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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七节 贯彻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积极开展外事活动——1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联合国内外一切进步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所以,中共中央把“外交政策的积极化”作为政治上军事上必要的条件”和“应付当前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陕甘宁边区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对外政策,积极开展了外事活动。
  一、中共中央的外交政策与边区党政所作的相应规定
  围绕抗日战争,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国际上存在几种不同的力量和态度,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一举吞并中国,并以打算袭击苏联的架势诱惑反对苏联的英美帝国主义对它让步。德、意配合日本侵华战争。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的法西斯侵略轴心。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战。但苏联更着重把国民党看作是抗日战争的主力。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国防部长伏洛希洛夫表示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决不坐视”。即派军事顾问和航空志愿队来华,并在财政上、物资上给中国政府以援助。
  英、美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由于日本侵华,损害了他们在华的利益,因而在一定程序上赞助中国抗战;另一方面,为了集中力量,对德、意在欧洲的威胁,又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缓和他们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促使日本进攻苏联,以坐收渔人之利。
  国内也存在几种力量和态度。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战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抗日;就是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其中的开明绅士也站在抗日方面。但不少人对如何抗日不清楚,对共产党不了解,特别是属于中间力量中的许多人,还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但对它的腐朽和独裁不满;在国民党内,有众多的抗日民主分子,亦有暗藏的汉奸。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也有两面性,一面为维持统治地位愿意抗日,一面继续压迫人民,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妄图在抗战中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国共合作的形势和发展,伴随着严重的危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决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的外交政策的四条基本原则:
  1、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
  2、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
  3、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
  4、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授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以上四条原则,是真正的“抗日外交”政策原则,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动摇、妥协、退让的所谓“和平外交”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奠定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外交问题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肯定和阐发了上述原则。
  同年10月16日,刘少奇在解释洛川会议制定的外交纲领时说:“抗日政府的对外政策,应以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努力取得其他各国的援助及世界的同情为原则。”①因此,必须开展抗日的国际宣传,实行对日绝交,保护在华诚实的日侨,优待日军俘虏,争取国际援助等。1938年,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呼吁全世界人民、给中国抗战军民以支持和帮助。
  1938年9月至11月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规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伐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使日寇断绝外国军火和军事原料的供给,使我国能够得到友邦的军火,军事原料,技术人员及财政的帮助”。毛泽东指出:
  1、坚决反对一部分人所谓走德意路线(这实际是汉奸汪精卫集团准备对敌投降的步骤)的主张。
  2、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物资援助的增加,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之决议。
  3、设立一定机关,系统地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定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
  4、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
  5、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及其和平通商传教等事业。
  6、注意保护华侨利益,并经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华运动。
  在这种外交政策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1939年11月中旬,中国国民外交常务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派遣国民外交代表团,访问美苏大城市,作大规模之民众宣传”的提案,号召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大力支援中国抗战。
  在中共中央一系列外事方针的指引和其他有关方面努力下,国际援华运动簇起,来边区的中外人士越来越多,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9年2月1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6条中规定:在不损害边区主权的原则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同时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至此,中共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就趋于具体而完善,为进一步开展抗日的外交活动在思想和政策以至法律方面提供了可靠保证。于是,在延安,多次召开了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动员大会。在汉口,曾于1938年2月13日成立国际反侵略大会的中国分会;又通过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常务理事会派遣国民外交代表团,访问美苏,进行抗日援华的广泛宣传,并发动一切民众团体和各国性质相同的团体建立经常的联系,欢迎各国民众的代表和新闻记者来华访问,加深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以扩大世界援华运动。这样,就吸引和团结了国内外大批友好人士来边区。
  ①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90页。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7月—1940年12月)/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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