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边区党政军高级领导机关胜利返回延安城
　　在延安光复前后，陕甘宁边区除三边、陇东的几个县城和其他一小部分地方外，其余地区均告收复。当这些地方收复后，从分区到县区乡各级政府立即结束流动游击状态，迁回原驻地办公。延安光复后不久，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区司令部等高级领导机关也胜利返回延安城。5月6日，西北局和联防军区机关分别从暂驻地绥德刘家川等地移行。7日，林伯渠与驻地雷家沟的干部群众亲切话别，率领边区政府机关出发南下，沿途检查指导工作，并于11日进驻延安城内。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高级领导机关胜利重返边区首府延安，标志边区内部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战时状态转向相对和平稳定状态，业已进入全面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自1948年初以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以十二月会议精神为指导，不但抓紧土改、救灾、生产、支前、新区等工作，而且十分重视并不断加强边区的政权建设，整顿健全和巩固提高老区各级政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边区政府的主要措施是：
　　(一)坚持与党外人士的团结与合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陕甘宁边区继续坚持“三三制”政策，广泛团结和吸收党外各界赞同反美反蒋的民主人士参加工作，成绩卓著。陕北战争爆发以后，尽管有少数人动摇退缩甚至叛变投敌，但绝大多数党外民主人士(包括一些开明士绅)经受住了战火和土改的严峻考验，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然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党员干部对这些人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和做法，使他们受到排斥和伤害。如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被错误斗争，没收了他的房屋财产，将他扫地出门。林伯渠得知此事后，立即提出严肃批评，要求按照党的政策予以纠正。1947年12月11日，边区政府副主席顾李鼎铭因病逝世。正在参加十二月会议的林伯渠获悉这个消息，马上向毛泽东汇报，并提出要为李鼎铭开追悼会，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让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非常同意，指出边区实行三三制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下级党政干部的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对他们要保护，安文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需要你去做，要请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总结各地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及时发出指示：“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应当继续留在高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其为地主富农出身而人民对他们没有很大恶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但应使其避免斗争。对于过去混进我政权机关中来、实际上一贯是坏人、对人民并无好处而为广大群众所极端痛恨者，则照一般处理恶霸分子的办法交由人民法院审处。”①“我们对于开明绅士的要求，在抗日战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困难中教育他们。”②
　　遵照毛泽东的嘱托，林伯渠返回绥德驻地后，亲自做开明士绅的工作。他约请安文钦谈话，当面诚恳赔礼道歉，还把没收的东西全部发还。安文钦很受感动，对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深表谢意，然后愉快地返回自己的原宅，又热心参加政府的工作了。为安排李鼎铭副主席的后事，林伯渠多次召集会议郑重研究，并同其家属恳谈，认真征求意见。2月25日，陕甘宁边区各界追悼李鼎铭先生大会在绥德城内隆重举行，有700多名代表出席。林伯渠主祭并亲致悼词，高度评价李鼎铭先生一生的光彩业绩。习仲勋、王维舟、杨明轩、安文钦、李振三(李鼎铭长子)等先后讲话，表达哀思之情。中共中央挽词称：“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于他的功绩永志不忘。”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边区各界团体和个人，各兄弟解放区，都致送挽幛挽联或发来唁电。大会决议，将李鼎铭先生手创的米脂桃镇小学命名为“鼎铭小学”，并在其故里立碑以表纪念。其后，林伯渠又亲笔题写“爱国典范”四个大字，镌刻在墓碑上。这些事在边区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边区政府认真落实对党外民主人士的政策，按照他们的不同情况与政治表现，一一予以恰当的安排或合理的处理。如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常驻议员房文礼、高愉庭、刘培基、霍仲年等，边区政府委员马济川、阿拉并巴音、李仲仁、贺连城、霍子乐、霍祝三、蔡登霄、魏民选等和边区高等法院副院长乔松山，均保留本兼各职，保证他们有职有权；提升霍祝三为绥德分区副专员，马济川兼任延安大学洛川分校主任，先后委派或提拔党外民主人士白云亭、房文礼、惠光第、刘璞臣等出任延长、淳耀、甘泉、延川等地的代理县长。对表现好但不能工作的，也都在生活待遇方面给予妥善的安置和照顾。
　　对有叛变投敌行为者，边区政府则依照法律政纪，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置。如原边区政府委员刘文卿、毕光斗，原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杜洪源、谷莲舫，在胡马军入侵期间背叛人民，投靠敌方，证据确凿，所以均按法定程序予以撤职或撤职查办处分。毕光斗投敌后，出任国民党延安“审议会”“议长”，犯有危害人民罪，则交由延安人民法庭审理，依法褫夺其公权5年。原边区参议员、鄜县政府委员孔令温叛变投敌，丧心病狂，竟亲自为国民党军带路打开我方寨子，欠下大笔血绩，至此也由本县政权机关明令撤职查办，送交司法部门审讯，依法判处死刑。
　　据边区政府有关统计资料，到1948年6月，原边区从政的党外人士共55人，包括边区级(边区政府委员、常驻议员和厅局职以上)22人，分区级(专署正科职以上)4人，县级(正、副县长、正科长、县参议会正、副议长)29人。这些人从政治态度上看，表示反对美蒋反动派，赞成土地改革，拥护共产党政策的有24人占43.6％，思想和表现一般的有12人占21.8％，变节投敌者16人占29.1％，去世3人③占5.5％；从政治待遇和职务安排上看，提升职务和受到嘉奖的有13人占23.6％，留任原职未变的有17人占30.9％，降级使用的1人占1.8％，免职的5人占9.1％，撤职的16人占29.1％(其中扣押审讯2人，因有反革命血债被判处死刑的1人)。这些都说明边区坚持“三三制”是有很大成绩的。
　　(二)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就是要把旧的统治阶级推翻，联合各个革命阶层，建立自己管理自己的制度。共产党如何领导政权工作，各级民主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开展工作，边区政府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坚持这些正确的做法。那就是：(1)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应过多干涉和包办代替；(2)在政权系统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按照党章规定成立党团(或党组)，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党团(或党组)的决定和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职权地位自由行动；(3)党团(或党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执行工作，如果说服通不过，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超过民主集中制原则；(4)调动党员时，必须经过党组织向政权机关取得辞职的手续。
　　此外，要把政权工作做好，还必须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贪污谋私的现象打倒，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要有民主作风，建立民主制度，提高工作效率，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生产，更好地支援前线。参加政权工作的共产党员尤应起模范带头作用，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勤政廉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政府法令和纪律。在老区基本恢复以后，林伯渠特别强调克服少数干部中的“安逸享乐”思想和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号召各级政府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自觉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肃批评和纠正那些脱离群众的和平享受思想与铺张浪费行为。
　　(三)健全和充实各级政权机关，提高工作效率。根据老区失地大部收复、新区逐步扩展这种新形势，边区政府一面陆续抽调大批干部赴新解放地区参加工作，一面不断调整充实基本区各级政府的领导力量。按照各分区各县领导者在战争中和各项工作中的实际表现，边区政府提拔大批新干部，撤换若干不称职的干部，对已调离岗位的及时加以补充。边区政府陆续任命一批新县长，并为各县配备副县长，进一步健全各分区和各县的领导班子。在战时，曾紧缩各级政权机构和精简工作人员。至此，边区政府决定扩大地方各级行政部门，适当增加编制，以适应当前工作日益繁重的需要。6月29日，边区政府发布指示，要求各分区专员公署将现有的民教、财经两科恢复为一科(民政)、二科(财政)、三科(教育)和四科(建设)，并增设副职；要求各县政府根据实际需要相应设置3个或4个科。边区政府本身也根据工作需要恢复或增设行政处、边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边区抚恤委员会、交际处等直属单位，边区政府一级工作人员编制由220人扩充到400多人。各级政权机关工作部门逐步健全，人员配备得到充实加强，从而更有利于发挥政府职能和提高工作效率。边区政权工作日趋正常化和正规化。其后，政府系统又开展了“三查”(查工作，查作风，查思想)活动。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127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0页。
　　③即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政府委员杨正甲和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蔡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