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西北人民在五四运动的震荡和影响下，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引导下逐渐觉醒，革命运动不断发展，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风暴的到来，特别是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了必要的准备。
　　从五四运动起，至1921年月7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西北的传播逐步兴起。一方面是旅外求学的刘天章、李子洲等人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在逐步接受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以后，通过各种方式向陕西传播。日本河上肇、高岛素之等人的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李大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新青年》等书刊渐及陕西。陕西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早启蒙人之一魏野畴，1920年就撰写文章，大声疾呼，要陕人重视“潼关外之新思潮”。翌年他又撰写了我国早期用新观点研究近代史的一部书稿《中国近世史》，并以之在后来任教的成德中学、榆林中学等校作为教材进行讲授，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和各种新思潮，使许多忧虑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学生，惊奇地听到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和世界徘徊的喜讯，受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启蒙。靖国军辖区内的一些学校，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还公演《列宁传》等话剧；介绍新思潮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品，还扩散到部分军队中去。1919年6月23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在给陆军的函件中曾经提到此事：“准陕西督军电称，陕省近日邮电中忽发现一种印刷品署名士兵须知，系真理社刊行，其中词意不外提倡公产及无政府主义，并详述法国式革命与俄国革命之区分。”①另一方面是陕西的地方报纸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属于靖国军势力范围的渭北一带陆续出刊过几种报纸，主要有《启明日报》、《捷音日报》、《正义日报》等，这些报纸一般都比较倾向进步，其中尤以《正义日报》“阐发革命理论，介绍中外学说，对社会主义思想尤多为宣传”②。西安地区的《西北日报》，从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连续数十次以社论、代论或专件栏目，刊登了《马克思之价值说剩余价值说及其批判》、《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一斑》等文章及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形势的消息报道。特别是《鼓昕日报》，宣传社会主义态度比较明朗，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该报创办人田芝芳，主笔张仞鸣，都是陕西省参议会议员，比较倾向进步。这家报纸从1920年7月创刊，到1921年4月停刊，连续刊登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如《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俄国联工会之实力》以及李大钊《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讲演词等。但是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陕西，还处在新思潮的启蒙阶段，报刊宣传大量还是民主主义思潮，社会主义的内容相对较少，且多为客观介绍，甚至带有不同程度的歪曲和误解，真正有分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鳞半爪，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陕西的萌芽和起步。
　　马克思主义在西北地区的广泛传播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旅外的革命知识分子举办刊物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旅外学生创办的以陕西为主要发行对象的刊物日渐增多。1921年10月，旅京学生主办的《共进》杂志创刊，翌年十月共进社诞生，陕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都是《共进》杂志和共进社的主要发起人；在天津，有武止戈、屈武等于1922年创办的《贡献》月刊，以及陕北教育促进会天津分会于同年创办的《促进》和《改进》；在上海，先有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雷晋笙及严信明创办的《秦铎》、《新时代》旬刊，1923年起又有刘秉钧等创办的《汉钟》、《南鍼》等刊物。这些刊物在评论陕政和介绍民主主义思潮的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刊登了一些旗帜鲜明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是十分可贵的。第二，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回陕通过各种实际革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前后，陕西旅外求学的一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外省籍共产党员王复生、王懋廷等，陆续到陕西。他们大多以学校为阵地，通过领导学生运动和实际的建党、建团活动，出报纸，办刊物，引导学习《共产党宣言》及介绍《资本论》、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著，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一步和实际斗争相结合，显示出无比的威力。
　　马克思主义在西北的广泛传播，逐渐引起西北地区人民在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陕西的发展，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在陕西的开展，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