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但是当时全国最民主的政府，而且也是当时全国最廉洁奉公的政府。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特别强调。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使政坛气象为之一新，经过几年的努力，政府工作人员个个都表现了一丝不苟、克已奉公，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艰苦奋斗的好作风，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廉洁勤俭政治的模范。毛泽东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老百姓为边区政府敬赠了“爱民模范，廉洁政府”的锦旗。它不仅得到了边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而且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与全世界革命人士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在这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法以护廉，逐步完善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
　　1935年12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及时公布了1933年12月15日下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其中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下者，处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与此同时，对上述犯罪者还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对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对于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重申了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关于开展反贪污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文件。当时在军需紧急，给养困难的艰苦条件下，一方面向友军暂借(如向杨虎城借30万元)，一方面自力更生，增加生产；再一方面是堵塞漏洞，严防贪污和浪费。这样保证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边区政府成立后，把反对贪污、杜绝浪费、保证政府工作人员的清政廉洁当作一件大事来抓。逐步完善了惩治贪污，防止腐化的规章、条例。并由林伯渠、谢觉哉等亲自指导办理和制定。
　　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发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沦罪。(1)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2)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3)盗窍侵吞公用财物者；(4)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5)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6)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7)违法收募税捐者；(8)伪造或伪报收支帐目者；(9)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10)为私人之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之规定惩治之：
　　(1)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2)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3)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4)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上述罪犯还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一部，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以抵偿之。①。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例》中规定：(1)贪污数日在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2)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死刑；(3)贪污在3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4)贪污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并号召人民控告揭发。“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党龄、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他们赦罪、开脱的借口。如盐池县县长曹XX，贪污破获赌情案的罚款两起，共159元，在1938年2月被发现后，当即予以撤职。1938年4月安塞县第四、第六两区区长贪污没收的烟土也被撤职严办。1940年7月，华池县白马区委书记崔凤鸣，贪污了100元被逮捕。悦乐乡乡长王崇洁贪污了70余元受处理。又如，1933年参加革命担任安塞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的肖玉壁，在任内贪污公款3050元，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样，仅在1937—1938年的两年时间内，边区司法部门就严格判处180起贪污腐化案件，其中以各级政府人员中贪污粮食的现象为最多，据延川、华池7县统计，贪污亏空的粮食有204.1石之多，每石以50元计算，合洋10250元。其贪污方式：或用大斗收入，小斗支出，把公粮据为已有，如志丹县一位仓库主任就贪污了30多石；或共同舞弊，伙分贪污粮款，如固临县保安队管理员等三人，前后偷卖机关生产粮21石等；或空收帐薄，虚报损失，如志丹县四区仓库，本来长粮10石，反说短了26.7石；或用买粮款作私人生意，有的把应给群众的几分或几角扣下，总计20余元之多。由于贪污在帐目上出了明显的短缺时，也用许多方法来支吾，如华池县水汽台区粮库短14石7斗，就向上级报说老鼠吃了12石7斗。
　　执法严明，对加强边区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起了保证作用，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使清政廉洁蔚然成风。
　　①《陕甘宁边区惩治含污暂行条例》，1938年8月15日《新中华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