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力支援豫鄂陕边革命斗争
　　豫鄂陕边东连中原，西接陕南，南靠川鄂，北近关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积极创建豫鄂陕边游击根据地的部署，李先念等率领中原突围部队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开辟陕南地区。到7月20日，各团营大部顺利到达指定地区，开始分散游击，并使得部队获得相当的休息，取得创造新根据地的第一步胜利。其后，他们迅速建立起五个分区，组建相应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其中：商县和山阳为第一分区，雒南、卢洛(今丹凤)、商南为第二分区，白河及湖北的郧西、郧阳为第三分区，豫西的浙川、卢氏为第四分区，镇安、柞水为第五分区。先后成立了商县、雒南、蓝田、柞水、镇安、山阳、卢洛、商南、白河、上关、郧西、郧阳、卢氏、浙川等14个县级工作委员会以及36个乡政权。8月，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以商雒地区为中心的豫鄂陕边区。其后不久，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和豫鄂陕军区在卢洛县封地沟宣告成立。在豫鄂陕党委和军区的统一领导指挥下，革命游击战争在豫鄂陕边蓬勃展开。
　　中共中央非常关心豫鄂陕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多次指示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从各方面大力支援。为此，西北局和边区做了许多工作。
　　(一)西北局指示商雒工委和游击队全力接应和帮助中原突围部队站住脚跟，开拓陕南斗争的新局面。商雒工委和游击队尽最大的努力，广泛发动当地群众，以骨肉之情迎接亲人，安排向导，掩护作战，提供情报，筹集粮草，安置伤病员，转移和保护领导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仅在商雒一带山区，从龙头山到梅子岭沟，由人民群众分户安置和护养的部队伤病员就达1700余人。伤病员们都得到治疗和生活照顾，其中一部分恢复健康后陆续归队。商雒工委和游击队还利用地下党关系和与当地地方武装势力的统战关系，妥善安排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就地休养。如中共中央委员、中原部队政委郑位三和鄂豫边秘书长顾大椿，就秘密住在商县麻街国民党地方保安团营长李世华(系中共地下党员)家里养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女)，住在保长石含瑛(系中共地下党员)家里；中共中央委员、中原局主要负责人李先念等，也安全隐蔽在可靠人士的家里养病，同时指导着全局工作。根据上级指示，刘庚、巩德芳等原商雒工委和游击队领导人直接参加豫鄂陕边工作，如刘庚任第二分区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巩德芳任第二分区司令员，王力任第三分区地委副书记兼副政治委员，等等。
　　(二)西北局派遣汪锋去陕南接替李先念的工作。1946年8月，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抽调汪锋赴商雒担任领导工作。陕西省工委组织力量，精心安排路线，保证汪锋等平安到达目的地。汪锋及其随员多人分别化装成国民党高级军官、副官与马弁，沿途由地下党交通站点接力保护转送。汪锋身穿少将军服，持有国民党第22军的护照，佩带手枪，骑着高头大马，一行全副武装，既大摇大摆又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变。他们从关中分区双柳树村出发，越过封锁线，横穿咸(阳)榆(林)公路，经阎良、栎阳、临潼、蓝田等地进入秦岭，于9月18日在封地沟与李先念等会合。9月24日，召开豫鄂陕边区成立大会，李先念等宣读中共中央命令，由汪锋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文建武任军区司令员。
　　(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力量保护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中原局委员、第2纵队政治委员)、戴季英(中原局委员)等领导干部从陕南安全返回陕甘宁边区。掩护李先念等中原解放军主要负责干部回延安并确保安全，是中共中央赋予西北局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豫鄂陕边党委正式成立后，李先念和任质斌一行由部队护送，经留仙坪、北宽坪、腰市、大荆到秦岭北麓的厚子镇。然后，李先念换上汪锋穿过的将军服，佩带着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证章，以军委会视察专员的身份公开上路，同行多人，前呼后拥，有意作出气派非凡的样子。在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节节保护下，他们经渭南、临潼和栎阳，到富平洪水头。再由陕西省工委组织武工队保护，夜越封锁线，顺利到达边区边境古贤村。其后，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顾大椿等人分别安全回到边区。5师的一些团营连干部，也陆续经地下交通线返回陕北。
　　(四)给豫鄂陕边提供财政援助。1946年冬，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调拨3000万元边币，支援豫鄂陕部队过冬。陕西省工委要求耀县工委设法将这笔款子倒换成国统区的法币，并组织力量护送到陕南作为部队的供给经费。耀县工委动员一切统战关系，顺利完成兑换任务，尔后专门组织一支小型武工队，将巨款护送到临潼栎阳镇徐杨村，再由当地地下党组织派人运送到陕南。
　　豫鄂陕边军民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到11月间，胡宗南等调集10个整编旅和17个保安团围攻豫鄂陕边根据地。其后，豫鄂陕军区主力分作两批，先后北渡黄河转移到晋南休整。巩德芳、王力等奉命率领地方游击队在陕南继续坚持敌后斗争。巩德芳在频繁的战斗和艰苦的环境中忘我工作，最后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陕南的革命火焰，一直没有停止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