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敌我态势与双方战略战术
　　抗战期间，秦晋之间，黄河为界，北起陕西府谷以南的贺家堡，南至宜川以北的圪针滩蜿蜒千里的黄河河防，是一段险象丛生，令人心惊胆寒的千古航道，这段黄河及其沿岸地区当时是边区通向各抗日根据地的走廊。如河防不巩固，不但边区不得安宁，且将割断中共中央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这里，日军曾先后发动过几十次进攻，均被八路军留守部队与当地军民击退，日军始终未能越过这段黄河一步，从而保卫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3月，日本军队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重点夺取山西。1937年11月8日占领太原。
　　1938年2月底，同蒲路沿线之日军继续南犯，陷临汾，占领黄河天险风陵渡，与潼关隔河对峙。同时，驻太同之日军二十六师团进攻晋西北，连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等7城及黄河要口军渡，炮轰西岸朱家川，并以绥远之日军配合，疯狂向伊克昭盟、东胜地区进犯。此后，陕甘宁边区即经常处在日军直接进攻的严重威胁下。直至1940年，八路军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地区经过艰苦斗争，扩大了抗日武装，战胜了日军数次进攻，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挑衅，创造和巩固了华北根据地，屏障了西北的主要战略基地—晋绥边区；同时，八路军其它各部和新四军，人民抗日游击队又先后建立了冀鲁豫、冀鲁边、冀中、冀东、大青山、苏南、淮北、苏中、苏北、苏豫皖边、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广泛地组织和武装了群众，建立了民主政权，箝制了大量日军。只是到了这时，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直接威胁才暂时解除。
　　太原失陷后，日军大举南下，津浦沿线之日军为占领徐州，要求南北协同，以配合其正面进攻，乃于1938年8月以汾阳离石公路线之日军向陕甘宁边区河防宋家川等地进攻。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对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将其战略打击重点转移于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这时日军以进攻陕甘宁边区河防来配合其对晋西北根据地的“扫荡”，并截断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之联系，以达到其消灭晋西北抗日军队之目的。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曾向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发动过大小23次进攻，旨在消灭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个抗日的中心堡垒，突破西北重要门户，摧毁抗日民主力量，进而占领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地区。因为，西北是抗战的大后方，兰新公路连接着苏联，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就在这里，在军事上，西北也有着不可漠视的重要性。所以，进占西北就成了日本侵略者抢掠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侵略军采取了沿主要交通线、长驱直入，夺取大城市和战略要点的速战速决战术，其突破边区千余里河防的主要突击方向，选择了避开晋西南抗日武装力量便于伏击的川地根据地，有沿线据点作掩护，能隐蔽集结兵力，且后方交通运输便利的地区。因而日军在23次大小进攻中，有20次都是依汾(阳)离(石)公路西进，进攻宋家川渡口。日本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攻的部队，以梅津之一一〇师团为主，以一〇九、二十六等师团及独立第二、第四混成旅团为配合。
　　面对日军的直接进攻，陕甘宁边区军民，担负着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任务。当时，边区部队仅有15514人。在国民党政府不予粮弹援助，制造磨擦，派遣特务、破坏边区的情况下，边区部队不但要守卫千里河防，阻止日寇西进，而且要守卫2000余里边防，防止国民党军的进攻，肃清40余股地方性的政治土匪，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对于日军的进攻，边区部队实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即以主动、灵活、积极、坚决、突然机动的游击战术以及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术，配合正面的采取“半渡而击”战术手段的阵地战，坚决击退日军对河防阵地的进犯。
　　1938年2月，日军占领了军渡，直迫河防，并以绥远伪军不断进攻东胜、胁迫内蒙各旗投降，并进犯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和榆林地区。在这种严重形势下，留守兵团按照中共边区党委指示的精神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和备战的战斗命令，命令河防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紧急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战斗，边区政府则号召边区人民及自卫军动员和组织起来，配合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防御与打退日军的进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