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中心任务的确定
　　为了战胜困难，确定边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和方针，毛泽东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于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和财政工作的经验教训，论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在目前陕甘宁边区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除了经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项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就目前边区条件来讲，确确实实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而教育一项也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①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边区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12月9日，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正式决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工作方针。1943年元旦，《解放日报》新年献辞向全边区人民宣布了上述决定，指出：1943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
　　把发展生产作为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做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这在当时也是极其必要的，因为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这一特殊的地位，使它担负着繁重的财政经济任务。边区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发展生产，就有断送革命的危险。而且边区经济建设也是巩固边区政权的物质基础。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实现自给自足，使人民丰衣足食，才能更好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他们拥护新政权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性，从而才能巩固边区政权。
　　把发展生产作为边区的中心任务也是完全可能的。首先，陕甘宁边区相对和平的环境，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边区隔黄河与日军对峙，不时遭受敌军的侵袭轰炸，同时又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封锁，但从总体上看，边区却处在相对的和平环境之中。其次，陕甘宁边区具备了进行经济建设较为完备的政治条件。边区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正确领导，有先进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并且其大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土地革命，消灭了封建剥削，因此，有了进行经济建设的政治条件。再次，陕甘宁边区具备了进行经济建设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陕甘宁边区虽然经济落后，但边区有勤劳的人民、广漠的土地、丰富的矿藏、茂密的森林，这些都是建设自给经济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总之，陕甘宁边区相对和平的环境、较为完备的政治条件和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使边区的经济建设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二)实现中心任务的各项方针政策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边区政府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财政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这是边区经济建设的总方针，体现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正确关系。“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②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切切实实地有效发展经济才能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保障军民的基本需要。这就纠正了那种不注重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错误做法。在经济工作路线方面，总方针要求从实际出发，发动和组织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在着重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公营经济，以求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资需求。总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是中共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取得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成就的重要保证。
　　“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的方针。这一方针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顺序，突出地说明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为此，边区政府还制定了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实行农业累进税等八项发展农业的具体政策。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边区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这一方针主要是针对边区公营经济的发展而提出的。由于边区的人力物力分散，交通不便，要解决生产和供给困难，就必须调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分散经营”。但是，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就要同时强调“集中领导”。当时规定，凡关系到全边区、全旅、全团供给的事业，同一系统、同一地区的同类企业，在条件具备时，应当集中领导，使计划统一，供销衔接，经营合理，分配恰当，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不过，这种“集中领导”也是相对的，是由边区财经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统一的计划，交给各系统、各单位分别经营，而不是把所有的农、工、商业全部集中于一个领导机关手里。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边区在当时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原则”。
　　“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的方针。这一方针主要是针对正确处理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关系而提出的。边区的经济主要分为民营和公营两大类，发展民营经济可以解决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问题，同时又可以以纳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而发展公营经济则可以解决党政军开支的主要部分，以便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休养民力。在处理二者关系时，边区政府提出应本着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原则，这样就既保证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又照顾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边区政府制定的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符合边区的客观实际，兼顾了不同群体和集团的利益，对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经济因素，推动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干部思想与作风的转变
　　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与作风的转变，以适应边区建设工作的需要。在边区高干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深刻地论述了领导工作的特殊重要意义，指出领导者不能只限于努力工作就算尽责，还必须善于掌握领导的艺术。任弼时在《关于几个问题》的讲演中也专门提出了党的领导作风问题，指出由过去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领导作风，必须迅速转变为完全适应于今天建设时期的新作风。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在生产建设中存在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在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和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革命根据地的环境和特点，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要认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搞好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党员干部必须积极参加生产，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
　　通过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对经济建设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弄通了今天边区应以发展生产为全部工作的第一位，纠正了百端并举，样样都想做模范和轻视经济建设的错误倾向；弄通了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的道理，纠正了不在发展生产上下功夫，只在财政收支上打圈子的偏向；弄通了发展经济的基本方向是农业和手工业，纠正了不合实际的大工业、大盐业、大兵工的计划；弄通了发展经济的基本方法是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组织劳动力；弄通了公营经济应该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纠正了只有集中而五分散或只有分散而无集中的偏向；弄通了经济建设工作是边区和平条件下的唯一中心工作，而总结其经验，研究其规律，则是党政军民各级领导者，尤其是经济工作领导者重要的职责。