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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第四节 医药卫生的发展——3


  三 妇幼保健工作
  边区的医药卫生工作相当落后,但由于妇女的特殊条件和几千年来封建礼教与传统势力的束缚,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工作,更是其中的薄弱环节,死亡率高得惊人。据边府民政厅调查,安塞县五区1939年4、5两月共出生婴儿50名,至1940年7月,仅成活10余个,死亡率高达80%。高于当时全国275‰,比国内大城市比如北平的177‰就高得更多。妇婴死亡率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卫生保健条件极差,致使娃娃多死于四六风及百日咳和感冒转成的肺炎,妇女大半死在跌身子(即流产)、产后风或产后大出血。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边区党和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非常重视妇幼保健工作,先后发出《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关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决定》等,以及有关的保健条例和命令。规定在边区“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自愿的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与童养媳”,并要爱护母亲和儿童,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为此,边区政府及各县政府下设保育科,区乡设保育干事。号召全体党员和妇产科医生、儿科医生、护士及从事各种保育工作的同志,积极执行党和政府的决定,搞好妇女儿童的保健工作。具体的作法是:
  其一,采取不同形式广泛宣传妇幼卫生知识。在这方面,深受群众欢迎、效果最佳的是举办展览会。1940年“三八”节,边区举办了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妇女生活展览会,通过生理解剖挂图、统计表、绘图等,形象具体的对妇女生理、受孕至婴儿出生作了详尽的说明,群众很感兴趣,开幕第一天就有6000多观众,其中半数以上是妇女。1942年11月,中央医院建院三周年纪念之际,举办卫生展览会,通过连环画对胎儿发育及胎儿的生产过程作了介绍,使群众受到深刻教育。1944年7月,延安市卫生展览会,根据调查的实际材料,对妇婴卫生知识和人口出生死亡统计,用图表加以对比表现,反映了北郊乡儿童的死亡率为出生率的60%以上,34个妇女平均每人生了7个孩子而死了5个,共死亡了173个孩子,其中38个是由于流产,并分别介绍了造成流产和死亡的原因,内容现实具体,更具感染力,参观的人络驿不绝,使群众受到活生生的妇婴卫生知识的教育。1945年“三八”节,边区妇委会在延安专门举办了一次妇幼卫生展览会,结合图表、标本和模型,宣传妊娠、接生、哺乳、育儿等妇婴卫生知识,并有毕光斗、阮雪华、邵达等医生专门接诊妇幼患者。小学秧歌队还配合展览演出了“怎样养娃娃”等秧歌剧,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此外,当时在全边区的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增设了卫生常识课,在妇女冬学教育中,依照群众自愿的原则,结合识字,创造性的进行妇婴卫生教育,镇原县刘家城村的妇女冬学,就是一个典型,受到边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的赞扬,并在全边区推广。
  其二,培养妇幼卫生人员,推行新法接生。(1)开办助产班,培训助产员:1944年10月,边区第一次开办助产训练班,有学员80名,学习10个月,分赴各地去工作。1945年5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与边区卫生处合办助产训练班,有学员45名,上课3个月,下乡实习7个月,在10余县市新法接生68人,产前检查126人,创办接生班26处,培训接生员367人,关中、陇东分区和甘泉、新宁等县,也先后举办助产训练班,每班学员30名,学期3个月,为县区培训了一批助产人员。(2)举办接生班,培训接生员:延安市在中央卫生处所属各卫生所协助下,1944年创办4处接生训练班,3个月学会接生、经期卫生、婴儿保育等简单的妇婴卫生常识。同年,边区下乡的妇婴卫生工作队开办接生班6处,培养接生员103名,3个月内学会了接生保育的一般知识和方法。1945年春,边区卫生处同中西医药研究会、中央卫生处、联防军卫生部派遣医疗大队、助产班工作组等72人,分赴延属各县和关中分区下乡工作,创办了大小32个接生训练班,培训了302个接生员。文教大会后两年间,边区共开办农村接生班64处,培训接生员、改造旧产婆共826人,基本实现每区有一个助产员,2至3个行政村有一个接生员,70%的地区推行了新法接生。
  其三,颁布政策法令,保障妇幼健康。边区为保护产妇的身体健康,明文规定“一般的产妇应在产前休养一个月,产后休养一个半月。在产妇休养期生活,全由男子或家庭负责,其家境贫穷,因休养影响生活者,在休养前呈请乡政府,动员当地群众给以适当帮助”。还具体规定关于产妇的待遇:(1)各机关、团体、学校,不得推卸怀孕或携带婴儿的女工作人员;(2)带有婴儿或怀孕的女工作人员,每日工作时间不能超过6小时,且不能妨碍其哺乳;(3)孕妇在生产时发给生产费35元,并在休产假期间,酌发大米、白面等营养食品,如无大米、白面时,在生产前休息期间,增发休息费10元。此外,还规定小产妇女发休养费15元,休养一个月;女公务员在经期中,给生理假3天,卫生费5角等。
  为了战时儿童的保育工作,抗战初期,边区就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宋庆龄等妇女领袖为名誉理事,蔡畅、康克清等15位杰出妇女领袖为理事,杨芝芳为保育分会主任,刘玉书为秘书。保育分会成立后,大力推进边区保育事业的发展,对边区儿童的人数、生活、教育、保育等基本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将延安市托儿所扩建为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接收了数百名东北、华北等地的难童和抗日将士及工作人员的子女。保育院分四个部:小学部收容6岁至12岁的儿童,幼稚部收容3岁至6岁的儿童,婴儿部收容1岁至3岁的幼儿,乳儿部收容6个月至1岁未断奶的婴儿。建院初收容50名,以后逐年增加,1939年后保持在200名以上,1943年达500名。为抢救难童,建立了运输总站,并在八路军、新四军及群众团体中设立了运输分站,进行安全接送。为加强保教工作,还举办了保姆训练班,培养出一批有志于保教事业的专职人员。为推动妇幼保健工作,保育分会还组织宣传队、歌咏队及小先生教育团,利用各种集会、庙会、妇女识字组、妇女半日学校、妇女短训班等机会,宣传卫生常识和儿童保育知识。为保证儿童的健康成长,保育分会还协助边区医院设立了保健科,专门为保育院的儿童和工作人员检查身体,治疗疾病等。保育分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边区的妇幼保健和儿童保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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