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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任学岭 谭虎娃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边区教育的基本状况
  陕甘宁边区在旧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分散的落后的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都很不发达,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荒山遍野,地广人稀,农业粗放,交通不便,农民终日劳动难得温饱。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多;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全区巫神多达二千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记录了1936年7月徐特立向他讲述陕甘宁边区革命前文化教育的状况是:“除了少数官吏、地主、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大批群众由于政治上翻了身,已开始急切要求在文化上翻身”。⑦同时,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也认识到,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的翻身与文化工作的开展是紧密相联的,互为促进的,政治经济翻身了文化工作才能得到开展,而文化工作的开展又使群众的解放更彻底一步。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其中对边区文化教育建设作了详细论述。同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边区文化教育必须努力除去革命前旧制度对于广大民众所遗留的文化落后状态——文盲、迷信、不卫生等现象,必须立足于进步的科学理论基础上,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斗争”。⑧这实际提出了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性质和任务,从根本上划清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的本质区别。
  (二)边区的国民教育
  1.小学教育
  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制定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小学法》,规定边区小学教育的宗旨是“应依照国防教育方针及实施方法以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能”⑨。1941年2月修正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中,对边区小学教育的宗旨进一步规定为:“边区小学教育应依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以促进儿童的民族觉悟,养成儿童的民主作风,启发儿童的科学思想,发展儿童的审美观念,提高儿童的劳动兴趣,锻炼儿童的健壮体格,增进儿童生活所必要的知识,培养儿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⑩
  边区小学修业年限为5年,前3年为初级小学,后2年为高级小学。1940年绥德地区归属边区后,当地小学仍实行六年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两年。
  边区小学的课程,在1938年以前没有统一的规定。1938年初,边区教育厅在《抗战时期小学应该注意的几个工作》的通告中指出:边区小学的课程重心应有所转移。首先是应该注意到统一战线和抗战政治的教育,使学生对抗战的形势和抗战工作有简单的了解。其次就是防空、防毒、反奸、反托匪等。4月,边区第一届三科长会议决议中提出建立统一的课程。规定初级小学的课程是:国语、算术、常识、劳作、体育、唱歌、图画7门。高小课程是:国语、算术、自然、史地、政治、体育、唱歌、图画8门。8月,边区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中规定“小学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11),课程的设置力求适合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使学生一离开学校就可以很好地为抗战建国服务,胜任必要的工作。1944年7月,《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指出,根据地学校的课程,在小学应以识字和算术(主要是珠算)为主要课目,同时也应教些关于战争或生产的技术课。此后,边区的小学课程,就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进行改革的。
  边区小学十分重视教学和训导工作。1938年8月,边区教育厅在《扩大与改进小学的决议》中提出,要改进教学管理方法,要彻底废除学生死读书的古老方法,要运用国防教育的教学方法实行集体的教学,指导学生集体的学习,自动的学习,举行具体的竞赛,提高学习情绪,要彻底废除打骂的传统的教育方式;要依照国防教育的训育原则,实行自我批评和集体制裁,依照民主的精神实行共同立法,共同遵守。(12)1941年修正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中对小学教学和训导工作做了明确规定:“小学教学,应以启发式为主,以讲说讨论为辅”。“小学生活指导以培植民主精神、锻炼集体生活为中心”。“小学生活指导应以民主集中制及自觉纪律为最高原则。”“小学管理绝对禁止体罚。”(13)
  有了正确的办学方针、政策,边区小学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37年边区的小学数为320所,在校学生数为2000人;1938年边区的小学数为773所,在校学生数为16725人;1939年边区的小学数为882所,在校学生数为22516人;1940年边区小学数为1342所,在校学生数为41230人。(14)
  随着公办小学的发展,边区政府开始倡导民办小学。1944年4月18日发布《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提出对小学教育实行民办公助。在延安的裴庄、杨家湾、磨家湾、沟门4处,根据群众的需要与自愿,试办民办小学,取得了成绩。7月,边区教育厅认真总结了这四处民办小学的经验。8月,毛泽东授意边区政府办公厅为《四个民办小学》写了编者按,指出这四个小学共同证实了我们教育工作中四个主要的原则:(1)民办公助的方针是正确的,民办公助缺一不可;(2)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是正确的,边区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生产;(3)学校与家庭、社会结合的方针是正确的,边区的学校应该成为群众文化运动(识字、卫生等)的中心;(4)教员对于一个学校有决定的作用,热心为群众服务的小学教员,是光荣的革命家。到1945年上半年,边区有民办小学1057处,学生16797名,民办小学占全边区小学总数的76%。
  2.中学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中学一般是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后陆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有边区中学、延安中学、陇东中学、公立米脂中学、三边公民公学、子长中学。
  (1)边区中学(简称边中)。边区中学创立于1938年7月。1938年间,一大批年龄较小的中学生和高小学生来到延安求学,当时边区还没有适合他们的学校,于是,创立了边中。校址为延安城内鲁迅小学的一部分校址。同年11月中旬,学校从延安迁至安塞吊儿沟和茨儿沟。边中的任务是给学生以短期训练(半年),培养小学师资和中级文化干部。教育方针是“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智能的新青年为宗旨。”(15)
  (2)延安中学。延安中学创办于1944年8月。由延安大学中学部与延安师范学校合并建成。校址设在延安以东的桥儿沟。学校成立初期,有学生700余人,编为12个普通班,普通班学生中干部烈士子女占85%以上;另设有3个地干班。招收学生的办法,主要采取招考、保送和调干3种。
  (3)陇东中学。1940年前陇东等地为统战区,1940年2月陇东的新政权才开始建立。边区政府教育厅决定成立陇东中学,校址在庆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分别为该校题字庆贺。校长由陇东分区委员会书记马文瑞兼任,副校长是赵长远。学校依据抗战教育的总方针制定了“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抗战建国人材”的教育方针。学校的行政组织,校长以下设教导和总务两处。解放战争中,陇中在转移途中仍坚持办学。1948年3月改为陇东分区党校。
  (4)公立米脂中学。公立米脂中学是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在边区教育厅接办省立米脂中学的基础上重新创办的。省立米脂中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该校创办于1926年(或1927年),原名为三民第二中学(简称三民二中),是中共党组织在陕北的一个活动据点。1939年,在已停办的三民二中的基础上成立了省立米脂中学。1940年,葭(今佳县)、米两县正式归属边区后,边区教育厅接办了省立米中。这年暑假期间,学校发生分化,原国民党省立米中校长营尔斌在镇川打起省立米脂中学的旗号,拉走一部分学生。于是,边区教育厅与绥德特委联合米脂各界绅士开会,决定成立新米中,定名为公立米脂中学,推选马济川为校长。1946年7月边区政府发布命令,调马济川任延安中学校长,徐劲、高成斋分别任米中正、副校长。全国解放后,米中继续办学。
  (5)三边公民学校。1944年春,三边师范与从延安大学分出的民族学院合并,成立三边公学。校址仍在定边。分委书记王世泰兼任校长,卢勤良任副校长。学校设中学部、民族部、地干班等。1945年以后,郭志清、刘若曾、苏孝蒙等先后任校长。1948年4月,学校改名为三边分区干部学校,专门培训区乡干部。
  (6)子长中学。1945年5月,在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的谢子长烈士的家乡子长县(原安定)创办了子长中学。刘端棻任校长,宋养初任副校长。以后,王志匀、赵亚农为正副校长。最初有4个班,1946年增为6个班。1947年8月,在转移途中,学生并入行知中学,教员分别编人绥师和米中。
  边区中学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既坚持课堂教学又注重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除课堂外,还利用课外活动和假期从事社会活动。如配合政府中心工作,组织工作团或秧歌队进行各种宣传,或者直接参与反奸、拥军、征粮、查哨、慰劳军队、优待抗属、检查春耕等活动;或帮助政府作记录、写报告、填表册;或帮助乡村干部宣传政策法令,开展卫生运动以及帮助群众进行社会教育,组织群众的生产等。通过社会实践,不仅使学生加深了对基本知识的理解,而且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减少经济与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又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获取实际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3.社会教育
  1937年起草的《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对实施民众教育的纲领规定为:“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在一定时期(大约若干年)及最低限度(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于40岁以下成年及青年男女及14岁以下7岁以上的男女儿童。”。(16)它的主要对象是不能脱离生产的文盲(儿童、青年、成人)和半文盲。另外,在革命队伍中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政治上很进步,但文化程度很低,识字不多,妨碍了他们的进步与提高。因此,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是社会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社会教育的基本内容有:(1)文字教育。给文盲和半文盲获取知识的工具,使群众具有起码的读、写、算能力。(2)政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和抗战智能,动员群众参加救国实际行动。(3)自然科学教育。使群众懂得防空、防毒、救护常识及生产、生活的一般科学知识。(4)娱乐活动。开展群众性的唱歌、演戏、闹秧歌等文艺活动,使劳动者缓解疲劳,并在娱乐中施以政治、科学教育。
  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根据《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规定主要有:识字组、冬学、夜校、半日校、午校、民众教育馆等,其中识字组和冬学是最主要的两种形式。
  识字组,将社会上的文盲或半文盲,以3至5人为一组,或者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扫盲活动。它是一种最简便、最经济、最灵活的教育组织,是消灭文盲的好办法。每一个村庄巷角都普遍地建立了这种组织,到1938年初,全边区的识字组有9000多组,组员在2.9万人以上,占边区人口总数的6%,比入学儿童多3倍。
  冬学,利用冬季农闲季节进行教学,学期一冬(3个月)或两冬。冬学在寒冷的陕北农村是有着历史基础的。革命政权建立后,冬学就成为农民教育极其重要的形式,它不但是广大儿童的学校,而且是广大成年男女以及许多区乡级干部的补习学校。冬学的校址一般设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多半设在小学附近。冬学的教材一律由教育厅编印,免费供给教员和学生。
  夜校,把白天无时间上学的人组织起来在夜晚开展教学活动。
  半日校,以工作或生产较忙,不能进全日制学校的学龄儿童或青年为对象,一般附设在小学里,采用单级复式教学,学期1年。
  午校,利用午间的休息时间向妇女进行识字教育。
  民众教育馆,是县(市)级社会教育的常设机构,兼有领导机关与实施机关的双重性质。
  (三)边区的干部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两种形式:
  1.在职干部教育
  为了推动全边区范围党政军群众团体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的学习,1939年边区党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边区内凡不识字的党员干部,应一律参加识字组,或由所属机关团体中的支部指定专人经常教学,务期于1940年内完全消灭党员干部中的文盲,达到每人至少认识1000字;由边委出版一个党员千字课本,作为测验标准。各分委、县委应立即精确统计文盲干部总数,于1940年1月报告边委。领导干部在学习中要起带头与模范的作用,建立一定的学习制度。从1940年起,由边委宣传部制定在职干部的学习计划,规定学习材料和派出帮助学习的干部到县委、区委工作。
  1940年10月,边区党委对干部10个月的学习作了总结,发现学习中存在着散漫自流的现象。按原计划规定的分区委、县委一级在职干部于1940年内完成《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两门课程的学习,实际仅有部分地区完成。鉴于这种情况,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文化政策部分又作出加强干部教育的决定。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公开发表,更引起了边区各级政府的重视,并立即行动起来。3月3日,边区教育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执行《决定》的措施和办法,作出如下决议:(1)健全厅内干部教育科,配备得力干部加强领导;(2)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草拟县、区、乡干部教育的具体计划,于本月23日前交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3)准备召开有关部门的扩大会议,交换进行干部教育的意见,便于最近开始实施。会后不久,教育厅又拟定了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对边区一级在职干部教育的组织领导、编制、课程、教材、教员、制度、考试及检查、奖惩办法以及经费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阐述与规定。
  边区在职干部的学习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业务方面:与本部门工作有密切关系的周围情况的调查与研究;与本部门工作有密切关系的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本部门以往的工作经验的整理与研究;本部门工作的历史知识;本部门工作的科学知识;本部门的工作技术等等。政治方面: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时事教育主要有看报,请人讲解时事问题,或以地区或部门为单位,召集干部作时事报告或讨论政治问题等。政策教育主要有,国民政府发布的有关全国性的重要宣言、法令,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中共中央及西北局的一切决定,边区政府公布的一切政策、法令,各厅、处、院发布的命令、指示信等等。文化教育方面:有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常识、社会常识等。理论教育方面:有《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等。当然,在学习中上述科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实际的需要随时随地作调整。
  边区在职干部学习方法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一是上课方式:聘请指导员或专职教员按规定的教材上课。由于课程内容和学员对象不同,大课和小课依实际情况用之。另外还采用巡回上课制,由教员将各小组学习时间具体规定,轮流教课;小先生制,即先教各小组中文化水平较高者,然后再由其转教本组其他干部;共学互教制,即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谁有一技之长,谁就可教人。二是听报告方式:聘请有关领导人作时政报告和业务报告。三是自学方式:个人阅读、研究问题,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和能力。这是边区在职干部学习的基本方法。四是小组讨论方式:一种是采用集体阅读的办法,即由文化水平较高者帮助程度较低、阅读困难者,边读边议;另一种是召开小组讨论会或座谈会,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交流学习经验和心得体会。
  2.干部学校教育
  早在1934年秋,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二郎山创办了陕北特委训练班,1935年改为陕北特委党校,8月又改为陕北省委党校,10月陕北省委党校与中共中央党校合并。1936年4月,陕北省委党校由中央党校分出,培养县、区级干部。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省委党校改称为陕甘宁边区党校。1937年2月2日,延安成立鲁迅师范学校。11月,成立了抗日军人家属学校。1939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工人学校。6月,鲁迅师范学校与边区中学合并,改为边区师范学校。7月,在延安成立农业学校。1940年3月15日,在新郑成立边区第二师范学校,5月6日,在定边成立边区第三师范学校,7月6日,在延安成立行政学院。此外,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短期干部训练班。如党务有区级乡级党支部党小组长、行政村主任及农村中的积极分子等训练班;行政有县级科长、科员、区助理员训练班,专业有合作社、工程、司法、保安、会计、保育、教育等训练班;群众工作有工会、青救会、妇联等干部训练班。还有文化补习班、整风训练补习班、俄文讲习班、征粮训练班、冬学教师训练班等。
  干部学校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一面学,一面做,挖窑洞、建校舍、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缝衣、做饭、砍柴烧木炭等等,如关中师范在1940年挖窑洞14孔,开荒地100亩,烧木炭15000斤,烧柴全部自给。在物质困难的情况下,大家用弹壳和木棍制成蘸水笔,用熏烟制成墨汁,用猪鬓制成牙刷,用核桃制成算盘珠,用石板和沙盘代替纸张,用食盐代替牙膏。这样,既克服了困难,又学得了文化知识,还锻练了革命意志。
  教师分专职和兼职,因情况不同有所区别。如行政学院兼职占92%,而师范和职业学校则专职占多数。学制服从于民族战争和边区建设的需要,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有的进校1-2个月后,就被分配到工作或战斗岗位。中等学校的学制一般是3-6个月。1940年后,规定延长到2-4年(实际没做到)。边区党校,第1、2期均为3个月,第3、4期改为半年到1年,第5期1年半。
  总之,边区的教育事业,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干部教育,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无论在抗日民主的先进教育思想方面,还是在提高国民与干部的文化科学知识的速度方面,都堪称当时全国的模范。
  ① 《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1946年),《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第25页。
  ②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③ 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战争初期的财政政策与方针》,《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年第8期。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生产合作社组织办法纲要》1940年。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
  ⑥ 《新中华报》1937年7月6日。
  ⑦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页。
  ⑧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1页。
  ⑨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⑩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11)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12)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13)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14)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15)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16)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陕甘宁边区史稿/任学岭,谭虎娃编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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