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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三节 保卫和巩固陕甘宁边区——2


  二、剿匪锄奸,安定社会秩序,确保群众既得利益。
  边区原有的土匪已基本消灭,但抗战后,在日伪和顽固分子的收买、勾结、派遣下,土匪、特务的活动又猖獗起来,尤其是土匪蜂起,一度造成边区社会秩序的混乱,他们四处窜扰,奸淫烧杀,劫舍打家,无恶不作,为巩固根据地的大患。所以,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剿匪除暴,安定社会秩序。
  据统计,当时边区23个县境内,共有土匪40余股,计4000余人,2000多支枪。这些土匪大体上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为主的普通土匪,较大的有在延长、延川一带抢劫的陈老大股匪,甘泉的李某股匪,安定的刘子清股匪等;另一类则是有背景的“政治土匪”。他们除了抢劫钱财外,主要是以摧残边区地方政府机关、破坏中共和群众的组织,刺杀中共党政领导人和军队工作人员为目的。这些“政治土匪”中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遭到打击的恶霸地上和反动军阀武装,如三边的张廷芝股匪;保安、定边的薛子茂、范玉山、李维俊,全芥民、余庆五等股。有的是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指使的著名惯匪,如盘据在陇东一带的赵思忠(外号赵老五)股匪等;有的是与日伪勾结的汉奸武装,如三边的薛子茂股匪。这些土匪大多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庇护,当国民党政权尚在边区大部分地区分开存在时候,他们就接受国民党指示,并受其掩护与支持。他们打家劫舍、奸淫烧杀、猖狂活动,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暗杀共产党的干部、抗日军人家属、退伍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刺探党政情报,抢掠合作社,破坏国防交通,勾引少数部队哗变等。
  为了尽快肃清匪患,安定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生命安全,边区政府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决定与各地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广泛发动边区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除从经济条件上杜绝匪源外,着重从政治上争取在军事上打击;在军事上采取分区驻剿与集中合击的围歼战术。于是有的地方组织了小分队,和正规部队一起战斗、有的发现匪迹,暗地监视,及时报告,对正规军队的剿匪进行了有力配合。地方政府还采取措施,积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使得一部分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散匪,改邪归正。
  肃清反动的顽匪,主要是军事围剿。对于军事围剿的战术问题,曾有过争论。遵义会议后被撤消了军事顾问的李德,在跟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曾在红军大学讲过课,以后又被派到留守兵团帮助训练过骑兵,有时也参与研究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他以军事专家自居,孤芳自赏,固执已见。他提出要采取平推的战术,派大部队齐头并进。理由是这种战术声势大,力量集中。但是,陕北高原地形复杂,土匪分散,采用他提出的这种战术,只能是把土匪赶跑,而不可能把土匪消灭;今天赶跑了,部队一离开,明天土匪又会窜回来。当时肖劲光对李德说:“土匪刁猾得很,昼伏夜出,分散活动,到处流窜,哪里会‘集合’在一起让你去打呀!我们的战术,一定要适应土匪活动的这些特点。”李德听了又是摇头,又是耸肩膀,表示不同意。后来毛泽东采纳了肖劲光的意见。
  经研究,留守兵团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旦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经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实践证明,这种战术是对头的、有效的。
  从1937年11月开始,留守兵团先集中了警一团、警二团、警五团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地区官滩、盐池以北之蜡梁和安边的仓房梁一带,对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三次围剿,先后击毙土匪100余人,马100余匹,缴获枪60余支。在这同时,留守兵闭的七一八团在富县以西的黑水寺、张村驿一带,消灭了企图为匪的民团两股,缴获枪70余支。
  1938年2月以后,留守兵团驻各地的警备团队,与地方群众武装密切配合,采用政治瓦解与武力清剿相结合的办法,布下天罗地网,对大小股匪,继续穷追猛打。例如,盘据黄龙山地区的股匪,被清剿部队击毙100多人,缴获枪70余支,只有很少一部分逃离边区。在安定南区一带窜扰的刘志清股匪,被清剿部队全部歼灭。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海拔普遍在八、九百米以上。厚厚的黄土层,经流水切割,年深日久,形成典型的塬、梁、峁、沟壑等地形,山高沟深、人烟稀少。冬春季节又长,到处是冰天雪地。在这样的地区剿匪,部队是很苦的。特别是三边一带,地接塞外荒漠,遇上大风天,风沙弥漫,天昏地暗,白天点灯都看不清人脸,大小沙石打在头上、脸上,疼痛难忍。有一次一个战士外出执行任务,躲在一个干草洞里避风,一阵大风刮来,竟把这个战士活活埋在里面。剿匪同其他战斗不一样,扑空是常有的事。有时爬山越岭,跑了很多路,到达预定地点,土匪却无影无踪了。条件尽管艰苦,战士们却毫不畏缩,特别是那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爬过雪山、越过草地的老战士们,更是以苦为荣,迎难而上。
  经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各地的土匪基本上肃清了。按当时统计,被彻底消灭的土匪有36股,被击溃的土匪10余股,生俘匪徒90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步马枪1700余支,迫击炮2门,子弹20余万发。对那些被捕获的匪首,大都由当地政府进行公审,对罪大恶极者坚决镇压处以极刑。1938年6月,在定边就公审与枪决了罪恶累累的惯匪艾中福、宋闰兰;在延川,公审与枪决了谋财害命的土匪霍生福。当然,在剿匪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共计伤亡军民700余人,其中有两个团级干部、10多个连排干部光荣牺牲。
  一天晚上,肖劲光向毛泽东汇报了留守兵团的工作,当讲到边区境内的土匪已经基本上被肃清的时候,毛泽东又惊又喜地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上肃清了?!”肖劲光便向毛泽东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泽东当即起草了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但是,清匪任务并没有到此结束。
  1939年冬天以后,那类“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抢劫烧杀,扰乱边区,祸害群众。有的是由当时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和唆使,突然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有的是受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故意为非作歹、寻衅闹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队“哗变”为匪的。这类土匪的抢劫烧杀、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党制造摩擦事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一种变相的武装进攻。因此,这以后的剿匪斗争,就同反磨擦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较此前的剿匪斗争要复杂得多,既有军事斗争,又有政治斗争,既要清剿土匪,又要同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打交道。
  清剿陇东积匪赵老五,就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一个典型事例。
  赵老五多年盘踞在靠近宁夏的甜水堡一带,经八路军留守兵团打击后,收敛了一段时间。1939年11月底,又突然带领匪徒,攻入陇东环县城内,烧杀极惨。接着又窜至河连湾一带,破坏边区治安。当时,肖劲光曾致电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询问赵匪是否属他节制。马鸿逵回电说与他无关,但不久他又派来个参谋进行所谓调解,说赵匪是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委派的“游击司令”。为了促使国民党军队和土匪划清界线,中共当时还千方百计地给朱绍良等留面子,尽力争取他们。毛泽东在修改肖劲光给马鸿逵的复电时对此事这样写道:“诚以如此积匪,朱长官必不收编,必系该匪昌称无疑,请尊处万勿见信。”这显然是给朱绍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阶。接着,肖劲光又直接给朱绍良打了几封电报,向他报告赵老五的情况,寻求共同解决赵老五的办法。他装聋作哑,不给肖劲光回电。于是肖劲光又给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中说:“为维持地方治安计,拟即予以清剿。”这时,朱大概有点慌神了,才回电说该匪已由他收编为保安队,并已下令“严加约束”,公然庇护这伙匪徒,所谓“严加约束”,不过是句应酬的话。1940年夏天以后,一连几个月,这股匪徒又窜进边区,先后在陇东的曲子、完洞等地、捣毁陕甘宁边区内区政府一所,杀死村干部和工作人员4名,捉走自卫军排长和政府工作人员9名。边区驻军警二团官兵忍无可忍,乃派兵进行清剿,当即击溃其一部;并捕获赵老五的两个重要帮凶缪福禄、万荣昌,经公审后判处死刑。1942年2月,留守兵团驻军又集中了警二团的两个营兵力在庆阳、环县以北之甜水堡、河连湾一带进行围剿,经半个月战斗,终于将这伙匪徒大部击溃,匪首赵老五腿部负伤后逃出边区。驻军缴获步枪、轻机枪、手提机枪、手枪70余支,子弹900余发。
  除赵老五以外,当时气焰嚣张、作恶多端的政治土匪,在三边,还有原系恶霸地主,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保安大队长的惯匪张廷芝。这股匪徒祸害群众的手段极其残忍,不少妇女被他们糟蹋,不少群众和村干部被他们吊起来用火烤、用枪托与棍棒毒打,有的被活活打死。1940年,张匪还曾借故围攻驻靖边的八路军部队,留守兵团一营长惨遭枪杀。在鹿甘地区,有被国民党洛川专署收编为“反共军”的著匪夏老么。该匪在不到十天时间内,连续作案五起,除抢劫财物、奸淫妇女外,还杀死边区干部和群众多人。在关中一带,有逃离边区多年、受国民党顽固分子唆使于1940年5月窜回边区大肆抢劫烧杀的惯匪李仰之。对于这些有政治背景的土匪,中共一般运用两手:一面由中共党政军方面致电国民党的有关军政当局,揭露土匪的罪行,要求“国军”配合剿除。这一手当然不起多大作用,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些土匪的后台老板,何谈“配合”,但这一手还是必须的,这是“先礼后兵”,事先向国民党军政方面通报了,使之无法否认八路军清剿的是土匪,为下一步使用另一手做好政治舆论准备。所谓另一手就是武力清剿。在我剿匪部队的围、追、堵、截下,上述股匪,有的被击溃,有的又逃离边区,有的被彻底消灭了。例如,匪首李仰之,于1940年6月被我捕获,公审后,就地枪决,大快人心。
  在剿匪战斗中,留守部队指战员英勇顽强,如清剿安定南区之刘志清股匪时,该匪负伤顽抗,我军有三个战士(其中两个中共党员),奋勇冲入匪阵,将刘志清股匪全部歼灭。
  由于边区境内的土匪已基本肃清,消除了颠覆边区政权的内部隐祸,保证了社会的治安,从而使人民能安居乐业,建设边区,支援抗日战争。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7月—1940年12月)/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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