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设立外事机构，做好接待工作
　　1936年1月2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命令，在西北办事处内建立外交部，下设交际处；博古兼外交部长，伍修权任秘书长兼交际处长。此后，陕甘宁苏区即开展各种形式的外事活动。抗战初期，中共利用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关系，分别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兰州、洛阳等地设立了公开的(或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向国民党当局领军饷，采购和转运军需品、宣传八路军的抗战活动，接待过往的八路军人员。同时，也接送中外人士进出陕甘宁边区。后来，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的对外活动非常困难，只好通过下列三条渠道进行：一是靠地上交通，通过华北根据地的晋察冀、晋西北地区进出；二是靠秘密的地下交通，在黄龙、马栏一带设立接待站进出；三是空中通过联系。①所以，边区外面的朋友照样往来，党的政策号令仍可随时传出。
　　为了更好地接待来宾，1938年3月7日，撤销了原设边府秘书处下的管理科，专设招待科，委任胡金魁为科长。同年4月15日，又将招待科改名为交际科，金城为科长。1939年又改交际科为交际处，金城任处长，下设：联络科，石锋任科长；招待科，金耐任科长；总务科，杜维(女)任科长。共有15孔窑洞，35间平房，内设有礼堂、餐门等，作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以及5省联防司令部办理日常外事的专门机关。
　　毛泽东指出：“对待来宾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要采取老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时，要尽力让他们对我们有全面的了解，要让他们看我们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也可让他们看看我们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弱点甚至错误。”②于是，对来宾不再发用“来宾证”，因为来宾证原来的用意是为了向岗哨出示、便于客人出入城门的，结果却限制了来宾的自由。毛泽东指出：“放开让他们到处跑好了。”还指出：凡来边区的客人，不管其政治态度怎样，什么地方都让他们看，包括监狱也开放供参观。走亲访友者不再陪人，客人自由行动。这样作的效果很好。有的外宾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出真中国，全中国都象延安一样、中华民族永远不会亡的。”一位远东权威学者毕尔氏说：“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中心在延安”。有一对青年妇夫来延安后因遇到困难返回重庆，后来病了也无人照管。他们经过对比之后又重新回到延安。边区的党和政府同样欢迎他们。对那些过不惯艰苦生活要离开的，毛泽东指示要“礼送出境”。对持不同政见者，也要一视同仁，安排食宿，“如系上校之友军或省级以上党政人员及国际友人之文化技术人员，当住交际处并予以物质优待”。③对其他来宾则安排住旅馆或招待所。对于团体和重要来宾，还要设宴招待，举行欢迎及欢送仪式，中共中央或边区政府的领导人则根据客人的要求，分别出席作陪、接见、谈话，回答来宾们的问题。对于临时或长期留在延安工作的外地人员，党和政府均一视同仁。留在边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享受同等的民主权利，并受到边区政府的宴请与文娱招待。林伯渠主席说：“他们不仅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并且还享有各种工作上的便利。”如在延安设有华桥救国联合会，国民党有党务指导员办事处，他们在纪念日同样和其他团体一般地印发宣言、张贴标语。在大会上，国民党的负责人时常被选进主席团去。1941年11月召开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时，被选入和聘请的外籍友人议员就有巴苏华(印度)。森建(日本)、武亭(朝鲜)和华侨梁金生、李介夫等。
　　在抗战时生活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对外籍友人在物质上给以适当优待。当时，边区将干部职工的生活供给标准划分为十类四十余种，第一类是国际友人及少数民族，如在延安的日本人、朝鲜人、蒙人、回人，美军观察组及马海德、阿洛夫、黄正光等均被列入，他们享受着特别的优待，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15斤，猪肉30斤，蔬菜30斤及油、盐、石炭等。还给许多专家派有管理员、炊事员、勤务员、翻译和中文教员。对外宾客灶规定：每人每月细粮36斤，猪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鸡3只，豆腐5斤，细菜30斤，盐1斤半、炭70斤、调和一万五千元(相当人民币1.5元)；杂支每人每月边币50万，洗澡用炭450斤，办公费、奶费、灯油费照财政厅规定统一发给，衣服不限。
　　由于边区设立了专门的外事接待机构，接待工作的方针政策正确，措施得力，工作人员办事积极热情，赢得了国内外朋友的赞赏，要求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来参观和工作的国内外朋友越来越多，从1938年至1941年就接待了中外客人7千多人(1938年1660人，1939年1378人，1940年1412人，1941年2866人)。其中有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有中外记者、作家、海外侨胞等各方面的爱国人士。1938年5月至8月交际处接待广东通讯社送到延安的华侨就达78人。还接待了周扬、艾思奇、陈宇、陈嘉庚和科学家高士其等。1938年底，来边区观光的还有以涂思宗为首的南京中央考察团和途经延安的卫立煌、邓宝珊等知名人士。
　　一批又一批不满法西斯政府的各国朋友，也纷纷投奔延安与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有英国记者贝特兰；以柯乐满为首的国际学联代表团；荷兰驻香港总领事范伍登及荷印(荷属南洋群岛)政府外交部东亚务司中国事务科科长欧福廷博士；国联防疫大队代表、奥国医生南道尔先生；英国朋友詹金森爵士以伦敦《每日简报》记者身份来访。
　　对于这一阶段边区的外事工作，林伯渠主席在关于两年来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去年到我们这里来的外国人有30个，在他们经过西安等处时，有人不让他们来，但他们总是想办法来，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边区有民主的作风，对于抗战如何的英勇，所以他们非要来看一看不可。这里面还包括世界学联代表、美国大使馆参赞卡尔逊、荷兰大使等人。除此还有新闻记者、文学家、医学家、还有从英美法、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来的华侨，还有大部分的是国内的文化人和学生。这些中外人士中的许多人还留在延安参加边区的建设事业，延安古城竟成了全世界万众瞩目的地方。
　　①杨尚昆同志1965年在延安的谈话
　　②金城著《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
　　③《解放日报》1941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