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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第三节 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巨大成就——3


  三 边区的审干与“抢救”
  在全党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12月开始了审干工作。这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在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审干工作中曾对敌情作了过分估计,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怀疑成政治问题,并采用“逼、供、信”的方法,就出现了严重的差错。特别是康生在此期间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1943年4月1日夜,康生指令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200多名“特务”、“叛徒”、“反革命”嫌疑分子。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整风的目标除“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外,还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在这种情况下,边区于4月中旬全面开展审干工作。
  边区系统的审干工作,最初还是比较谨慎的,强调要实事求是,多调查研究,进行具体分析,明辨是非。到了5月中旬,康生以“张克勤案件”①为“坦白典型”,先后在杨家岭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以及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地,现身说法,作“坦白”动员报告。这时,边区的审干工作也逐渐急躁起来,于5月22日,在边府大礼堂召开了“坦白”大会,形式上是个人反省与集体帮助相结合,实质上是审干扩大化的抬头。7月15日,康生进一步扩大敌情,加大压力,作了《抢救失足者》的煽动性报告,宣布已有450人向党坦白悔过,“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形势咄咄逼人。此后,边区各机关就纷纷召开“抢救”大会,出现了“抢救”高潮,在短短十多天时间,就开了三次大会,以“坦白”号召“坦白”,劝说“回头是岸”,欢迎上台“坦白”,进行控告等形式,日夜进行“抢救”,搞得是非难分,人人自危,伤害了很多同志。比如,边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3、4百人,受“抢救”的就有百余人,数十人被送往保安处。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鉴于“抢救”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和恶果,正式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九条审干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尖锐地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方针。10月,毛泽东在批转绥德反奸大会材料时,又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至此,历时数月的抢救运动才先后刹了车,边区审干工作又复归谨慎。
  1944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边区政府成立甄别委员会,帅孟奇任主任,周扬、王子宜等参加。他们严格掌握政策,坚持调查研究,不采取任何逼迫性的方式,不开任何斗争性的大会,赤诚对待同志,坚持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并同本人见面。从1943年12月开始,由延安到绥德、关中、陇东等地先后转入有组织、有领导的甄别工作。比如,12月2日,绥德师范在党员干部大会上正式宣布甄别,全场同志热烈鼓掌,不少人激动得流下泪来。绥师采取“蛇蜕皮”的方法,对230名“特务”逐个甄别,一些明显的错案、假案或是纯系捕风捉影的案件,象“三民主义研究会”、“太阳社”、“月亮社”、“鸟云社”、“十八大弟兄”等,都一一进行了平反。
  为了搞好甄别工作,毛泽东多次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自我批评,利用各种场合向受害同志赔礼道歉,作思想工作。他在边区行政学院当着大家的面,公开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诚恳地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并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在党的“七大”会上,当毛泽东看到有人提出保障人权的意见时,又一次在大会上说,审干运动无非是对大家人权不尊重嘛!我代表党中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大家赔礼道歉,错了的中央负责,请大家不要计较。毛泽东把手举在帽沿上向大家敬礼,并说:你们如果不谅解,我的手就放不下来。于是全场响起一阵掌声,他才把手放下来。毛泽东这种主动承担责任,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精神,堪称全党的典范。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边区的负责同志也召集干部大会,检讨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向受委屈的同志道歉赔不是,当场取掉被错误戴上的帽子。
  审查干部是延安整风的继续深入,抢救运动只是审干工作中的一个插曲,审干和“抢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审查干部,是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法西斯训练一些侦察奸细,打入边区进行内奸特务活动: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准备第三次反共高潮,也训练特务,派往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审查干部纯洁干部队伍,就是巩固边区的一项重要政策。而“抢救”运动,是康生利用他在党内的领导职权,凭主观臆断分析敌情。用“逼、供、信”的办法,使除奸反特扩大化,把很多革命同志打成“内奸”、“特务”,人为的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一度把审干工作引入歧途,造成严重的恶果,其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
  ①张克勤案件,是1942年11月,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员、西北公学的19岁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进而制造了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的假案。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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