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艺术的丰硕成果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随着文化下乡活动的开展和群众文艺热潮的出现，迎来了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短短几年内，在戏剧、音乐、美术和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最活跃的戏剧工作中，首屈一指的是大秧歌运动。1943年春节，鲁艺编排、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第一次走上延安街头，使成千上万的观众心花怒放，喜笑颜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与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边看边叫好。毛泽东高兴地说：“象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德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此外，当时影响甚大的秧歌剧还有《牛永贵挂彩》、《刘二起家》、《动员起来》、《一朵红花》、《夫妻识字》、《刘顺清》、《栽树》、《红布条》、《保卫和平》、《送公粮》、《边境上》、《回娘家》等，各具特色，争芳斗艳。据统计，几年内光见报的秧歌剧就有400多出。1945年春节，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群英会上，文艺界获奖者就有35名之多。
　　随着大秧歌运动的深化，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也迅速崛起。由鲁艺众多名家集体创作的《白毛女》，以民间故事为基础，吸收了民歌、小调剧、小歌剧的许多长处，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反封建主题，在剧作、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将我国歌剧艺术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1945年6月10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出时获得极大成功。毛泽东和全体代表起立鼓掌。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三条意见：(1)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2)黄世仁应该枪毙；(3)艺术上是成功的。此后，歌剧戏台上又出现了《英雄刘四虎》、《孙大伯的儿子》、《无敌民兵》、《红鞋女妖精》等群众非常欢迎的新歌剧。
　　边区的戏曲改革也取得了突出成绩。1942年10月，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题词“推陈出新”后，中央党校编演的《逼上梁山》影响很大。毛泽东看后，1944年1月9日，在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赞誉这出戏将“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并称它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希望“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不久，延安平剧研究院编演的《三打祝家庄》，再次赢得声誉。毛泽东写信称赞“此剧创作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以陕西特有的秦腔剧种，创作出不少新剧，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血泪仇》和《穷人恨》。王震在给剧作家马健翎信中说：“我很久想给你写信，因为《血泪仇》和《穷人恨》的演出，前后我看过五、六次。观众都为剧情激动着，对于人民的敌人高度的仇恨，对于身受重重压迫的人民高度的同情”。它“对昨天今天明天如何服务人民，都有启示意义”。
　　话剧艺术在服装、道具、布景和观众欣赏水平方面，都要求比较高，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会有很大限制。但令人惊喜的是，延安时期，舞台上演的225个剧目中，话剧竟有135个，占总数的60％。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群众火热的斗争中选取题材，创作了许多新话剧。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把眼光放远一点》，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流动医疗队》，鲁艺演出的《保卫合作社》，部队艺术学校演出的《保卫边区》等。毛泽东看了战斗剧团演出的《虎列拉》、《求雨》、《自家人认自家人》三个独幕剧后，亲笔写信鼓励说：“你们的剧，我认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这类好戏”。《同志，你走错了路》和四川方言喜剧《抓壮丁》的演出，轰动了延安和整个边区。
　　边区的音乐运动，形成当时全国的中心。这里荟萃着许多全国著名的音乐家、有成就的作曲家。边区的大量歌曲，雄壮有力，情深意切，百唱不厌，流传甚广。象贺敬之、马可的《南泥湾》，秀山、华恩的《共产党象太阳》贺敬之、杜矢甲的《七枝花》、方冰、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莫耶、郑律成的《延安颂》，贺绿汀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柯仲平、高田的《自卫战争进行曲》，苏一平、航海的《向大关中进军》等。特别可喜的是，许多领导同志和著名诗人主动与音乐家合作，象肖向荣与李鹰航合写的《歌唱共产党》，胡乔木与冼星海合写的《青训班班歌》，冯文彬与吕骥合写的《“五四”纪念歌》，成仿吾与吕骥合写的《陕公校歌》，沙可夫与吕骥合写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艾青与张棣成合写的《留守兵团军歌》，肖三与冼星海合写的《抗战剧团团歌》，公木与郑律成合写的《八路军进行曲》，塞克与冼星海合写的《生产大合唱》，光未然与冼星海合写的《黄河大合唱》等。尤其是《黄河大合唱》，周恩来称赞它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典范。郭沫若在他写的序言中称：“《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
　　边区有160多位画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从事各种创作。古元、力群、彦涵、刘岘、张映雪等的版画，华君武、张谔、钟灵、蔡若虹、张停等的漫画，王式廓、庄言、邹雅、胡蛮等的油画、素描、速写，王朝闻、王曼硕、许珂、钟敬之等的雕塑，胡一川、罗工柳、沃渣、李少言等的年画、剪纸，石鲁、李梓盛、张明坦、程士铭等的连环画和洋片。他们的作品，张贴在墙上，贴到农家坑头上，陈列在展览会上，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用于“拉洋片”上。它们生动地反映了边区人民翻身解放、自力更生、男耕女织、支援前线的喜人景象。延安和边区一些主要城镇，还经常举办美术展览。1942年春节，边区美协举办的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的画展，反映强烈，盛况空前。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前往参观，并“予以表扬，勉以努力”。据报道：画展大小六十余幅作品，观者“拥拥挤挤，说说笑笑，空气十分活跃”在军人俱乐部展出时，“因观众过于拥挤，甚至将门挤倒”。边区的美术作品，以它新颖的内容、独特的风格和民间的形式，赢得广泛的好评。美术大师徐悲鸿十分赏识古元的木刻，称他是“卓绝之天才”，“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中国版画界的“巨星”。
　　延安和边区的文学创作，也获得丰收。延安的诗歌运动开全国之风。在边区诗歌明珠中，狂飚诗人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工人破坏大队》两部长篇叙事诗，堪称是边区最早用诗歌形式歌颂工农的宏伟佳作。毛泽东在清凉山听了柯仲平朗诵《边区自卫军》后，甚为高兴，当即批示“此诗很好，赶快发表”，不久即刊登在《解放》周刊上。长篇叙事诗中，还有从三边小山沟里崛起的新秀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它的问世，引起了诗坛的一片赞扬声。郭沫若在为它写的序言中赞道：《王贵与李香香》是“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还有大量的小说、散文、特写，如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秦兆阳的《俺们毛主席有办法》，汤洛的《毛主席万岁》，董均伦的《刘志丹的故事》，韦君宜的《龙》，展现了战火中指挥员与红小鬼的神彩，吴伯△的《化装》，白朗的《诱》，卡之琳的《进城出城》，写出了群众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英姿。草明的《延安人》，金肇野的《赵文苍老头子》，崔璇的《周大娘》，周而复的《麦收季节》，生动表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亲密关系。柳青的《土地的儿子》，孙谦的《村东十亩地》，束为的《红契》，反映了农民翻身的喜悦。杨朔的《模范班》，方纪的《纺车的力量》，师田手的《活跃在前列》，表彰了边区生产运动中的新人新貌。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温馨的《凤仙花》、梁彦的《磨麦女》，表现新社会妇女解放的欢快心情。李季的《老阴阳怒打“出郎爷”》，欧阳山的《黑女儿和他的牛》，葛洛的《卫生组长》，看到亿万人民冲破封建牢笼的精神力量等。报告文学真实感人，如茅盾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何其芳的《朱德总司令的话》、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荒煤的《刘伯承将军会见记》，肖三的《续范亭先生》，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廖承志的《遥献》，杨成武的《一个胜利战斗的回忆》，荒煤的《模范党员申长林同志》，田方的《马克思在召唤》，李得奇的《我见了赵占魁》，陈学昭的《访马杏儿》，马烽的《张耿凤运动的热潮》，田方的《刘玉厚的光辉刀》，艾青的《养羊英雄刘占海》，丁玲的《袁光华——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等等。所有这些文学作品，都发挥了艺术武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