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边区按系统开展整风运动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是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边区整风运动的开展，是按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在普遍整风之前，也有一个准备阶段。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竞赛的号召以后，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边区广大党员和干部，绝大多数出身工农，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难以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实际，1939年6月及时作出决定，将边区党、政、军干部按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学习《联共(布)党史》；乙类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问题；丙类学习《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上的社论、重要文章等。1940年，边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每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的规定，对全边区在职干部的学习进行检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明确规定党、政、军机关均增设干部教育科，配备得力干部，建立干部学习日制度，定期组织干部进行学习讨论等。边区文化协会甲级组在学习中还注意联系实际，比如，在学习《联共(布)党史》时，他们提出“中国有没有民粹派的思想?”等问题进行讨论，提高了对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的认识。
　　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转变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中共西北局根据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提出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要求，1941年9月组织农村考察团到固临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固林调查》一书。同年12月，林伯渠率边区政府考察团去富县、甘泉，深入区、乡实地调查研究。与此同时，高岗也率领一个农村考察团赴绥德、米脂县进行调查后，写出《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随后，边区政府经济指导处各研究组分赴各县，对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实际考察。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党普遍整风开始后，在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延安整风分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系统、中央军委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中央党校和中央文委系统等5个分区进行。
　　边区整风运动的开展，是按系统进行的，其内容、方法和步骤，与中央直属系统基本一致。1942年中央“四·三决定”之后，4月14日，成立了边区总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和高岗负责，领导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边区总学委会决定，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分别组织三个学习委员会，领导各该系统的整风运动。党和民众团体学习委员会，由陈正人负责，杨清任秘书，张邦英、李卓然、贾拓夫、杨清、高长久、高朗山、白茜等为委员，负责领导西北局各部局和总工会、边区青救会、边区妇联、边区党校、民族学院等机关学校的整风学习。政府系统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负责，高自立任秘书，高自立、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为委员，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师生的整风学习。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系统学习委员会，由肖劲光负责，莫文骅任秘书，王震、王世泰、莫文骅、曹里怀、吕振球等为委员，负责领导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保安司令部所属机关学校的整风学习。边区一级党政军领导机关(不包括分区、县、区机关)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有3689人。
　　1942年4月21日，任弼时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主持召开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系统200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他在会上指出，在三个月内，整风是头等重要工作，就是把中央规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22个文件学好。他还对学习研究文件的态度、目的、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高岗、谢觉哉也讲了话，并对整风文件的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作了具体安排。这次动员大会以后，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机关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为了及时了解掌握各单位的学习情况，收集各单位学习中的问题，吸取各单位的学习经验，加强对边区一级各单位学习的具体指导，4月下旬，西北局从各部门抽调7位水平较高的同志组成巡视团，分别到党政军民各部门，参加学习讨论，进行调查研究，加强对学习的领导。5月下旬，边区总学委又在巡视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办公室，由包括巡视团成员在内的15位同志组成。逢飞为主任，陈正人、李卓然、杨清3人专事负责。加强对边区一级整风学习的具体领导，并主编《学习导报》，为边区学习开辟了一个总结与交流经验的园地。6月2日，边区总学委会召开各单位的学习委员和学习小组长联席会议，讨论第一期学习的成绩与偏向。会议认为，全党这样热烈的学习和研究文件，行政上这样认真的领导学习，都是空前的。学习已经产生了效果，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已经开始有所转变。但是，学习中也存在着缺点，主要是咬文嚼字者多，能发挥文件思想者少。较普遍的偏向是只讲文件而不反省，或者只讲他人而不联系自己，即使反省自己也只约略涉及几句。也有只顾反省自己，轻视文件学习的。这些偏向的存在，对学习效果产生不利影响。会议进一步强调这次整风的意义，明确指出整风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会议还要求学委委员和负责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首先要自己反省自己和自我批评，提倡发扬民主精神，引导大家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会议以后，边区的整风学习与中央直属系统采取同一步骤，分为学风、党风、文风三个阶段进行。在党风学习中，边区政府系统学委会专门给50多位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干部举办了讲习班，取得明显的效果。不少老干部深有感受地说：以前糊里糊涂，不知道犯错误的原因，现在才晓得是犯了主观主义，原来是没有调查研究，瞎冲冲，失败啦!文化低，没理论，只有狭隘的经验，在原脚地上转圈子，不能开步往前走，要开展工作和提高工作质量就没办法了。
　　8月1日，中共西北局和边区学委会联合召开会议，对整顿学风的学习作了初步估计，并提出各单位对学风学习进行总结的计划。8月4日，边区总学委会召开了边区各机关、学校负责人会议，由杨清传达了西北局和边区总学委会联席会议的精神，李卓然作了边区整风学习的初步总结。从8月5日起，各单位集中3至5天的时间，对学风阶段的学习情况进行了小结。西北局党校、民族学院、教育厅、高等法院等单位，在总结时除强调继续深入领会整风文件精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外，还举行了测验。这次总结，着重强调提高学习的质量，主要是学与用、言与行的一致，反对学习中的形式主义，提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理论上解决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8月中旬以后，边区一级的整风学习进入党风学习阶段。9月2日，西北局召开了各部委及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边区分委、特委和直属县委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提高党员素质、整顿下层组织、整顿领导机关、整顿边区全党作风、力求正确地执行党的所有政策，从而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起了促进作用。这次会议以后，部分县的党组织根据会议精神，还进行了党员登记。
　　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除了边区一级党政军民机关以外，尚有边区各分区、县级、区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所属指战员的整风学习；和边区文化教育界的整风学习。
　　首先，是分区、县级、区级的整风学习。这些单位的干部，长期在第一线从事基层工作，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整风学习的好坏，成效的大小，对于边区工作有极大的关系。因此，搞好分区、县级、区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北局非常重视分区、县级、区级干部的整风学习。1942年4月18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准备整顿三风致各地党委的信》，指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顿三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和团结全党最重要的问题”。为了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在时间上有充分的准备，并可以随时把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运用到各级党组织中去，使各地整顿三风获得更大的成效，特决定从6月1日至8月31日，为省委、分委、县委组织领导各地方学习和研究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的时间。5月30日，西北局又专门发出《关于在各分区及各县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等二十二个文件的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必须将领导学习整风文件作为1942年下半年最中心的任务，要求各地的主要负责干部，要以身作则，积极地参加整风学习，并经常亲自检查、指导、帮助所属机关干部的学习。考虑到县、区干部的实际困难，将整风学习的时间延长为6个月，规定县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从7月1日开始，区级干部从7月20日开始。
　　县、区级干部在整风学习中遇到最普遍的困难，就是“无人学”、“学不懂”和文件少。所谓“无人学”，就是县、区级干部流动性大，许多干部经常下乡，留在县、区机关的干部很少。所谓“学不懂”，就是多数县、区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能看懂文件的人很少。例如，延川县经常留在机关的干部只有10多人，3/4的干部下乡去工作。全县只有10个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包括学委会的委员在内，仅他们能看懂文件，而大多数干部文化水平低，有的还是文盲。所谓“文件少”，就是因为边区经济财政困难，整风文件印得少，基层干部平均三、四个人只有一份整风文件汇编，许多人就用手抄。针对这种情况，在整风学习中，各县采取了许多弥补的办法，如每月集中5天或10天进行集体学习，或给干部规定具体的学习任务，走到那里，学习到那里。吴堡县学委会提出：克服一切困难，没有文件自己抄，没有时间自己“挤”，读不懂自己“钻”，下乡的要带文件自学。有的是举办轮训班，抽出干部专门进行整风学习，对文化低的干部采取上课的办法讲授整风文件。由于各县都根据实际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办法，收到了较好的学习效果。如延安县蟠龙区区长说：“我过去把一些问题或案件处理错了，总以为是自己性情急躁，现在才‘解下’(陕北方言，意为明白了)，主要原因是自己在工作中不善于走群众路线和不善于调查研究”。大多数县、区干部通过学习整风文件，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大大提高了对整风重要性的认识，对克服主观主义，转变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
　　其次，是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干部的整风学习。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肩负着保卫边区的重任，又有艰巨的生产任务，并且驻地分散，不便领导。因此，除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机关以外，对部队的整风学习，则以贯彻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为中心，重点在于克服部队内部还存在的军阀主义作风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还在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曾写信给谭政和莫文骅。信中说：“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为此，4月6日，肖劲光和莫文骅发出训令指出：“今后的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今后改进我们工作的指南，不论上至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下至科员、干事、排长，都要熟读与灵活的应用这个决议到我们工作中去，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条件作为检查我们过去与现在工作中优缺点的提纲和指南”。并规定，自4月15日至7月1日，为学习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时间。在整风学习开始以后，党中央规定学习22个整风文件，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仍以学习红四军第九次大会决议为主，同时也要学习中央规定的其他整风文件。由于留守部队本身的繁重任务和保安部队要突击夏收，整风学习分别延期到6月1日和8月1日开始。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为了加强对所属部队整风学习的领导，还成立了扩大的边区留守部队学习委员会，肖劲光、方强、张经武、莫文骅、曹里怀、王震、王世泰、陈伯钧、吕振球等9人为委员，肖劲光、方强为正副主任，莫文骅为秘书。统一领导边区留守部队和保安司令部所属机关学校的整风学习。在学委会领导下，成立高级学习组。边区留守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学校参加第一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共有653人，内有非共产党员干部135人。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的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红四军第九次大会决议和整风文件的热情很高，态度严肃认真，组织纪律严格，并能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许多干部反省自己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作风的种种表现，从而达到了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党性，转变工作作风，加强部队战斗力的目的。
　　第三，边区文化教育界的整风学习。这是边区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以来，边区先后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但是，这些学校在办学方针上存在着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偏向。针对这种情况，西北局根据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关于干部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的论述，曾在1942年1月29日讨论行政学院的教育方针时，确定了三条原则：(1)学习课目与政府工作沟通；(2)学习课目与社会现实沟通；(3)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2月10日，边区党校亦制定了“学用一致，言行一致，和社会现实沟通，教导一致”的教学方针，课程分为文化、政治、实习三类。教学采用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文化而理论的方法，并由西北局负责人担任各课的主讲教员。
　　边区中等学校，以整风文件为武器，联系校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办学的指导思想。他们一方面对抗战初期照抄国统区的所谓正规办学，严重脱离边区实际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也批判了教学中搬弄马列主义词句的教条主义倾向。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人力，重新编写课本，使教学与边区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培养人才方面坚持了新民主主义的方向。
　　抗战初期，边区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对改变劳动人民识字者不足1％的落后局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却带来了一定的盲目性，不仅学校教育效果不理想，社会教育亦多流于形式。在整风学习中，结合批判教条主义总结经验教训，端正了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民办公助的方针，实行公办与民办并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这是边区教育中的一种创造，其优点是：(1)适合边区农村分散的环境，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校址，聘请群众自己信任的教师，方便学生就学，选择实用教材；(2)学制灵活，可以全日制，亦可以半日制，农闲多学，农忙放假，没有固定修业年限，学到能写会算就毕业；(3)学习内容联系实际，与生产生活结合，凡是所教所学的，都是要做要用的，学了用得上，群众很欢迎。
　　边区的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为追求革命真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但是，从“亭子间”到根据地，不仅是两种地区，而且是两个历史时代。他们在未和新的群众结合之前，大多数仍保留着旧的一套思想感情，生活习惯，甚至一言一行都和群众格格不入。这说明延安文艺工作者中间还存在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加之形势逆转，去前方困难，边区物质条件困难的增长，以及对革命存在许多糊涂认识。他们主张“暴露黑暗”，还是“杂文时代”，这些表现就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1942年5月，毛泽东经过周密地调查研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讲话》成为革命文艺工作的指路明灯，开创了革命文艺的新纪元。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迅速掀起学习、宣传和贯彻《讲话》的热潮，联系实际开展文艺整风，批判了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的倾向，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决心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决走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鲁迅艺术文学院秧歌队，到绥德分区；边区文协的民众剧团，到关中分区；西北文工团，到陇东分区；留守兵团的青年艺术剧院和部队艺术剧团，到三边分区；延安平剧研究院，到延属各县。他们深入群众，流动演出，体验生活，进行创作。比如，柯仲平等领导的秦腔民众剧团，经常到各地去巡回演出，并创作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查路条》、《穷人恨》、《夫妻识字》等优秀剧目，深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
　　总之，边区按系统开展整风，虽然开始的时间先后不同，但一般都经过半年左右的整风学习，分别于1942年冬和1943年春结束，个别分区和县延至1944年才结束。在边区普遍整风学习阶段，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习了22个文件，提高了认识，掌握了思想武器，并联系实际，检查工作，反省自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许多糊涂观念，提高了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开始树立正确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开始兴起了理论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为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但也还存在着严重问题，主要是对边区的历史和现状缺乏调查研究，更不善于运用整风精神加以实际解决，说明整风运动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