；在人事上，纠正了过去干部管理中“各自为政”，自由任免的现象，基本上统一于民政机构。这样，使各级干部在加强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独立负责精神。
　　第三、提高了工作效能。由于精简了机构和人员，加强了下级，掌握了政策方针的领导，政府机构的运转更加灵活，工作效能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边区政府文书科的缮写员，过去每人每日平均只写539个字，编整以后，3个人干了过去13个人的工作。边区通讯站，过去组织庞大，仅总站就有23人，但收发信件书报还经常发生错误和积压。延(安)绥(德)、延(安)庆(阳)两条通讯线路，都开日夜班，单程需要10多天，半个月，每月平均支付运输费15000元，日平均投递16661件。1943年4月至11月，平均每天投递30078件，投递速度只需5天和8天，既不开夜班，运输费也取消了。难民工厂、振华纸厂、化学工厂等，工作效率分别提高了63％、42％和92％，而且降低了成本。这些说明，经过整编，提高了人员素质，就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能。
　　第四、厉行了节约。实行了精兵简政，减少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和浪费。拿民力的动员来说，延安县在1941年动员民力60025人，1942年动员了28493人，减少了52.4％，绥德县在1941年动员民力74196人，1942年只动员900人，减少了98.8％。工厂的节约也很显著，比如，边区被服厂1943年利用破旧布17万米，节省新布11万米；振华造纸分厂，1943年10月将锅炉改造以后，每月节省木材5万多斤等等。由于精兵简政和厉行节约相联系，使边区征收公粮数，由1941年的20万石，逐年下降，1943年为18万石，1944年为16万石，1945年减少为12万石，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第五、反对了官僚主义。过去由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制度不健全，纪律松弛，在干部作风上沾染了官僚主义的恶习。这种官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要表现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本位主义和文牍主义等，有极少数干部发展到贪污腐化，假公济私，以致欺压群众。经过精简整编，在反对官僚主义中狠抓了改变干部作风的问题，建立了“首长动手、与群众结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制度和纪律，洗刷了干部队伍中的不良分子，广大干部的作风发生了根本转变，边区群众普遍反映说：“从上到下，‘官僚’少了，人民勤务员多了”。比如，淳耀县县长丢掉了官僚主义，工作搞得生气勃勃，日新月异，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当他调离该县时，老百姓拉着他的手，舍不得让他走。
　　边区经过三次精兵简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工作有待继续去做。比如，不必要的杂务人员并未完全精简，不少吃公粮的家属未经处理，财政和司法、教育部门的干部还要进一步充实；为了更好地发挥各级干部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负责精神，还需加强对全体工作人员的民主集中制、领导“一元化”和政纪的教育；要赶上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不致落后，必须不骄不躁、努力学习，不断创造更高的工作效能；官僚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还不时地在毒化干部的思想等等。边区精简编整中，也存在着“过头”现象。如在政策和实际工作上，过分地强调集中和统一，缺乏灵活性，削弱了某些必要的正常的业务活动，个别政策规定，也不适用于边区的农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