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组成和发展
　　1.留守兵团的组成和发展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当各部纷纷挥师北上抗日时，中共中央军委鉴于蒋介石居心叵测，为防意外变故，决定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第一二零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第一二九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三八五旅的七七零团，共9000余人，组成八路军延安总部留守处。留守处由肖劲光任主任，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0月2日，在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以下，成立东地区和西地区两个留守处，以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鄜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以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二二零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和第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以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淳化、栒邑等县划为西地区留守处，以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欠第七六九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
　　1937年11月2日，总留守处所辖部队整编，八路军各留守部队除了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七零团番号不变外，统一改编为警备第一一八团和1个独立警备营、1个骑兵营，其中第一二零师辎重营、炮兵营合编为警备第一团，第一二九师特务营、第一一五师工兵营合编为警二团，第一二九师炮兵营编成警三团，第一一五师辎重营、炮兵营合编为警四团，第一二零师特务营编为警五团，第一二零师工兵营编成警六团，第一二九师工兵营编成警七团，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改为警八团，第一二九师辎重营改为鄜甘独立营，原七七零团、骑兵营(后于1938年3月28日扩编为骑兵团)番号不变。警备团一律恢复营的建制，东、西两个留守处撤销。11月17日，组建神府(神木、府谷)、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均归总留守处建制，后两延河防司令部于1938年上半年撤销。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留守兵团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和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38年1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留守兵团机构调整和干部任职的命令，并筹建留守兵团司政机关。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绥德警备司令部，陈奇涵任司令员，郭洪涛任政委，毕占云任参谋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10月22日，组建绥德警备司令部，归总留守处建制。
　　1938年3月，日军对边区河防开始发起进攻。为统一边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增强河防保卫力量，4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5月25日，警七团调归第三八五旅建制。
　　1938年上半年，边区留守部队共计有3个司令部(绥德警备司令部、神府河防司令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1个旅(三八五旅)，10个团(警一-八团、第七七零团、骑兵团)，10个保安队(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绥德警备司令部所辖地方武装)，1个独立营(鄜甘独立营)，总兵力1.5万余人。
　　1939年，根据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对边区留守部队进行了一次调整。7月，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拨归留守兵团建制，10月，该团与鄜甘独立营合编为留守兵团直属特务团。8月，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奉命率第七一七团、第七一八团由晋察冀边区恒山地区开赴陕甘宁边区，于10月5日、31日分两批接替绥德警备区的防务，由留守兵团指挥，但建制仍归第一二零师。12月，(以绥德警备司令部为基础，改编为警备第一旅司令部，)下辖警备第三团、警备第八团，调防关中地区。
　　1940年2月，警备第六团拨归晋西北的第一二零师建制。4月，第三五九旅雁北支队和第四支队先后到达陕甘宁边区归建。8月，警备第二、第七团调归第三八五旅建制。10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亦到达陕甘宁边区归建。
　　1940年底，留守兵团部队共计有警备第一、第四、第五团及特务团、骑兵团、警备第一旅(辖警备第三、第八团)、第三八五旅(辖警备第二、警备第七、第七七零团)、第三五九旅(辖第七一七、第七一八、第七一九、雁北支队、第四支队)，连同保安司令部(辖关中、庆怀、神府、三边军分区)各所属地方武装部队，总兵力3.1万余人，长短枪1.5万余支，轻重机枪1077挺，迫击炮17门。
　　1941年5月至10月其间，先后两次对所辖部队进行整编，其中警备第四团、特务团拨归警备第一旅建制，关中军分区改编为关中警备司令部，直属于留守兵团建制。留守兵团直辖警备第一、第五团及骑兵团。整编后，留守兵团辖第三八五旅、警一旅、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关中警备司令部和警一团、警五团、骑兵团等，并指挥第三五九旅。7月，神府河防司令部划归第一二零师建制。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归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贺龙任司令员。6月10日，由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兼晋西北军区、留守兵团机关各一部组成联防军司令部，留守兵团归联防军建制。9月15日，留守兵团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改任联防军副司令员，但对外仍保留八路军留守兵团名义，一直延续至1944年方正式取消。
　　2.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1938年5月15日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署名发布，目的是对付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当时国共合作不久，蒋介石集团即阴谋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破坏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认为，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打击当时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布告重申了以下的基本政策：
　　①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②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③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④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①
　　5月27日，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边区党委联合发出《训令》，要求各级党政军及民众团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检查讨论并制定出执行这一布告的具体办法。6月，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布告的影响，林伯渠和肖劲光联名发出《致全国各界人士公函》，随附该布告，“用备参考”。
　　(二)地方武装的建设
　　1.保安队的建设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将边区各地的游击队、警卫队、独立营等地方武装，按地区集中起来，成立保安部队。边区保安司令部由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周保球任政治部主任。边区保安司令部下辖教导营、警卫连、10个保安大队以及各县保安队，共计5000余人。
　　1938年4月，为了有效地进行保卫边区河防和清剿土匪斗争，统一指挥边区的武装部队，中央军委决定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属的保安部队，统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同时，将保安部队统一改编为独立第一营至第七营和三边骑兵营。1939年又将靖边、安塞保安大队，延川、延长保安大队分别改编为独立第八营、第九营。为了便于统一指挥，集中兵力，形成拳头打击敌人，1940年组编了保安第一团(后改为第四团)和保安第二团。到1941年时，边区保安部队辖有保安第二团、第四团、骑兵团等，总兵力共5299人，有长枪2687支，短枪163支，轻机枪72挺，重机枪3挺，追击炮1门。1942年底，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边区保安部队实行统一整编，部队全部编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
　　边区保安部队在保卫和巩固边区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巩固边区政权的重要支柱。保安部队配合八路军留守兵团肃清了边区的匪患，维护社会秩序，保卫了边区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担负着部分河防守备的任务，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打退了日军对河防的进攻；与边区人民共同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军事磨擦活动，保卫和巩固了边区。边区的保安部队还大力开展部队建设，加强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同时，保安部队还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解决了部分军需用品和衣食自给，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2.自卫军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武装力量除了八路军留守兵团、边区保安部队之外，还有抗日自卫军。抗日自卫军是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抗日武装组织，平时劳动生产，值勤放哨，进行军事训练，维护社会治安，战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及战勤工作。它既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的主要兵源，也是保卫边区的重要武装力量。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共同颁布《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草案)》，对自卫军的性质、任务、从员、编制、武器、纪律、领导等作了明确规定。《条例》规定：“抗日自卫军系边区内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抗日武装组织，同时是抗日的后备军”，“凡边区的劳动公民，自愿执行抗日自卫军的任务与遵守抗日自卫军的纪律，年龄在18岁以上45岁以下身体强健者，均有加入抗日自卫军的光荣权利”。②抗日自卫军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戒备盘查，检查户口，执行军事戒严，除奸肃特，配合主力部队剿匪作战。为使边区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1942年4月1日，边区政府作出了《重新整理边区自卫军工作的决定》，并经边区政府第18次政务会议通过，于4月22日正式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
　　边区抗日自卫军与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保安部队密切配合，在保卫边区河防、消灭土匪、反磨擦等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0年，边区破获的汉奸案、土匪案、伪钞案等近千起都是自卫军参加或由自卫军破获的。在保卫边区的历次较大的战斗中，每次战斗都有自卫军参加，负责运送伤员和给养物资等。如1938年春，在保卫黄河河防的战斗中，延川、延长、固临三县的4000多名抗日自卫军，在数天内赶着1000多头牲口，从前线搬运了近60万斤的战利品到后方。边区抗日自卫军在保卫边区的对敌斗争中，为巩固边区和维护边区乡村社会治安做出了贡献。
　　(三)保卫河防，打退日军的进攻
　　抗战期间，秦晋之间，黄河为界，北起陕西府谷以南的贺家堡，南至宜川以北的圪针滩蜿蜒千里的黄河河防，被称为“千里河防”。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通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通道，也是阻止日军侵犯边区的天然屏障。在这里，日军曾先后发动过几十次进攻，但始终未能越过黄河一步。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日本侵略军兵分几路，直逼黄河东岸。1938年春开始，日军以梅津一一零师团为主力，加上一零九、一一八、二十六等师团，频繁向晋西南、晋西北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进攻，并占领了一些渡口。日军的进攻地，多数是在吴堡县城宋家川对面的山西西部黄河军渡、碛口一带的渡口。八路军留守兵团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从宜川到神府一线千里黄河河防的任务。1938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设立河防指挥部，指挥员肖劲光。留守兵团以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驻神(木)府(谷)地区，守备葭县至贺家堡沿河渡口；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至枣林坪沿河渡口；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接近枣林坪一带的沿河渡口；警备四团(团长陈先瑞、政委罗志敏)驻永坪地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警备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李宗贵)驻延长，守备凉水岩至清水关沿河渡口。为便于统一指挥，还成立了两延、神府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警备区，分别任命何长工、王兆相、陈奇涵为司令员，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留守兵团同进犯河防的日军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主要有以下几次：
　　1938年2月底，日军以其第一零九师为主力西犯，连陷宁武、神池等城及黄河东岸要口军渡，炮轰西岸宋家川渡口(今吴堡县城)，并强渡黄河，被我河防部队击退。3月13日，侵占东岸兴县之日寇第二十六师团一部2000余人，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进抵神府盘塘渡口对岸，先是以飞机轰炸边区河防阵地，接着用大炮猛轰约3个小时，随后开始强渡黄河。河防部队警备第六团等部严阵以待，沉着应战，待敌人拥到渡口渡河时，以猛烈火力袭击渡河之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部队及时出击，猛击敌军侧背，歼敌100余人，日军败退兴县。
　　1938年5月初，日军以1个旅团的兵力，附30门大炮，再次进犯军渡，企图突破河防，占领宋家川渡口，以此为据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河防部队英勇反击，将敌阻击于黄河东岸，日军强渡始终未逞。同时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黄河，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部队密切配合，在汾(阳)离(石)公路沿线袭击西进日军，歼敌1个大队200余人，迫使日军撤退。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后，对边区河防的进攻更加频繁。12月下旬，日军以第一一八师团为主力向西进犯，在占领大宁、吉县、永和后，分三路扑向黄河东岸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渡口，每路约1000余人，在飞机投弹轰炸的掩护下强渡黄河。边区河防部队集中火力猛击强渡之敌船，击沉敌船多只，日军多次强渡均被打退。与此同时，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部队积极配合保卫边区河防的战斗，主动出击日军之侧翼，连战皆捷，迫使日军退却。八路军部队乘胜收复了被日军侵占的土门、黑龙关、大宁、吉县等城镇。
　　1939年5月，日军调集兵力分两路，再次向边区河防发起进攻。日军一路2000余人占领碛口，一路4000余人占领柳林，企图借分进合击之势，夹取黄河重要渡口军渡，进而进攻边区。边区河防部队一部东渡黄河，与晋西八路军部队密切配合，顽强抗击进犯之敌，日军腹背受敌，被阻于汾离公路附近，经过6天激战，日军败退。八路军部队乘胜收复军渡、柳林，攻占汾阳城，给进犯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39年6月初，日军调集2个师团及伪军共3万余人，沿汾离公路西进，以重兵分为两路，企图以宋家川和马头关渡口突破边区河防。日军一路1万余人占领了军渡等地，又以一路1.5万余人占领了碛口等地，于黄河东岸构筑工事，以大炮、飞机向河西宋家川、李家垣等河防阵地及边区其他城镇进行狂轰滥炸，并施放毒气，妄图以此为掩护强渡黄河。河防部队坚守河防阵地，隔河激战，以猛烈的火力击日军于半渡之中，击沉多艘日军强渡的船只，多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河东八路军部队出其不意地猛袭日军侧背，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共击毙日寇160余人，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河防部队一部又渡河乘胜出击，收复李家垣、柳林等地。
　　1939年9月初，日军集结其驻汾阳、离石地区之部队4000余人，大炮30门，占领了军渡等地，构筑工事，并炮击河西宋家川河防阵地，企图长期占领和巩固河东阵地。边区河东部队乘敌立足未稳，主动出击，袭击日军侧背，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我河西河防部队一部渡河迂回至敌后，不断袭扰敌人，迫使日军于9月中旬撤退。
　　由于日军频繁地向边区河防进攻，使得边区河防的形势紧张起来。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1939年9月，中央军委先后调八路军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等部队，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回师边区。10月5日，三五九旅回到陕北，驻防绥德、米脂地区，保卫河防，王震任绥德警备区司令。三五九旅的到来，有力地加强了边区河防的守备力量。
　　1939年11月，日军调集1万多兵力，附大炮30门，兵分四路由晋西大武、离石、柳林等地向碛口合围。日军主力在占领碛口、孟门两镇后，向河西河防阵地猛烈炮击，并以一部2000余人强攻碛口渡口。当日军集结渡口河滩准备渡河时，河防部队第三五九旅主力突然猛烈开火，河防左冀部队警备第六团一部趁机渡过黄河，迂回至日军侧后猛击，经过五小时激战，迫使日军分路撤退。此战共歼日军200余人。
　　1939年12月初，日军集结驻离石、柳林兵力4000余人，炮20余门，再次进犯军渡，炮击宋家川，占李家垣，企图强渡黄河。边区河防部队英勇反击，并派出部队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后，在军(渡)离(石)公路打击日军，日军再次败退，河防部队乘胜收复了军渡、李家垣。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日军对边区河防的进攻虽然不断，但进攻次数和规模明显减弱了。
　　1940年4月初，日军调集离石、临县、中阳、柳林等地部队1万余人，携带大批渡河器材，向河防宋家川渡口发起猛烈进攻，不断地炮击八路军河防阵地，并发射催泪弹、毒气弹以及糜烂性毒气瓦斯弹，妄图以此为掩护强渡黄河。边区河防部队英勇反击，昼夜坚守阵地，多次击退了强渡黄河的敌人。4月4日黎明，河防部队主动出击，炮兵猛击日军的炮兵阵地，三五九旅一部乘机渡河出击，河东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亦同时出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丢弃大炮、渡河器材等狼狈败退。日军经过此次沉重打击，由于晋西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加之华北抗日根据地对敌人的打击，日军后方不宁，顾此失彼，力不从心，遂放弃了对陕甘宁边区河防的进攻。
　　保卫河防的战斗是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国土的重大军事斗争，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保卫河防的军事斗争中，八路军留守兵团在晋西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部队的直接配合下，在边区人民的支援下，采取积极防御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78次，粉碎了日军对河防的23次进攻，使千里河防始终未被日军突破，胜利完成了保卫边区河防的任务。
　　(四)剿匪除奸，巩固抗日后方
　　抗战后，在日伪和顽固分子的收买、勾结、派遣下，边区已被基本消灭的土匪、特务活动又猖獗起来，尤其是土匪蜂起，一度造成边区社会秩序的混乱，他们四处窜扰，奸淫烧杀，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为巩固根据地的大患。所以，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剿匪除暴，安定社会秩序。
　　据统计，当时边区23个县境内，共有土匪40余股，计4000余人，2000多支枪。这些土匪大体上可分两类：一类是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为主的普通土匪；另一类则是有背景的“政治土匪”。他们除了抢劫钱财外，主要是以摧毁边区地方政府机关、破坏中共和群众的组织、刺杀中共党政领导人和军队工作人员为目的。为了尽快肃清匪患，安定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生命安全，边区政府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决定与各地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广泛发动边区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除从经济条件上杜绝匪源外，着重从政治上争取、军事上打击，在军事上采取分区驻剿与集中合击的围歼战术。
　　从1937年11月开始，留守兵团先集中了警一团、警二团、警五团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地区官滩、盐池以北之蜡梁和安边的仓房梁一带，对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3次围剿，先后击毙土匪100余人，马100余匹，缴获枪60余支。在这同时，留守兵团的七一八团在富县以西的黑水寺、张村驿一带，消灭了企图为匪的民团两股，缴获枪70余支。1938年2月以后，留守兵团驻各地的警备团队，与地方群众武装密切配合，采用政治瓦解与武力清剿相结合的办法，布下天罗地网，对大小股匪，继续穷追猛打。经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各地的土匪基本上肃清了。按当时统计，被彻底消灭的土匪有36股，被击溃的土匪10余股，生俘匪徒90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步马枪1700余支，迫击炮2门，子弹20余万发。对那些被捕获的匪首，大都由当地政府进行公审，对罪大恶极者坚决镇压处以极刑。当然，在剿匪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共计伤亡军民700余人，其中有两个团级干部、10多个连排干部光荣牺牲。
　　但是，清匪任务并没有到此结束。1939年冬天以后，“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抢劫烧杀，扰乱边区，祸害群众。这类土匪的抢劫烧杀，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党制造磨擦事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一种变相的武装进攻。因此，这以后的剿匪斗争就同反磨擦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较此前的剿匪斗争要复杂得多，既有军事斗争，又有政治斗争，既要清剿土匪，又要同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